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在2015年公布《中國製造2025》的十年綱領，鎖定人工智慧、機器人、新能源汽車、綠能等十大重點產業。那時候很多歐美評論家都把它當大內宣，不曾在意。《華爾街日報》在2024年四月刊出 "China Shock 2.0 Will Be Different"，向歐美示警：「中國製造」已經從低端的代工往技術性產品移動，並即將以價格優勢侵蝕歐美產品的全球市場。那時候很多評論家還懷疑那是危言聳聽。到了2026年，許多歐美頂尖公司（福特汽車、VW等）和德、法媒體都認真地把「中國製造」看成是一種歐美製造業「生死存亡」的威脅（延伸閱讀）。
波灣戰爭以來，能源專家預期油價會飆漲到每桶200美元，結果卻幾乎都在每桶100美元以內。專家最後才發現：首要原因是中國的進口石油量銳減，為全球解圍（見此）！
想要了解今日（與往後）的全球大事，你不能不瞭解中國！
然而想要了解中國，極其困難。一方面中國太大，人口太多，內部歧異性太龐雜，很難全面性地認識她，反而太容易以管窺豹（只見一斑）又同時以偏概全。更麻煩的是，論者眾多，各持立場，即便是討論單一事件（管窺的一斑），都經常極其嚴重地以偏概全，甚至誇大與扭曲事實。
了解中國，談何容易
有一段時間我常看 YouTube 上面的訪談節目 Uncommon Knowledge，主持人 Peter Robinson 拿到過牛津的學士和史丹佛的管理碩士，貌似熟知歷史典故與名言，我曾一度誤以為他是歷史學者（事實不然）。不過，較重要的是，他訪問的對象基本上都是胡佛研究所（Hoover Institution）的訪問學者，訪談的內容經常是以受訪者剛出版的一本專書為焦點（書不是隨便寫的，通常有長期、貌似紮實的研究基礎）。因為訪談基本上是一本硬底子專書的精粹，時間成本效益很高，所以剛開始時我很喜歡。但是看多了之後，就發現受訪者的政治立場鮮明地偏頗（偏美國保守派和極端保守派），後來就不再看這節目。
還有一段時間我會看另一個跨黨派智庫「戰略暨國際研究中心」（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CSIS）的節目。這個智庫素負「跨黨派的中間立場」之名，且講者的論述往往具有紮實的事實（實證研究）基礎。不過，後來我還是覺得講者對事實的解讀和詮釋往往過分「美國中心」（美國觀點及捍衛美國利益），不夠超然。所以久了之後就興趣缺缺。
另有一段時間我曾陸續聽了多則袁莉（出身中國而移居海外的媒體人）的「不明白播客」，主因是受訪者通常是出生於中國且熟知中國內情的海外學者、專家，因而可以補美國學者之不足。但是後來發現袁莉自己就有太鮮明的政治立場，受訪者也往往有過於鮮明的政治立場，使得他們的論述往往不夠平衡、周延。再加上有許多集的變因技術太差，播出的錄音含混到不知所云，所以後來也就不再追蹤。
不過，最近我終於找到兩個很喜歡的頻道。其中我最推薦的是哈佛大學費正清中國研究中心（Fairbank 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的「Critical Issues Confronting China Series (中國大問題) 」系列演講錄影。我最喜歡的是：我聽過的數場演講都能嚴守學術研究的嚴謹性（不負哈佛大學的學術盛譽），言必有據，且觀點（立場）客觀、持平（盡可能在講題所劃定的範圍內嚴謹衡量所有可能的重要觀點和事實）；評論者也通常是該議題的傑出學者，且評論時通常能直指演講者所忽略、不足或有待商榷處，不會刻意規避（不過有些出身中國的學者在評論時還是帶著華人社會「隱惡揚善」的慣習）。因此，聽起這些演講我最感到輕鬆自在（不需要繃緊神經隨時防範講者的偏頗立場與誤導），且收穫滿滿（演講內容往往是以數年至數十年的紮實研究為基礎，擇其精要；而評論者也往往精簡而一針見血地直探其不足）。
