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學畢業那一年狠下心來割捨一切，全心只念哲學。那時候只想要清楚，容不得一絲一毫的含糊。於是，當我懂弦樂的時候，從此放棄練了七年的管樂；當我懂得書法的時候，從此擱下寫了二十年的筆墨，再也不曾重新執筆。
後來，我從社會學裡學會一件事：社會有它的運作秩序，不因人的主觀而改變；想改變社會，你必須先擱下心裡的感情與心願，絲毫不帶感情地搞懂社會變遷的客觀原則，然後再把感情拿回來，根據你想要的結果去推動社會的變革。於是，當我警覺到社區總體營造有問題時，我離開社造，去推動更基層的社區大學；當我警覺到社區大學遲早會變質時，我離開社大，去扎扎實實地研究 WTO 對台灣農村的影響與因應之道。
每一次的徹底清醒，都緊隨著一個理想的夢碎。人是不是不該太清醒，帶著三分含糊以便保留心裡的熱清、憧憬與嚮往，帶著七分清醒以免誤了別人的青春，或者困在意識形態的牢籠裡？
還是說，三分清醒以免犯下終生挽不回的悔恨，七分含糊以便活在熱情酣暢，志氣昂揚的精神世界裡？
笛卡爾帶著七分清醒寫下《沉思錄》，他以為救了基督教世界的信仰，其實卻用懷疑結束了中世紀堅定不移的信仰。康德帶著九分清醒寫下《純粹理性批判》，他以為自己為理性的能與不能奠定了無人可以撼動的礎石，也讓神的存在永遠不受理性的質疑，實際上他卻結束了希臘開創的形上學。維根斯坦寫下《哲學探索》，帶給我一個根本的問題：假如我們連自己在說什麼都搞不清楚，如何用這含混的語言去釐清任何真相？
讀過維根斯坦，釐清了思辨性語言必然的矛盾與扭曲，我放下一切思辨的哲學。
希臘哲學的企圖很偉大：探索一切現象背後的真實世界（實體），可惜這個企圖超過人類的能力太遠（就像康德論證過的那般），我們只好放棄；康德的批判哲學很偉大，想要釐清理性的可能與不可能，可惜人類的語言太含糊，我們也不得不擱置那個偉大的夢想。
我們被倫理學家 Adam Smith 欺騙了一次，看不見的手並沒有真的把人的自私變成互利的行為。後來，我們又被馬克斯騙了一次，無產階級根本不願意團結在一起，只有 1% 和 9% 的人願意團結在一起，而剩下的 90% 則彼此欺壓，總以為自己遲早會變成 9%，乃至於 1%。然後，我們又被芝加哥學派再欺騙一次，富人先富起來之後，我們變得更貧窮，而不是更富裕。
你把女人（或男人）從頭到腳、從裡到外徹底地看清楚，就再也不會有愛情。你把世界從頭到尾看清楚，就不會再有理想和熱情。
你要真相？還是要理想與熱情？
後記：
我把「糊塗」改為「含糊」，因為要想脫離意識形態的牢籠，就不可能糊塗，頂多只能帶著一點含糊：會傷人的事還是必須要去細究清楚，只是不過分在意理想的可能與不可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