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婚姻與文學的救贖──道德時期
1860年托爾斯泰經歷了大哥尼可萊的死亡。三哥Dmitry死於1856年，據說那時托爾斯泰忙著去參加社交活動。但是，這一次死亡的恐懼結合了人生終歸虛無的惶恐，強烈地震撼了他，猶如被死亡吞噬的是他自己。[1]
托爾斯泰在1861年訪英國期間好像沒有嫖妓的紀錄。[2] 但是，1862年初他還跟《莫斯科通訊》的發行人兼編輯 Katkov 賭博，輸掉1,000盧布。根據他後來的太太Sofya的說法，這件事把她們姊妹都氣哭了。[3]
在婚前三年所發表的《婚姻生活的幸福》裡，托爾斯泰顯露出對家庭與婚姻生活的渴望，但是卻又懷疑愛情的持久性，以及純真少女抗拒社會上各種誘惑的能力。此外，他也覺得自己過去生活浪蕩，配不上純真的少女。[4] 因此，他幾乎打定主意要放棄婚姻與家庭生活。但是，另一方面，只要有機會，他又很認真地在考慮結婚的對象。1861年給他堂姐Alexandra的信裡，他這樣分析一個候選人 Ekaterina Tyutcheva：「她太像溫室裡的植物，太過份地被教養成享受現成底快樂的人，而不可能跟我分享我的作品，連理解都可能有問題。她完全是被培植來享受道德上的快樂與甜蜜，而我則只能為她培土、施肥。」[5]
托爾斯泰心目中的理想太太，既要純真、又要聰慧而善解他的文學與內在世界，還要能當他的文學與人生志業上的伙伴。有些作家可能會再加上一個條件：要能滿足他能驚人的性慾。[6] 而托爾斯泰卻相貌平庸，還有羞於見人的個人史。很難找到他想要的對象，但是托爾斯泰卻還真的找到了。
1862年9月23日，他在34歲的時候跟年僅18歲的 Sofya結婚。雖然從墮入情網到結婚僅三、四個月，他對這一場婚姻的抉擇並非容易，中間的翻騰之激烈與抉擇的反覆都相當戲劇化。[7] 但是，婚後快樂的家庭生活把他引入一種新的情境，使得他「不再去找人生普遍的意義。那時我整個身心集中於家庭、妻子，因而圖謀增加收入。」
托爾斯泰在1863年的日記裡寫著「家庭底幸福把我整個地給陶醉了。」「我多麼幸福，幸福！我那麼愛她！」[8] 在Sofya的弟弟和托爾斯泰的至交 Fet 等人的眼中，這一對夫妻婚後是很幸福的。婚後9個月後她們的第一個孩子就出生了，而托爾斯泰在1863年發表《哥薩克人》後緊接著開始構思他的巨著《戰爭與和平》。他在構思《戰爭與和平》的過程極為專注，以致於讓 Sofya 心裡很不是滋味。後來，托爾斯泰請她謄稿，她又繼而訂正手稿，給予意見和批評，從而逐漸地發展成為他不可或缺的助理兼秘書，還兼經理人，替托爾斯泰檔下各種沒必要的應酬，管理產業與奴僕，以及懷孕和養兒育女。兩人在情感上緊密結合。「我們相愛，那就是說，比世上任何人都還更親密。」[9]
1862年9月23日，他在34歲的時候跟年僅18歲的 Sofya結婚。雖然從墮入情網到結婚僅三、四個月，他對這一場婚姻的抉擇並非容易，中間的翻騰之激烈與抉擇的反覆都相當戲劇化。[7] 但是，婚後快樂的家庭生活把他引入一種新的情境，使得他「不再去找人生普遍的意義。那時我整個身心集中於家庭、妻子，因而圖謀增加收入。」
托爾斯泰在1863年的日記裡寫著「家庭底幸福把我整個地給陶醉了。」「我多麼幸福，幸福！我那麼愛她！」[8] 在Sofya的弟弟和托爾斯泰的至交 Fet 等人的眼中，這一對夫妻婚後是很幸福的。婚後9個月後她們的第一個孩子就出生了，而托爾斯泰在1863年發表《哥薩克人》後緊接著開始構思他的巨著《戰爭與和平》。他在構思《戰爭與和平》的過程極為專注，以致於讓 Sofya 心裡很不是滋味。後來，托爾斯泰請她謄稿，她又繼而訂正手稿，給予意見和批評，從而逐漸地發展成為他不可或缺的助理兼秘書，還兼經理人，替托爾斯泰檔下各種沒必要的應酬，管理產業與奴僕，以及懷孕和養兒育女。兩人在情感上緊密結合。「我們相愛，那就是說，比世上任何人都還更親密。」[9]