另一個頻道是原屬新加坡政府機構的「新加坡傳媒機構」（簡稱「新傳媒」，英文簡稱 MediaCorp Singapore，縮寫 MCS），她的首要關注議題是「了解亞洲」。我看了好幾部紀錄片與深度報導（日本、東南亞與中國），都覺得很能從當地觀點與受訪者觀點出發，而不是從外來者的角度出發（很吻合紀錄片的核心精神）。這些報導雖然不像費正清中國研究中心的演講那麼深入、嚴謹，但已經是我看過的中文與英文媒體報導中的佼佼者（下文會介紹其中一個「中國人偷渡美國」的紀錄片）。
接下來，本文嘗試著從我接觸過的資訊中極簡地勾勒中國產業、科技與經濟發展粗略輪廓，用以舉例說明中國面貌的龐雜歧異，難以「一言以蔽之」。
「舉國體制」vs 市場機制
經濟學界對於由國家主導的產業發展意見分歧：J Stiglitz 認為美國政府的公共研發所帶動社會利益（有擴散作用）明顯超過私人企業的投資（有保密嚴防擴散），芝加哥學派則紛紛認為政府不受市場盈虧的獎懲，注定會效率不彰。
證諸事實，日本戰後的經濟發展迅猛，一般都認同是通產省菁英規劃與協調有方；但是日本後來在資訊產業的失敗，一般也認為是通產省導引方向錯誤（集中資源發展大型電腦與硬體而忽略個人電腦與軟體）。
人類的任何社會行為（經濟、教育、婚姻，etc）都受到太多有形和無形的因素影響，幾乎都不是實證研究和簡潔的理論模型所能有效掌握的（即便只是企圖勾勒其梗概而不計其細節，也通常是掛一漏萬，以偏概全），更遑論「跨越時、空、族群與文化」的「普世定律」。
睽諸中國的各項發展，亦然。她可以傾盡舉國之力去發展電動車、綠能、機器人、無人駕駛等產業，並且「超英趕美（甚至超英超美）」地後來居上。她也可以傾盡舉國之力發展高速鐵路網絡，卻蓋出許多嚴重超支的路線和許多門可羅雀的鉅大車站。她成功的時候，舉世震撼；她失敗的時候，淪為笑柄。
私人企業豈不也是如此？通用汽車（GM）是全球第一個跨國公司，曾經匯聚全美最頂尖人才，創新無數經營模式（定期更新的車型設計、分期付款、品牌策略、工業工程，etc）。當長期擔任其CEO的 Alfred P. Sloan Jr. 退休後發表回憶錄，一份書評說：這本回憶錄等於當代企業管理發展史。然而它卻在 2009 破產重組，一份媒體的報導說：當一個劃時代的巨人倒塌，會轟然巨響，而不會寂然無聲。
「舉國體制」貌似豪賭，但是統計學的精算不就誕生於對賭博的機率估算嗎？「舉國體制」的效率會不會因為長年浸淫「熟能生巧」？其實這是一個經濟學與社會學上很有趣，很值得深入研究的課題。
專研國際關係與國家安全的 Jennifer M. Lind 教授就曾在費正清中國研究中心給了一個專題演講，講中國的「Smart Authoritarianism」（有中文字幕），演講中給出許多客觀的證據，顯示中國確實已經在許多高科技領域裡打破了經濟學界普遍相信的「鐵律」：「獨裁政權與舉國體制只能模仿先進國，而無法在技術的創新擠身全球前緣」。不過，就像與談人（評論人）提醒的，中國並非在所有科技領域都已擠身全世界前緣（譬如多種特殊合金與純矽晶等材料科技）。此外，任教於華盛頓大學法學院的臧東升教授（在中國唸完碩士後才出國）在費正清中國研究中心的專題演講（"The Great Leap Forward to AI Supremacy in China"，有中文字幕）就指出中國在科技創新上有許多體制性障礙（包括高科技人才與創業家往往會想要出走等）。
