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爾斯泰的著作裡，我最愛的是他晚年的短篇小說。但是，有些人卻認為他的短篇小說都是一廂情願地在宣揚基督教的愛，非常地「教條」。會有這種想法的人，很可能都不了解托爾斯泰的生平，也沒看過他的長篇小說（《戰爭與和平》、《安娜• 卡列尼娜》、《復活》）。
如果跟佛洛姆（Erich Fromm，1900—1980）的《愛的藝術》（The Art of Loving）比起來，佛洛姆的著作直接在呈現他的思辨過程與內容，所以讀起來很理性而富有論證的線索；而托爾斯泰則是通過他的人生實踐和自省來進行思辨，通過一系列小說來呈現他對人性的觀察與思辨後結論（摘要），所以不容易從表面上直接看到他內心複雜的思辨過程，而需要讀者自己進一步去玩味與揣摩作者背後隱藏的思辨過程。
表面上看起來，佛洛姆的著作比較理性，而托爾斯泰的著作則欠缺理性而顯得熱情過頭，甚至非常地「教條」。其實，當你真正懂得一個偉大的作家時，很可能會發現，在他們身上理性與感性是互為表裡的，很少會是只有其一而缺其二。
其實，即使在21世紀，要找到比托爾斯泰更具懷疑精神的人，恐怕不容易；要找到比托爾斯泰更反對教條主義的基督徒也很難——譬如，他就跟小女兒說，舊約不過是童話故事（fairy story），不需要信以為真；此外，他還因為堅持拒絕東正教的核心信仰「教徒可以為沙皇（上帝在人間的代理人）殺人」，因而被奪除了教藉。
要像托爾斯泰這麼認真地活，這麼認真地想要活出生命最終的意義，且絕對不含絲毫自欺，也很困難。
一、過程的指引和陪伴——理性思辨所欠缺的功能
雖然我年輕時就讀過《愛的藝術》，也認同許多佛洛姆的主張，真正感動我的卻是托爾斯泰——或者說，真正感動我的是一個人生命實踐的過程，以及他最終願意以生命去實踐的信仰；至於理念與哲思，富有啟發性、說服力與參考價值，卻總是在我年輕的心裡留下許多的疑問。
「說的是很有道理，但這些道理究竟只是言之成理，或一廂情願的想當然爾，只能嚮往而不是人做得到的？還是真的屬於人能做到的？」「假如這些主張真的是人所能具體實踐的，那麼是一讀懂（想通）就馬上有能力實踐？還是需要通過複雜的過程，一一克服許多人性的軟弱，才有辦法終於一點一滴地慢慢實踐出來？」
也就是說，像《愛的藝術》這樣重思辨的書（佛洛姆的心理學其實富含他從猶太教義、馬克斯人文主義、法蘭克福學派的哲學與社會學內涵，而不是單純的精神分析和心理學），或許可以啟發（說服）我一些關於愛的觀念與「最終境界」，但是當我做不到書裡所揭示的觀念（境界）時，我只能無助，或者厭惡自己的軟弱，而不知道是不是該放棄實踐的努力。
反之，在托爾斯泰的一生著作和心路歷程裡，我不只看到值得追求的人生最終目標，我也看到托爾斯泰反覆地跌倒，反覆地被自己的軟弱擊敗，反覆地陷入絕望與虛無，以及他如何隨著年紀的增長而一一克服自己的軟弱與虛無，終於在晚年建立起他堅定不移的信仰。通過這個過程性的理解，我才能夠在遍體鱗傷且看不到未來的年輕時期，不畏艱難、軟弱與一再地失敗，在將近十年的黑暗歲月裡克服一切的艱難，堅持追求理想與提升自己的努力，而終於在40歲左右建立起我自己的生命信念。（關於托爾斯泰的人生摘要，參見本網誌的〈托爾斯泰小傳〉（1）、（2）、（3）、（4）、（5））
卡謬曾經近乎絕望地感慨：「生命，只有方向，沒有道路」。如果只有思辨，而不知道任何人生命實踐的具體細節和過程，誰能真的克服實踐過程一再跌倒、失敗的軟弱與困頓？
托爾斯泰不只讓我看見他的生命目標（方向），也讓我看見他走過的軌跡，讓我對於自己可以有較務實的期待（30歲的虛無，40歲的初立信心，50歲的分辨現實與理想，60歲的知己與知人，etc），也可以在過程中具有信心和指引。
托爾斯泰帶給我的這一份陪伴，不是哲學和思辨性著作所能取代的——雖然托爾斯泰的著作也無法取代哲學和思辨性著作協助我建立的自我釐清。
二、閱讀托爾斯泰的竅門
我之所以能夠在托爾斯泰的著作裡得到這麼大的引導和支撐的力量，是因為我不僅把他的小說當虛構的故事看，更把他的小說當作他個人內心的成長史，以及他對人性的豐富觀察。
首先，我是把他的小說案寫作次序逐一研讀，而不是不按次序地跳著讀。其次，我鉅細靡遺地在注意他每一個階段所刻畫的人性細節，以及他們對生命意義所懷的態度。譬如，《戰爭與和平》裡的兩個男主角（安德來公爵與皮耶爾）都是托爾斯泰本人的化身，這兩個角色都在刻畫托爾斯泰40歲以前內心的虛無，欠缺自制能力，以及遍讀各種經典與嘗試神秘主義而失望，除了對大自然的愛之外什麼都無法肯定。
《安娜• 卡列尼娜》發表於1877年（托爾斯泰49歲），小說裡的列文刻畫的是50歲以前的托爾斯泰，他無法理解死亡且對死亡有一種不知所措，但是他對大自然的情感變得很篤定，也慢慢地覺察到樸實的農民有一種他所欠缺的力量，來自於他們的樸實而不思辨的信仰（托爾斯泰則顯得太多的思辨而妨礙他的信仰）。
