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沒有個人的幸福，只有全體人類的幸福
1881年2月9日，跟托爾斯泰並列俄羅斯兩大文豪的杜斯妥也夫斯基（Fyodor M. Dostoyevsky，1821-1881）過世，Sofya寫信給她妹妹：「列夫工作過度，他老是頭痛，但是卻無法放下工作。杜斯妥也夫斯基的死亡對他和對我們都產生很大的影響：那麼有名，那麼受到普遍的愛戴，最後卻還是要死亡。這使得列夫一直在思考他自己的死亡，也變得更內向而沈默。」[1]
在1881年的《四福音書一致論》裡，他宣揚後來終生持信的信念：「我相信，當所有人都實現了幸福的時候，塵世才能有幸福存在。」「只有當它是自我犧牲時，愛才配稱為愛。因此，只有當人懂得要獲取個人的幸福是不可能的時候，真正的愛方能實現。」[2]
當托爾斯泰放棄個人的幸福時，他也同時放棄了純文學的寫作，以及為自己而寫作的動力。從1877年寫完《安娜‧卡列妮娜》之後，一直到1910年他逝世為止，除極少數例外，整整33年之間他的著作幾乎都是宗教性與道德性的論述。譬如1881年的《四福音書一致論》、1882年的《懺悔錄》、1883年的《我的信仰》、1885年的《愛在哪裡神就在那裡》、1886年出版的《什麼是我們應當作的》、1887年的《人生論》、1888年的《黑暗的力量》、1892年的《第一步》、1893年的《神在你心中》、1894年的《基督信仰與和平主義》、1898年的《藝術論》、1902年的《宗教論》， 一直到1908年反對死刑的論述《我不能沈默》等。
50歲以後的托爾斯泰跟35歲以前的托爾斯泰判若兩人：一個徹底禁慾的人，和一個徹底縱慾的人。假如兩者之間有什麼聯繫，那就是真誠無欺，以及做起什麼事來都全力以赴，毫無保留。
1881年3月，俄國革命份子刺殺了沙皇亞歷山大二世，托爾斯泰寫信向繼位的沙皇亞歷山大三世求情。他後來在一封信裡回憶這個心路歷程：他相信處死這些人猶如另一起的謀殺，反之，假如亞歷山大三世能夠赦免這些刺客，他將會得到真正的幸福。他覺得自己有責任去阻止另一場謀殺，「我無法相信這些人將被處死，同時我又覺得要對他們的死亡負責，並因而感到痛苦與折磨。我記得有一晚帶著這樣的想法躺在皮沙發上，不小心睡著了。在夢中或半睡半醒中，我想到他們，以及籌畫中的死刑，我猶如清醒般地感受到被處死的不是他們而是我；不是亞歷山大三世、劊子手、法官在謀殺他們而是我。我在這個夢魘中驚恐地醒來，立即寫信給沙皇。」[3]
在信仰裡重生的托爾斯泰跟罪人托爾斯泰一樣地毫無保留。在他之前和之後，所有攻擊教會和沙皇的人都被流放到西伯利亞，他很清楚。但是他在1883年的《我的信仰》（What I Believe）中不僅企圖重新闡述耶穌在四福音書中的教誨，更在倒數第二章裡控訴教會背叛耶穌的教訓，誤導信眾接受俗世的價值。他也坦白指出：教會因為背棄了耶穌的教訓，所以政府機構、科學與藝術也都蔑視教會。這本書並且預言人民將廢棄皇帝與教皇、廢棄奴隸制度，最後並且廢棄私有財產與國家制度。
很容易想見的，這本書在1884年被沒收，禁止發行。之後托爾斯泰絕大部分的著作都被禁止出版，只能以禁書的方式私下傳閱。
當托爾斯泰說他相信耶穌基督的教訓時，他不是說說而已，而是認真地要去做到一切他從福音書所得到的教訓。他把這句話當真：成為基督徒，就是照著耶穌基督的一切教訓去作，沒有任何的違犯。
1881年5月5日的日記裡，我們看到他渴望離開家庭，專心去服侍上帝，但是卻又充滿衝突與掙扎地遊說自己留下來。這個掙扎一直不曾再消失：他一直渴望離開家裡，去過徹底宗教化的生活，直到他那客死異鄉的最後一趟旅程。[4] 同年11月，他隱藏起自己的貴族身份，以平民的方式帶一個僕人進行了第二次的朝聖。過程十分辛苦，但是他樂在其中。[5]
