給不安的靈魂，和不該被社會化的孩子

      不安的靈魂有很多種可能的表現方式：在自己的嚮往和現實的壓力下困惑或痛苦而不知道該如何抉擇；明知道自己跟別人嚮往的是不同的價值和世界，卻又怕別人異樣的眼光或歧視的眼光，更怕被家人誤以為是逃避、消極、不務正業；對自己的從眾行為（或對現實妥協）感到屈辱、羞恥、不快或罪惡感；當自己的表現不如自己的期待時對自己感到失望、羞愧或痛苦，etc。
      其實，有些人天生就注定不該從眾，他們注定會跟別人不同——不是更優秀，也不是更低能，單單純純地就是不同；如果不讓他們保持跟群眾的不同，他們會不快樂，會痛苦，會生病（憂鬱症或其他精神官能症或精神分裂），會自殺。
      這不是我胡說的，是一位波蘭心理學家兼精神病學家 Kazimierz Dąbrowski 說的。他的人格發展理論如此吸引我，遠超過佛洛依德、佛洛姆、Carl Roger、馬斯洛，甚至還超過我一直很喜歡的 Viktor Frankl——雖然我對這些人的認識都相當仰賴二手傳播。

婚鞋與人生的抉擇

        一個女孩挑好婚紗後，在未婚夫陪伴下走遍台北市，想要找到一雙可以跟婚紗完美地搭配在一起的鞋子。大熱天裡在台北鬧區走了將近四小時，光是一條沅陵街就來回走了不下三趟。未婚夫累得不肯走，準新娘氣得想取消婚約：「陪我一個下午就喊累，憑什麼說要陪我一輩子？」
        可準新郎也有他的道理：「光是這條街你就已經來回走過三趟，你要的款式沒有就沒有，不會因為你多走兩趟它就奇蹟般地冒出來。何況鞋子被婚紗遮住，別人根本看不到。為什麼妳就不能死心地換一雙，而堅持要那一雙根本不存在的鞋？假如連一雙鞋你都想不開，那我這輩子還要陪妳走多少冤枉路？」
        準新娘可以為了一雙鞋而走遍台北，你願意花多少時間去尋找自己一輩子的理想？

三分含糊，七分清醒

        大學畢業那一年狠下心來割捨一切，全心只念哲學。那時候只想要清楚，容不得一絲一毫的含糊。於是，當我懂弦樂的時候，從此放棄練了七年的管樂；當我懂得書法的時候，從此擱下寫了二十年的筆墨，再也不曾重新執筆。
        後來，我從社會學裡學會一件事：社會有它的運作秩序，不因人的主觀而改變；想改變社會，你必須先擱下心裡的感情與心願，絲毫不帶感情地搞懂社會變遷的客觀原則，然後再把感情拿回來，根據你想要的結果去推動社會的變革。於是，當我警覺到社區總體營造有問題時，我離開社造，去推動更基層的社區大學；當我警覺到社區大學遲早會變質時，我離開社大，去扎扎實實地研究 WTO 對台灣農村的影響與因應之道。
        每一次的徹底清醒，都緊隨著一個理想的夢碎。人是不是不該太清醒，帶著三分含糊以便保留心裡的熱清、憧憬與嚮往，帶著七分清醒以免誤了別人的青春，或者困在意識形態的牢籠裡？

真愛，不會後悔

        愛一個人有可能會分手，愛一首詩有可能後來移情別戀；愛故鄉，也許有一天面目全非；愛上一個理想或理念，有朝可能會夢碎。
        但是，愛使人的生命發亮；愛，使人的生命有滋味；光為這一樁，就絕不會後悔——除非，你根本就不曾愛過。
        使人心碎的不是愛，而是不該有的任性、貪執與幼稚，是不懂得珍惜生命裡的稀有——或者說，根本不曾愛過。

