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現在 30 歲的年輕人所感受到的現實壓力，卻很可能超過上一代的年輕人，因而「不婚、不育、不養、不活」的現象比 30年前更嚴重。
三個問題：（1）為何經濟成長了，現實的壓力卻更大了？（2）這種惡劣的現實處境未來有希望改善嗎？（3）假如現實的處境無法改善，談理想有什麼用？
一、人均所得成長，現實的壓力卻變大了
首先是政府政策偏袒資方而不利於創造工作機會，使得勞動力市場變成「僧多粥少」的資方市場，因此工資數十年來不成長，經濟成長的果實悉歸資方。（詳見下圖，原出處是天下雜誌）
其次，政府被財團綁架，帶頭炒作房地產，使得房價成長速度遠超過所得成長速度：譬如，2002年的房價所得比是四倍，2015年卻變成了八倍。（見下圖，原出處：內政部不動產資訊平台）
對於佔人口總數 90% 的薪水階級和許多中小企業老闆而言，所得沒有成長，但是居住的成本（花費）卻暴漲兩倍，扣除居住的負擔後大家剩下的實質可支配所得暴跌，因此現實的壓力就無可避免地變大了。
這是制度上的不公不義所使然，而不是個人的貪念或價值觀的偏差所使然。
因此，最理想的解決辦法（上上策），是大家（佔人口總數 90% 的薪水階級和既有制度下受壓迫的中小企業老闆）團結起來，一致對執政黨持續施壓，直到：（1）政府制度上重新兼顧大資本家（1%人）及其附庸（9%人）的利益與一般人（90%人）的利益為止，使得經濟成長的果實均勻地分配給所有人；（2）戒除官商勾結炒作房地產的惡習，讓房價凍漲或緩慢下調，直到房價負擔比再度合理化為止。
二、一盤散沙的勞方，鐵板一塊的資方（及官商勾結）
馬克斯的名言：既得利益階級不會為了公平與正義的原則，而放棄既得利益。
勞資所得分配的問題是政治問題，而房價問題的背後也是政治問題：大財團通過官商勾結去扭曲市場機制，使得所得分配對資方有利，也使得房價可以高到遠遠超乎市場機制所能支撐的程度。
因此解決問題的手段一定是政治性的。
從過去國際的實際作為來看，工會越團結而力量越大，勞資所得分配會越公平且房價越合理（德國是典型的例子）。
因此，從國外的歷史教訓來看，強化台灣的自主工會是改善所得分配與房價的先決條件（不可或缺的第一步）。
不幸的是，台灣的工會力量一直都很弱，一直都被藍綠兩大政黨在背後操弄，而各工運團體之間的路線之爭又經常超過團結的力量。這些過去的發展史讓我對台灣工會力量的成長既充滿期待，又不敢樂觀。
工會力量的薄弱，也許問題不在工運人士，而更多地是因為社會的政治氛圍。
過去的媒體（報紙與電視）是以「藍綠、統獨」作區隔，標榜「只問是非不問統獨，只問黑白不問藍綠」的人沒有市場，反而既得罪泛藍，又得罪泛綠，對社會很難發揮影響力。網路上的意見表面上很多元，然而對立的狀況遠多於對話，褒貶往往取決於立場的異同，而非觀點的深淺或偏頗與週延，因而也不見得有助於促成勞方的團結，以及勞資的平等對話。
在這些既成的社會氛圍下，我很難期待「猶如一盤散沙的勞方」可以在政治操作上對抗「在金錢的紐帶裡團結如鐵板一塊的資方」，而扭轉既成的劣勢，也因而不敢期待上述的現實壓力會與時俱減（我甚至悲觀地以為它會與日俱增）。
三、自力救濟與諾亞方舟
過去數十年來，我不願意去提自力救濟，總期待能呼喚台灣人一起共同努力來改變社會上的現實環境，以便讓更多人可以在較輕的現實壓力下有更多的心力去追求理想。
然而，如果現實的前景讓人無法樂觀，自力救濟也就變成是不得不然的替代（補救）辦法了——雖然它的成效將會非常地有限，很可能只會對少數人有用。
在惡劣的現實下，談理想談是有可能，有意義的嗎？
在惡劣的年代（時代）裡，還是有人能堅持理想的追求，甚至飢寒交迫也不易其志——陶淵明就是其中一個典型（讀一讀他的「乞食」詩就會知道）。
現實的壓力大，能追求理想的人少；現實的壓力小，能追求理想的人多。
對於那些資質好而可以輕易地搞定現實，或者有獨特稟賦而鮮少虛榮心的人而言，要在台灣求得「溫飽有餘」還是可能的（對少數人或極少數人而言，甚至可能是很容易的）。此外，或許還有一些人，盡管擺脫不掉現實的壓力，卻還是期待以僅存的一點點心力去追求個人的成長（不管是內在的成熟與發展，或者增進對社會與現實的了解）。
對於這些少數人（或極少數人）而言，一個能談深刻的理想與人文精神的網站，以及一個能讓他們理性地認識現實世界的網站，還是有其意義與功效的（促進他們的成長與堅持）。
我期待能將這個網站經營成是這些少數人（或極少數人）樂意長期密切關注的網站，以及精神上的成長動力。
或者說，當我對現實不敢樂觀時，經營一個「諾亞方舟」就顯得是比「聲嘶力竭地促銷黯淡的夢想」更吸引我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