托爾斯泰喜歡小孩，而且擅長逗小孩子玩、讓他們開心。[10] 但是，由於夫妻倆的性格都倔傲頑強，因此偶有的衝突應該還是難免。譬如說， Sofya 在婚後第八年（1871年）生完第五胎後病倒且差點喪命，這使得她對再度懷胎感到恐懼。這個態度卻讓托爾斯泰很不高興，認為 Sofya遺棄了為人妻的天職。[11] 但是，大體上婚後的幸福歲月很可能延續了15年，直到寫完《安娜‧卡列妮娜》（1877年）。包括羅曼‧羅蘭在內的許多傳記作家都相信《戰爭與和平》和《安娜‧卡列妮娜》都是幸福婚姻下的產品。[12]
也許是因為文學創作的慾望遠超過一切，婚後的托爾斯泰突然變得極為安定而專注，心理充滿平靜，不可自拔的賭性和情慾消失無蹤。他自己說婚後18年內可以被稱為他的道德時期，他在那一段時期裡從不曾做下任何可以被社會指責的事。連多疑的傳記作者 A. N. Wilson都說托爾斯泰婚後從來沒有對太太不忠。[13] 這個時期，他追求的是自我中心的，屬於人世的幸福：家庭的財富與溫馨、文學的成就，以及各種的愉悅。除此之外，他也關心其他人的俗世福祉，因此從事農奴教育，
研究農業問題。[14]
1-6：走出自殺的渴望，在信仰中重生
根據托爾斯泰的《懺悔錄》，他就這樣地又過了15年，而來到1877年，在完成《安娜‧卡列妮娜》之後，才再開始無可逃避地面對人生的虛無與意義，並導致他最後不得不相信人活著唯一的意義就是為神而活，為了按照耶穌基督所教誨的方式而活。
在寫作《安娜‧卡列妮娜》的過程中，他在1872和1873年各喪失了一個幼子，1874年姑媽Aunt Toinette的過世讓他十分傷心。但是，厄運接二連三，1875年11月女兒出生一小時半之後死亡，同年12月另一個姑媽又過世。除此之外，他的小姨子也在這一段時間失去了一個五歲的女兒，而他二哥則失去了一個兩歲的兒子。
研究農業問題。[14]
1-6：走出自殺的渴望，在信仰中重生
根據托爾斯泰的《懺悔錄》，他就這樣地又過了15年，而來到1877年，在完成《安娜‧卡列妮娜》之後，才再開始無可逃避地面對人生的虛無與意義，並導致他最後不得不相信人活著唯一的意義就是為神而活，為了按照耶穌基督所教誨的方式而活。
在寫作《安娜‧卡列妮娜》的過程中，他在1872和1873年各喪失了一個幼子，1874年姑媽Aunt Toinette的過世讓他十分傷心。但是，厄運接二連三，1875年11月女兒出生一小時半之後死亡，同年12月另一個姑媽又過世。除此之外，他的小姨子也在這一段時間失去了一個五歲的女兒，而他二哥則失去了一個兩歲的兒子。
有鑑於死亡的必然，他懷疑一切俗世的價值：文學、名聲、家庭的幸福，一切都是徒勞。就像《安娜‧卡列妮娜》中列文的經歷一樣，50歲的托爾斯泰在一連串的死亡陰影追逐下，再一度引燃年輕以來就難以擺脫的虛無感。這一次虛無感之強烈，讓他怕得必須要藏起所有看得到的繩索和槍械。他不相信人活著有任何意義，僅僅只是為了家庭而強忍著自殺的衝動。