歷程與結局

        一個朋友告訴我，他年輕時日以繼夜地工作，節衣縮食地存錢，是為了要在30歲以前創業，50歲以前退休，然後開始享受自己真正想要的人生：畫畫、聽音樂、讀文學與哲學的經典名著。我想起上次他太太的抱怨：「孩子醒著的時候你都不在家，偶而在家又是在睡覺，你知不知道自己多久沒跟孩子說過話了？」
         一個人拋妻棄子、毫無樂趣地活到50歲，等到50歲才要開始享受人生，那是什麼樣的念頭？等到50歲，孩子早已離家，太太早已適應沒有他的人生，他要回家去找誰？假如他可以毫無樂趣地活過30年，其實也就可以一輩子不再需要音樂、哲學和任何人生的樂趣了，不是嗎？更何況，50歲以前可以為了事業而犧牲一切的人，50歲以後真的放得下事業嗎？
        人活著，是為了活著的每一天？還是為了遙遠而不可知的未來？這樣的問題，用很多種不同的方式重複地出現，一再提醒我們要深思，而我們卻好像從來都沒認真地去想想自己要的是哪一種人生。

有什麼值得讀的小說？

        每一個人讀小說的理由都不盡相同，結果他們讀的小說也就不盡相同。
       從大學時代開始，我只讀一種小說：作者本身就是以一輩子的心力在追求靈性的成長，一輩子堅持著理想，並且有能力誠實地面對自己的實踐，看清楚自己的軟弱與堅持，灰心與激情，自欺與盲信，從而隨著年紀的增長而對人性有越來越深刻、寬廣而真切的認識。我想認識的是過去五千年來人類最頂尖、最偉大的那< 0.0001%的人性——我把這些人的奮鬥稱為靈性與高貴人性的奧林匹克運動會，我把他們創下的紀錄稱為「人性的奧運紀錄」。

兩種民主╱經濟制度的抉擇

        有些人可能會說，民主政治就是三權分立的制衡，以及定期選舉的代表制。這樣的說法誤把手段（制度）當目的，而且很容易陷入「用程序正義踐踏弱勢人權」的結果。
        我們必須要進一步問：民主的目的是什麼？
        是整個制度為少數人的利益服務？還是整個制度為所有的人服務？如果我們還記得法國大革命的「自由、平等、博愛」，或許就可以理解，美國的政治制度早已背叛她的立國精神和民主的本意，只有北歐和德、法系的歐陸國家還有資格自稱為民主國家。

我的理想s：生滅與演化（下）

六、理想的生滅與演化：一種理想，無數種面貌
        同一種理想，可以有很多種面貌；同一種學習，可以有很多種心態和結果。
        高一讀柏拉圖的《饗宴》，懷著的是浪漫的情懷（認識一個偉大的靈魂）；十年的哲學生活裡，我還是在念哲學書，但是沒有一絲一毫的浪漫，而是「生死與之」的決絕。高中和大學讀書時，是想辦法從中獲取靈感和觀點；十年的哲學生活裡，重點是學習與進行哲學思索（philosophzing），而不是閱讀。

我的理想s：生滅與演化（上）

        抽象地說，五十歲以後我的理想就是「善待自己、善待鄰人、善待土地」，或者「盡己、盡心、盡興；活出生命最好的可能。」
        具體地說，（1）持續深化我對自己和世界的認知與感受；（2）適時提供家人所需要的支持、提醒和鼓勵；（3）找到資質、熱情與追求的意願（含韌性與持續度）都遠遠超乎常人的人，啟迪他（們）生命的學問（人生哲學與對於生命的深刻感受），以及宏觀的跨領域思考能力（培養接棒的公共知識分子）；（4）跟投緣的 NGO 團體互動，提供他們所需要的思想與建議；（5）其他可以協助弱勢與土地的機會。

現實與理想

        人生最困難的課題，莫過於現實與理想間的矛盾：我們希望有很高的收入和社會地位，讓身週的每一個人都羨慕、敬佩，甚至於連父母都臉上有光彩；但是，我們又不想要成為金錢的奴隸，「贏得全世界卻賠上自己」。
        汽車後面的保險桿上流行一個貼條：「事業的成功，不能補償家庭的失敗。」但是，現在到處都可以看到失敗的家庭：夫妻不合，親子生疏；收入有餘，卻不知道如何安頓心靈。至於理想呢？到了四、五十歲的年紀，除了極少數的男人還有事業上的野心之外，絕大多數人都已經喪失掉對生命的熱情與憧憬，只知道什麼叫做「生活上的享受」。人活了半百，一旦失去了對生命的熱情與嚮往，會不會活著的只是一個沒有靈魂的肉體和慾望？這樣的人生有什麼意義？很少人敢認真去面對這麼一個質問！