不過，中國各地方的「斷尾樓」和「鬼城」無法跟中央的「舉國體制」相比擬：後者可以「不惜一切代價」地持續投資到成功為止——尤其是在注定會有未來的製造業產品和技術上（注：美國矽谷的發展，早期就是完全仰賴美國國防部的鉅額合約挹注，直到成熟後才擴散、轉型成為民生產業。）；前者投資錯誤時卻會有斷尾的風險。
一組對比鮮明的案例是：為了開發中國的大西部，中國「傾舉國之力」在重慶投入龐大資源，使得重慶在 CNA 的深度報導（"Why China Is Spending Billions Moving West"）裡展現出令人震驚的新風貌；然而澳洲電視台「第九頻道（Nine）」也曾播出中國鬼城的報導 "Inside China's eerie empty megacities"。
此外，即便「舉國體制」的政策目標達成了，所付出的有形與無形成本可能遠超出中國內外絕大多數人的想像。譬如廈門大學的兩位師生就在一篇論文 "重慶模式的經濟維度" 裡指出：「重慶的實踐導 致民營經濟困難、債務風險嚴重和政治社會危機」。
然而我也在十數年前就跟一位訪客說：「中國模式不一定會成功，但經常足以將世界搞垮」。譬如，中國的電動車產業與手機產業，就是從一開始就注定「必然成功」，必然超越韓國，甚至威脅（或超越）日本、德國與美國。
從電動車產業看中國的「舉國體制」
錢學森在1987年就提議「直接進入新能源汽車的新時代」，以便兼顧未來環境與能源的戰略規劃。1992年和1993年又兩度建議「中國汽車工業應跳過汽油、柴油階段，直接進入新能源階段」，以及「民用汽車一定要電氣化」。
2000年的平安夜中國科技部力邀任職於德國的汽車工程、產業專家萬鋼回國擔任國家「863計劃」電動汽車專項首席科學家兼總體組組長。科技部又於2001年宣布啟動電動汽車「三縱三橫」的研發布局（燃料電池汽車、混合動力汽車、純電動汽車三種整車技術為「三縱」，多能源動力總成系統、驅動電機、動力電池三種關鍵技術為「三橫」）。在這大架構下，各大學與國營企業分工合作，齊力發展。
我在2000s初年看到一則 National Geographic 的深度報導節目，當下立即判斷：中國一定會在汽車產業上急速地「超英美、趕日德、遠勝韓國」。追憶既往印象（模糊而不必然精準，但大致不離譜），中國的舉國體制非常地嚇人：（1）在傳統汽車方面，以專屬團隊搜羅先進國所有已過時的汽車引擎專利，加上團隊巧思，設計、製造出可供國內共用的汽車引擎；同時引進日本與德國汽車生產線，促進日韓生產技術在國內的擴散；再以超低的價格優勢在非洲等第三世界席捲市場；（2）純電動汽車方面，北京清華和上海交通（及其他大學）各有一個專責研發團隊，目標是設計出成本低於一萬人民幣（？記不得確實數字）的純電動車，同時藉此偵測中國自主研發項目的最大弱點（以便從國外以「專屬授權」等方式購買所需專利、技術；其中電動汽車的控制晶片最終由清華大學所屬的紫光公司向荷蘭的ASML購得）；（3）經貿部門副部長級人物突擊日本 TOYOTA 在中國的總廠長，以「德國 VW 已核准在中國設立混合動力汽車生產線，TOYOTA 是不是也有類似計劃」「脅迫」TOYOTA 在中國設立混合動力汽車生產線（當時屬日、德最先進車款與技術），以便藉此學習（擴散）日德相關車種的設計與技術。