《伊凡·伊列區之死》發表於他 58歲的時候（1886年，距離 1882年發表的《懺悔錄》有四年，也已經脫離自殺的驅迫達四年），他已經很篤定地知道俗世一切可以追求的名利、財富、權勢都沒有意義，也隱隱約約地知道「愛」是人生命中唯一值得的，但是還沒有 100% 的自信心。
《復活》完成於他69歲的時候，他對宗教的信仰已經相當地篤定，但仍舊不確知該如何對待社會底層的貧窮與困境。他不再關注小說人物內心與外表的細節，而更多地關注著社會問題與基督徒的責任，因此文學界對其文學價值的評價不如以前的作品。
如果我們把《戰爭與和平》、《安娜• 卡列尼娜》和《伊凡·伊列區之死》當作他瀕臨40歲、50歲、60歲的代表作，並且配合著他的生平去閱讀時，就會看到托爾斯泰的生命史與內心發展史。這是任何思辨性著作所無法呈現的。
此外，上述三本書越來越薄，但是對人性與信仰的描寫卻越來越精要，表現出托爾斯泰對生命課題「去蕪存菁」的能力，也讓認真的讀者越來越知道生命核心課題。
而他的短篇小說，就是這種「去蕪存菁」的產物（既是小說寫作功力的精進，也是對生命課題掌握能力的精進，直接切入生命最核心的課題，省去枝節的辯證）。
譬如，寫於 1881年7月的短篇故事〈人依何為生〉，以及〈義子〉（不確知哪一年寫的），都是晶瑩剔透，如同明珠般地璀璨（我改天會介紹這兩個故事）。
三、理性與感性：生命的雙重性（多重性）
在我自己的成長與摸索經驗裡，哲學的思辨與人文學藝術的情感內涵，是相輔相成的，缺其中任何一者，生命都很容易掉入困頓而難以突破的陷阱。
思辨的哲學（或其他學問）可以釐清很多思緒，讓我們把生命的經驗與省思變成「系而統之」的嚴謹結構，從而將時間支流中的紛雜經驗彙整成有秩序的心得。然而，思辨終歸是思辨，它是藉著概念的分析與連結而被書寫，被閱讀的，它無法傳遞生命之流中豐富的人性事實與具體的經驗內涵。
或者說，思辨性著作描繪的是生命完整內涵的整體梗概（抽取掉具體內涵與血肉之後的骨架子），而小說、文學與藝術描述的事情感與生命的具體內涵（抽去骨架子後的血肉）——前者讓我們見林而難以見木，後者讓我們見木而不意見林；兩者兼具才能見林又見木。
可惜的是，要從思辨性的文字去吸收前人的生命經驗與省思，有一個根本的困難：作者（譬如康德或佛洛姆）在書寫過程中會把他們豐富的生命經驗與情感先轉化成概念化的思辨語言，就他們而言，他們自己在書寫時是既懷著情感與豐富的生命經驗內涵，又同時在概念層次上進行系統性陳述（分析、論證、發展）；然而讀者往往只看見他們文字裡的概念性，以及概念與概念之間的系統性連結，而不容易猜透他們在進行思辨性書寫的背後，到底懷著什麼樣的情感與生命經驗——很多讀者甚至根本警覺不到康德的哲學著作背後可能含藏著豐富的情感與生命經驗。
反之，要從托爾斯泰或卡謬的小說去揣摩他們內心所經歷的反覆思辨與論證，也非常地困難（簡直不可能）。
這種難以兼得的困境，肇因於文字的有限特性，而非肇因於人性的二元性，或者理性與感性的難以共存：思辨的著作裡自然而然地（或者相因成習地）不含人性與情感的豐富細節，而小說的體裁裡自然而然地（或者相因成習地）不含思辨的體系。
達文西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他既是文藝復興期間最出色的畫家（技巧上的出色，以及對人性內涵掌握的深刻與豐富，皆無人能出其右），又是自然現象傑出的觀察者，以及工程發明的天才（所以，這種兼通人文與科技，理性與感性的天才，在英文裡被稱為 renaissance man，我們可以將它意譯成「全人」）。然而，他的畫作跟他的工藝發明就是分屬兩種性質的作品——它們在達文西身上和諧而共融地存在，但是一旦呈現為作品就會分裂為兩類，甚至科學家往往只能欣賞其公益發明與對自然界的細膩觀察，而完全無法欣賞他的畫作；反之，畫家往往只能欣賞他畫作的技巧與風格，而無法理解他的工程與科學成就（有時候甚至無法覺察到達文西畫作裡深刻而豐富的人性內涵）。
或許，這兩不相容的特性，主要還是源自於相因成習的文化傳統（昆德拉的《生命中不可承受之輕》就比較能跨越小說與思辨性著作的傳統疆界，而遊走於兩邊）。不過，真要在寫作風格（文體）上徹底兼容兩者，恐怕還是很困難的。
此外，擅長書寫思辨性著作的人不見得擅長書寫小說，擅長書寫小說的人不見得擅長書寫思辨性著作，這恐怕又是另一個更難以克服的障礙。
結語
有些人讀書只是為了智性的滿足。有些人讀書不只是要找到值得追求的生命目標，還堅持要去實踐（活出來）。
對於後者而言，他們不能止於閱讀書籍表面上的意思，而必須要設法揣摩作者沒寫出來的另一部分生命史，才有機會捉摸到作者內心完整的意象與豐富的生命體驗。
至於學術界枝節而詳實的考據與論辯，反而往往是最不重要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