1881年7月，他寫了一篇短篇故事〈人依何為生〉，一篇非常美麗、動人的宗教故事。從此以後他為農民和兒童寫了許多短篇故事，其中著名的還包括〈人需要多少土地〉、〈呆子伊凡〉等。它們都簡潔、樸實，沒有文學性的裝飾，卻充滿了動人的宗教情感，成為各種社會階層與年齡層都愛讀的書。因此牛津大學出版社還在她的「世界經典文庫」中出版了一本托爾斯泰的短篇故事選集 Twenty-Three Tales。
托爾斯泰的改變是從裡至外全然一致的：他所寫的就是他所相信的，他所相信的就是他想做的──雖然照他所相信的去做將會引起家庭內的衝突與分裂，最後他還是被迫在家庭與信仰間選擇了信仰。
1881年7 月份他去了一趟屠格涅夫家，詩人 Polonsky正在那裡作客。他看到一個穿農民裝的人在門口付錢給車伕，完全無法理解眼前正在發生的事。等這個穿農民裝的人盯著他問道：「你是Polonsky嗎？」才警覺到這是20年不見的托爾斯泰。這個托爾斯泰跟20年前他所認識的那一個完全兩樣：他對自己的信念依舊堅定，但是不會強迫其他人接受，並且能耐心地聽完屠格涅夫那一套跟他完全牴觸的論述。「他簡直像是經歷過重生，充滿了信仰與愛。」[6]
接著， 托爾斯泰去視察他的莊園 Samara。他給太太的信裡充滿對農民困境的同情：「村落裡有太多的窮人，我們如果沒有多少幫他們一點，那就太讓人感到悲哀了。」Sofya很清楚他想要做什麼，就回答他：我們只能就親眼見到的個案一個一個地就其具體需要去救濟，而不可能去救濟整個村子裡所有的窮人，否則「（不管有多少收入），我跟孩子將會分文都得不到。」[7]
在莫斯科，偶而能讓他高興的，是見到幾位認真實踐耶穌的教訓的人。其中一位是叫Soutáef的農民。這個人原本是彼得堡的墓碑工人，因為不想從事有競爭性的行業，因此放棄所有欠收款，帶著兒子到彼得堡鄉下幫村落裡的人管牲畜。他盡可能地善待牲畜，而他的兒子們則為了遵從耶穌的教訓而拒絕服役，並寧願為此去監牢服勞役。他們一家都不去教堂，也不承認國家的威權。托爾斯泰被這人的直率、認真、正直、勤奮、堅毅等等特質所感動，並為此著迷。[8]
1882年1月他參加了人口普查，真正瞭解到大都市底層的慘狀。在1886年出版的《什麼是我們應當做的》（What The Must We Do?）裡面，他描述了親自接觸都會浪人的經驗。他跟著一群衣衫襤褸的人來到收容所前面，站在浪人群中很久後，跟旁邊一個人攀談。這人原來是到莫斯科來工作的，原來的工作結束後卻找不到其他工作，而錢和護照又被偷，回不了家，而成為浪民，已經兩天沒吃沒喝。身邊的人證實這人的故事，也說出自己相似的故事。他給這人買了一杯熱飲，馬上有一個凍得直發抖的人又擠出人群來跟他討一杯熱飲。他又給，馬上又擠出另一個可憐的人，就這樣一杯接一杯地直到攤販的熱飲賣光為止。然後他開始逐一給錢，直到人群蜂擁而上，秩序大亂。後來，他進收容所裡面去看，看到數目驚人的可憐人，他突然覺得自己從裡到外都很可鄙，而羞愧地逃回家去。
在鋪著地毯的家裡，在衣著華麗的僕人伺候下，他享受著五道菜大餐。想到那些在寒冬中衣不蔽體，連續兩天兩夜沒吃沒喝的人，他覺得自己是個罪人：「我當時跟現在都覺得，以後也將永遠如此覺得，只要我在別人沒得吃時有奢華的飲食，或者在別人衣不蔽體時有兩件大衣，我就跟別人一樣持續而重複地在犯罪。」[9]
他把這事情跟一個朋友談，這朋友只淡然地跟他說：都會中這種情況是絕對不可能消失的，倫敦比這還嚴重，因此莫斯科的情況沒什麼不好，不需要掛意。托爾斯泰毫不自覺地急得揮舞雙手，帶著眼淚向他朋友聲嘶力竭地喊：「人不該這樣地活著！不可以！絕不可以！」他太太被驚嚇得從隔壁房間趕忙跑過來看到底發生了什麼事，並且跟他朋友一起說服他：他沒有理由因為那些可憐人而糟蹋了他家人的生活。他屈從了，但是，對一切以往所喜歡的享受，他從此以後都感到極其痛苦、折磨。[10]