後來，果然中國的汽車很快地席捲第三世界，並進而席捲國內較低端的市場，然而逐步上升。而當舉世電動汽車的基礎設施（充電站）仍不普及的階段裡，中國直接利用國家的力量補貼電動汽車採購者，普設充電站，從而迅速提升中國電動汽車的國內市場和佔有率。最終，她不但已經在純電動車（蓄電池）上威脅美、德、日頂尖汽車廠，未來還有機會在燃料電池技術上佔上風，繼續管領風騷。
為什麼是汽車和手機？
汽車是所有耐久財（設備，單價相對地高）中消費量最大的（因而總產值最大），手機則是消費財（壽命短，更新頻率高，銷量大）中單價最高的（因而總產值最大）。因此，我早就預期這兩個市場是「兵家必取」的重鎮。況且它們的產業鏈長，可以帶動的相關產業、就業、產值極其可觀。中國只要以舉國之力攻下這兩個重鎮，就可以抵得過無數「地攤經濟」。因此，中國可以用國家的所有資源去長期支持它們的發展（甚至不顧過程中的許多弊端或錯誤），直到它們羽翼豐滿，不但可以自給自足，還可以回饋國家（通過營業稅與所得稅等）——絕對可以用凱因斯理論將此舉正當化。相較之下，韓國的汽車與手機雖然可以通過官商勾結而獲得許多國家的保護、支持，但其規模絕對比不上中國的舉國體制。因此，韓國必然會輸給中國，連最強的日、德都飽受威脅。
舉國體制＋多元創意＋殘酷競爭
更何況，舉國體制還可以融入各種「優勝劣敗」的競爭機制（資本主義市場機制的首要優點）：多個大學研發團隊彼此競爭，多個國營機構彼此競爭，多個省市同時支持同一個產業並彼此競爭（金刻羽稱此機制為「市長經濟（mayor economy）」，並且言如其實地說：中國的競爭機制遠遠超乎歐美所能想像，表面上「供給過剩」，最終可能是「唯有歷經殘酷競爭而存活下來的企業才有能力在國際市場上屢戰屢勝」）。
事實上，中國的孩子從上小學之前就已經在近乎「慘無人道」的競爭下生存，受不了的人只能遷居香港、海外。
此外，許多人刻板印象中以為極權體制是「一人號令，天下皆從」，這個想像距離中國的事實極端遙遠。任職於哈佛大學甘迺迪學院的戴凡博士就曾在費正清中國研究中心給了一個專題演講 （"Decoupling crisis: Subnational Climate Action and China's Domestic Coal Challenge"，有中文字幕），指出宏觀統計數據裡中國的碳排數據與能源數據有好幾處鮮明的矛盾，反應的是各省在碳排政策與能源政策上差異懸殊，而其原因則是各省必須考慮自己的自然資源優勢（劣勢）、傳統工商產業與轉型的機會、碳排政策與能源政策對經濟發展、勞工失業（轉業）與省政收支平衡等極其複雜的現實條件，因此中央一個號令下來，各省必須根據自己的現實條件去應變，不但不可能步調齊一，甚至有些省根本只能跟中央背道而馳。
民國38年彈丸之地的台灣總人口740萬，最極權的蔣介石一聲令下，照樣不可能全台動作一致地行動。況且是人口14億且各省在各方面都差異懸殊的中國？
更何況，就像我在不久前的網誌裡提過：哈佛大學史學教授William Kirby（柯偉林）在接受曾在費正清中國研究中心的訪談（有中文字幕）時一再強調：中國的經濟發展仰賴三種力量：民間企業家利用體制所允許的空間和時機去發會創意，各省縣主委以其創意開闢體制所允許的格局與契機，最後才是中央政策的拿捏對地方與企業家所形成的引導、支持、管制與活動空間等。只要是像 William Kirby 那樣札札實實地帶著大批研究生去做過六十個以上的個案研究，就會發現媒體上所謂的「中國如何如何」根本就是極其模糊攏統的概論，完全沒看到（不足以呈現）中國內部實際的複雜性、多元性、歧異性與驚人的反差。
那些舉家遷移的人