在 Sofya 能幹的經營與管理下，《戰爭與和平》和《安娜‧卡列妮娜》的每年版稅有2,000盧布，甚至比家族產業的收入（每年1,000盧布）。他們有能力聘僱更多的家庭教師、僕人，也有能力長期宴請更多的客人。家裡經常很熱鬧，托爾斯泰不反對而也喜歡熱鬧。雖然已經50歲，但是他的體力旺盛，可以持續工作八小時不休息，不管是鋸木、割草、登山，沒有人能趕上他的腳步。他年輕時渴望達到的體力鍛鍊和意志力訓練可能已經大體完成，他年輕時最渴望的家庭幸福就在身邊：妻子忠心耿耿地愛他、支持他的文學事業，兒女成群，而他又是很會逗孩子開心的父親。但是，所有他年輕時所渴望的「幸福」，如今卻都不再讓他感到高興。他甚至對這些東西都提不起勁。[16] 或者用他自己的說法：「實際上並沒有可以願望的東西。我甚至不願意知道真相是什麼。因為我已認定它含著什麼了。真相是：生命毫無意義。」[17] 「我覺得我所站的地方已經崩潰了，我的腳下已經沒有什麼可以站的了。我以前所賴以生活的已經不復存在了，我找不到能夠賴以為生的東西。」[18] 「我那時的心情是這樣的：我的生命是某個人無心地跟我開的惡意的玩笑。」[19]
他試著去讀柏拉圖、叔本華、史賓諾莎、康德、黑格爾、謝林。沒有人能給他能信服的建議。所有他用理智分析所能達到的結論，都指向生命的無意義。唯有一點是不清楚的：「生命是一切。理智只是它的產物。如果說理智能否定生命本身，我覺得這有點不對。」
他不再相信書本，也不再相信理智，轉而去看身邊真實地活著的人，那些沒有知識卻活得非常篤定的農民。這些農民忍受一切的貧困與折磨，卻還能活得開心。他們的無知，再度印證托爾斯泰對智力與知識的失望：愈沒有知識與思想的人活得愈篤定，甚至活得愈有價值（而非耽溺在無意義的虛榮和物慾中），因此讓生命有意義的絕非思考與理性，而是高於思考和理性的信仰。[20]
花了將近五年時間的反覆摸索與省思，他才逐漸走出自殺的陰影，「在宗教的精神世界裡重生」。1882年的《懺悔錄》記錄了他走出自殺意念的過程：「我知道我錯了，並知道為什麼錯了。我的錯由於思想得不正確者少，而由於我生活得不好者多。我明瞭了，我所以看不見真實，由於思想的錯誤者少，而由於我的生活在任性地滿足私慾者多。……真的，我的生命──縱慾的生命──是無意義的，惡的。故回答說『人生是件惡事和無謂的事』是只指我自己的人生，而不是指普遍的人生。……我看出欲瞭解人生的意義，須先使生活成為不是無意義的，罪惡的，然後再以理性去解釋。」[21] 因此，他想要過「正確的生活」：放棄為自己的幸福而活（包括文學創作與爵位、名聲），開始為神而活，為其他人的幸福而活。
1876年起，他開始實踐東正教的各種宗教儀式，比童年時還更認真：晨昏祈禱、每週三跟週五禁食、週日參加彌撒、懺悔、領聖餐。「我重新發現了生命的力量，但是它對我而言一點都不新鮮，反而是我生命中最古早的生命經驗，我人生初始時的那種力量。」[22] Sofya對宗教一向虔誠，也為托爾斯泰的無信仰長年感到悲傷，當然為這個改變喜出望外。一家人在托爾斯泰熱切的宗教情感裡更加緊密地結合在一起。他接待一位虔誠的教徒 Bobrinsky 伯爵，並寫信給他堂姐Alexandra：「他沒有想要證明任何事，他單純地就只是說他相信。聽他說話，你不得不相信，有信仰的人是比沒有信仰的人更快樂。最重要的是，你可以感受到他這種信仰絕對不是心智的努力所成，而必然是一種奇蹟式的恩典。這就是我所渴求的。」[23]
在他莊園不遠的地方有一條通往基輔的大道。每當春天，朝聖者絡繹於途，他會帶著給朝聖者的奉獻，到路旁守候一整天，跟他們攀談，滿懷欣羨他們完全為神而活的儉樸行囊與精神上的滿足。1878年春天他跟堂姊Alexandra見面時，他堂姐已經感受到他想放棄爵位的意願。[24] 同年，屠格涅夫（Ivan S. Turgenev，1818-1883）在跟他決裂16年之後接受他的和解，去訪問他。屠格涅夫對於宗教與道德的漠不關心讓托爾斯泰極端不快，而托爾斯泰對動物的瞭解與親近則讓屠格涅夫印象極為深刻。[25]
基於信仰高於理性這樣的信念，托爾斯泰努力恪守東正教的儀式與教義而不去質疑。但是，即使信仰高於理性，它也不該明顯地自相矛盾。托爾斯泰在信仰中找尋的不是安慰或麻痺，而是真正值得他為之而活的真相。不管他對信仰有多渴望，都不足以鬆懈他那徹底探索真相的願力以及對事實的敏感能力。畢竟，他是一個絕不含糊，也絕不自欺的人。而且，東正教也確實俗世化到讓人不能不察覺的地步。