剛剛鐘聲敲了幾響？

        假如你不知道剛剛鐘聲敲了幾響，是因為太專注地活著，以至於沒覺察到鐘聲？還是不知不覺地活著，無感到近乎一個植物人？
        你不願意成為植物人，為的是什麼？美食的樂趣？逛街瞎拼的樂趣？炫耀配偶和子女成就的樂趣？妝扮嚴整，一身名牌，自以為路人都在看你的樂趣？自滿而寂寞地在豪宅中，等待夜歸或不歸的人，又為的是什麼？
        忙亂了一天，深夜上床卻睡不著，回憶白天的經歷，單調到跟已經逝去的上百個日子沒兩樣，以至於跟過去的記憶模糊成一片的蒼白；有些浮現在腦海裡的片段，甚至不確定是今天發生的？昨天發生的？還是過去近百個日子裡的某天發生的？
        這樣的日子，為的又是什麼？這就是你要的「人生」？

你在找的是工作？職業？生涯？志業？還是天職？

        在中文裡，職業、志業與天職是三種涵義截然不同的詞，有著截然不同的訴求。但是在很多人的字典裡，job=career=vocation=calling=職業，好像沒什麼差別。
        其實，在較講究的英語脈絡裡，job、career、vocation 和 calling 這四個詞也有很嚴肅的差異，反應著一個人面對「職業」時所懷的宗教信仰、哲學（價值觀）與人生觀，也反應著西方文化傳統的深刻度與豐富的層次性。
        哈佛大學的 Timothy Butler 博士就是其中一個典型的例子，他曾很認真地說過：vocation 和 calling 遠比 job 和 career 更重要。
        這裡頭到底有什麼值得認真分辨的？Timothy Butler 到底在意的是什麼？

我們能從別人的後悔學到什麼？

        許多年輕人怕做錯決定而終生後悔，因此「如何抉擇」變成許多人關心的問題。而網路上也應運產出一堆「X 歲之前必須做的 Y 件事」等文章，以及「臨終病人最後悔的 N 件事」。
        這些資訊會不會是以偏概全？它們真的能幫我們減少後悔的機率嗎？
        心理學界也頗關心「人為什麼事後悔？為何後悔？」這些相對地「客觀」的研究成果，是不是比較能夠幫我們減少後悔的機率？
        還是說，人與人的差異（價值觀的、能力的、機緣的）遠大於統計數字所能告訴我們的，因而我們得用別的辦法來面對「抉擇」這一件事？
        先讓我們看看同一個心理學家的兩份實證研究報告。

人生真能永遠無悔嗎？

        托爾斯泰晚年寫了一部很薄、也很感人的小說《伊凡‧伊列區之死》，探討一個問題：「 人一生中真正值得去追求的究竟是些什麼？」
        伊凡‧伊列區是個高等法院檢察長，有一個人人羨慕的漂亮太太，交往的都是彼得堡的上流階級和貴族。他從小聰明伶俐，善於察言觀色，也善於應對逢迎。因為出身貧苦，所以從小就力爭上游，立志要出人頭地。
        他順利地拿到人人稱羨的大學文憑，進入法院後比別人更用心辦案，也擅長交際，所以就比同事更快地獲得各種升遷的機會。在人生最高峰的中年時，他和愛慕虛榮的太太搬進了彼得堡寬敞的豪宅裡，開始用心佈置這個家。就在掛窗簾的時候，他從高高的梯子上摔下來，從此臥病不起。
        他終於開始有時間去深思：「活著，為了什麼？」卻因而發現他的一生都只是在按照別人的期待而活，而從不曾想過自己能否有更值得的選擇。最後，他認定自己的一生不值得，卻已經來不及後悔了！

困境與抉擇

        許多同學應該都還記得聯考前夕的焦慮：差一分可能就要掉好幾個志願，甚至於一生的命運從此改觀！到了大四，這種焦慮可能更強烈而複雜：到底要先當兵、就業，還是先考研究所？我就經常碰到學生充滿焦慮地問我這些問題。可是，這些焦慮實在是莫需有的！譬如，我的兩個孩子國中成績都沒有到「就算失常也穩考得上」的程度，但是我和兩個孩子就都不曾在聯考前夕真正地焦慮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