美國人往往會自豪地說：當中國人紛紛冒著生命危險偷渡到美國時，就足以證明中國遠不如美國。
事實呢？很多偷渡客對美國的嚮往是幻想（成功偷渡後就後悔了），有些人是低估偷渡過程的風險。具體事實呢？有兩部 CNA 的紀錄片（或者說3+2 部紀錄片）很值得看看。
這個系列的紀錄片裡，前三部（ Walk The Line - Part 1/3、Part 2/3、Part 3/3）是講中國的偷渡過如何從中美洲一路沿著毒梟走私毒品的路線歷經數國而非法進入美國邊境的故事，這個過程充滿風險，女性可能會被強姦、拐賣去賣淫，所有人可能葬身叢林與浪濤，有些人即便到達美國邊界也還是後悔了（美國的邊境城市落後且謀生不易，還不如留在國內），有些人半途就後悔了（差點全船覆沒）。後兩部（Walk The Line: ICE Nation - Part 1/2、Part 2/2）是講偷渡客出發時拜登的政策較寬鬆，到達美國後卻遇上對偷渡客極端惡意的川普2.0。前後五集都是出生於重慶的杜唯為 CNA 拍的，是品質極高的紀錄片（也難怪製作人兼導演杜唯屢獲此類獎項）：可以清楚看見偷渡客的各種不同理由和心境變化，也可以清楚了解他們所冒的險多麽嚴峻，以及路途上所涉及的社會與政治梗概，相當豐富、精要且立場客觀，觀點相當周延。
根本問題：中國太大，治理太難
當代社會太複雜，遠超過任何明文化的制度所能規範，以至於民主政治、社會主義、無產階級專政、禮運大同篇等都只能當作是一種期望、理想，而不能當作必然實現（甚至必然會力求實踐）的現實。
反之，川普2.0很爛，不代表未來的美國總統都必然同等爛；毛澤東晚年很壞，不代表集大權於一身的中共總書記必然都會一樣壞。
更何況，以中國之大，人口之多，差異之懸殊，不只無法以任何制度加以規範，更無法以任何現成的理論去講述、概括和理解。
十幾年來我努力了解中國，結果是比一般人多了一些對中國的了解，卻也同時深深體會我只了解中國的零星皮毛，絕對不敢據此妄議中國。
附記：一個值得認識的人，和一段值得聽的演講
澳洲前總理 Kevin Rudd（中文名字「陸克文」）是一個很值得台灣人認識的人。他大學時主修中國文學及中國歷史，畢業論文主題是中國民主運動，畢業後進入外交部，三年後派駐北京。他能講流利的中文，曾經在總理任期內跟時任國家副主席的習近平用中文對話，因而警覺到這個人（習）可能會是主導中國並且對世局有深遠影響的人。
後來他在政壇上一再失利後，為了逼迫自己有系統且深入地研讀習近平發表過的所有文字（內部講話、對話講話等），理解其思想，而在2017年以60歲高齡赴牛津大學攻讀博士（放下總理身段），論文主題是習近平思想，並於2022年取得博士學位。
他曾接受 Times 記者 Ezra Klein 的訪談（"What Americans Need to Understand About China"），談習近平的思想與大陸的概況（這是英文的對話，有自動產生的英文字幕）。可惜，囿於他曾在2023—2026年擔任澳洲駐美大使，許多問題不便深談，因此這個訪談對許多問題的探討不夠深入。此外，他預言 2028年習近平有機會因為誤判形勢而攻台，似乎高估中共中央軍委會從「七人只剩兩人」的局面獲得有效填補與作戰實力。不過，總體而言，他的研判還是有許多值得參考之處。
不過，我最感慨的是：一個澳洲政治人物願意認真讀完習近平所有形諸文字的思想，台灣有志競選總統的人卻很可能都對習近平近乎一無所知。這樣的台灣，真的有如在玩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