基於信仰高於理性這樣的信念，托爾斯泰努力恪守東正教的儀式與教義而不去質疑。但是，即使信仰高於理性，它也不該明顯地自相矛盾。托爾斯泰在信仰中找尋的不是安慰或麻痺，而是真正值得他為之而活的真相。不管他對信仰有多渴望，都不足以鬆懈他那徹底探索真相的願力以及對事實的敏感能力。畢竟，他是一個絕不含糊，也絕不自欺的人。而且，東正教也確實俗世化到讓人不能不察覺的地步。
福音書寫得很清楚，耶穌要所有信從他的人寬恕他的敵人。但是，他在1878年3月28日 的日記裡質疑，為何在教堂裡不是為敵人祈福，而是祈禱敵人的滅亡；而且沙皇明明只是一個人，為什麼卻要為他的永生祈福？[26] 他對新約福音的研究與認識讓他無法接受偶像崇拜與聖餐（象徵著吃耶穌的血和肉），也無法既接受耶穌有關於愛的教訓而又同時跟著東正教一起鼓舞戰爭，以及教派間的爭執乃至於彼此的迫害。
要不然就是耶穌錯，要不然就是東正教和羅馬教廷一起錯。托爾斯泰在這兩者間容不下任何的含糊。他自己研究聖經，去除掉被他當作神話故事的《舊約》與《使徒行傳》，而把他的信仰根植於四福音書，尤其是耶穌的登山寶訓。在托爾斯泰的整理下，耶穌的核心教訓只有五個誡命：不可以發怒，不可以犯姦淫的罪，不可以發誓，即使是防衛自己也不可用武力，不可以殺人。而這一切誡命的核心就是：真誠的愛。他反對「以眼還眼，以牙還牙」，因為只有愛能戰勝邪惡，而不可能以惡止惡。以這些簡單而容易瞭解的信念為核心，他無可避免地達到1880年在《教條神學底批判》裡的結論：神學是「非理性的，且是有意識的，有作用的謊言。」[27]
1882年他發表了《懺悔錄》，清楚揭露他自己長達十年處於自殺邊緣的心路歷程，以及重新建立起信仰的過程。從此之後，他告別了從盧梭學來的「自我完成（self-perfection）」，不再相信理智與知識份子的理論，也不再無條件地相信任何教派，而相信真理在福音書裡，在農民的生活與智慧裡。只不過，「雖則我在農民中，比之在教會的代表中，看見較少的偽妄的混合物，但我仍然看見民眾的信仰中真和偽也混雜著。但是，真是從哪裡來的，而偽又是從哪裡來的呢？真和偽都藏於所謂的神聖傳統習俗和聖經中。真和偽都是從所謂教會傳下來的。」[28]
雖然托爾斯泰還無法完全確定什麼是他該相信與奉行終生的，但是卻已經對於自己的一生有了一種覺悟與信心：「有些人比較輕盈，他們有翅膀，可以輕易地從群眾裡升起再降落：好的理想主義者。有些人具有強而有力的翅膀，卻只因為被肉體的慾望拖累而折翼，淪落到與群眾為伍。我就是其中之一；當我的翅膀痊癒，我將高飛；這是上帝所賜予的。還有一些人，有著天堂的翅膀，只因為對世人的愛，折起雙翼，降落到地上，教人如何飛翔。直到他們不再被需要，才飛走：耶穌。」[30]
[12] 不過，較多疑的作家A. N. Wilson還是根據後來夫妻爭執的激烈，而認定日記不足信，並主張外人無法判斷夫妻間情感的真實狀態。要徹底釐清事實可能並不容易。這一對夫妻在結婚的第二年承諾彼此可以看對方的日記，15年後這日記卻成為嫉妒的亂源，以及彼此傷害對方的工具。小女兒Aleksandra Tolstaya出生得太晚，因此她意在維護托爾斯泰的家庭生活回憶錄The Tragedy of Tolstoy無法提供1882年以前的第一手資料。不過，A. N. Wilson立場明顯偏頗（想借醜化托爾斯泰來凸顯自己無神論的主張），而其他傳記都沒提到托翁夫妻在1877年之前有明顯的爭執，因此兩人婚後關係和諧的可能性較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