不過，所有他所親近的朋友都設法讓他相信：即使他放棄一切財產，也不可能改善那些窮人的處境──因為那些人之所以如此貧窮有別的原因。而托爾斯泰也不該責怪自己，其實他是那麼地敏感而善良，一點也沒有罪。他不該責怪自己，而應該去找出其他方法，來幫助那些可憐的人。
雖然良心上一直都感到不對，他在理智上被說服了，開始著手一系列的慈善計畫：包括募款、協助窮人返鄉、兒童就學、建立老弱的庇護所、推動窮人的避孕以防範未然。等窮人都消失了，富人就可以繼續心安理得地享受富足的樂趣。
他到朋友家去募款，所有人都在口頭上同意他的理念和計畫，也承諾要贊助，卻不願意說出要贊助多少。托爾斯泰明知這意味著他們實際上不認同，沒意願，還是認真向他們開口詢問具體的贊助額度，所有的人都技術性地迴避具體的承諾。他到一個慈善募款的聚會，衣著珠光寶氣的貴婦們在做洋娃娃，準備以此義賣。托爾斯泰看了就生氣，他們的衣著奢華而毫無必要，但卻比他們想要勸募的款項多出不只數百倍，顯然根本就是一群毫無誠意的人。但是，他還是勉為其難地開口，一如所料地碰壁和感到被羞辱。
他知道自己整天所做的事都讓自己和他人極其難堪，但仍決意要繼續做下去。不僅僅只是因為事情已經開始，還因為「只要我繼續為此忙碌，我就可以繼續安心的過我所習慣的生活。如果這個計畫失敗，我將必須放棄現在的生活方式，去嘗試新的生活方式──那是我在潛意識中感到恐懼的生活方式」。[11]
他繼續到處去推廣他的理念，所有人都同意他的理念，但是卻又表現出一種難為情的尷尬，好像他說的很荒唐、無聊，讓人不舒服，但是卻又不便否定他。只能在口頭上肯定他的理念，卻在心理期待他轉移話題，不要再談下去了。即使是他的兒子和太太，也都是這樣的態度和表情。
他想更深入地瞭解莫斯科窮人的生活，便自願加入人口普查，並且自願分配到最窮苦的區域。在正式的普查開始之前，他先去探勘，卻正巧撞上一對衣著襤褸的男女在追逐、嬉戲、調情。他突然警覺到，這些窮苦的人家除了吃喝之外，也有七情六欲，有24小時要打發，有他們的苦、樂、期待、悲哀和痛苦。他們不是豬，不是給他們吃喝就解決問題了。而這些吃喝之外的問題，都不是金錢所能解決的。普查開始的那一天，他到了一個勞工聚居的大雜院，卻發現這些莫斯科最窮苦的人竟然充滿了歡笑地在工作著――更準確地說他們跟常人無異：有些人比較善良，有些人比較不善良；有些人比較快樂，有些人比較不快樂。而不快樂的人有其內在的理由，並非用錢來改善其外在處境就可以馬上使他們快樂起來。這些人中確實還是有些人很急需要錢和幫助，而他們也確實已經從同病相憐的鄰人處得到幫助。[12]
還有一些人，他們宣稱只要有一些適當的外援，就可以一勞永逸地脫出困境。這些人通常有很好的教育或有過很好的地位，他們所需要的就是找到一個收入高、地位受人尊敬而輕鬆的工作。可是仔細分析，這些人真正需要的，就是一個正確的人生觀：他們有能力工作而不去工作，只等待著要一個當下可望而不可及的地位和職稱；但是，除非他們改變自己的人生觀，否則他們將跟托爾斯泰身邊的有錢人一樣：繼續渴望著可望而不可及的更高地位或職稱，並對自己的現況感到不滿與不平。托爾斯泰曾經幫過其中三人，但是三年後他們的處境還是回復到原來的狀況，一點都沒有改善。
另一類他覺得需要幫助的人是妓女。但是當他提議要協助一個妓女去當廚娘時，那妓女卻不屑地嗤之以鼻：在她和絕大多數的妓女心中，當妓女強過當下人。托爾斯泰仔細回想，要幫助這些妓女很難――整個社會都以為女人的社會功能就是滿足男人的情慾，並以此換取生活享受時，實在看不出一個妓女和一個貴婦人實質意義上的差別。當整個社會看不起勞動者時，很難讓妓女想要脫離妓女的「困境」去當一個勞動者。
後來，他帶了一個12歲的小孩回家，讓他在廚房幫忙。他是個聰明的孤兒，曾在一個鞋匠那裡學過藝。後來因為鞋匠坐牢，他才流落街頭。幾天後他的農民朋友Soutáef邀這小孩去跟他一起過自食其力的生活。沒多久這小孩就跑掉了，回到收容所去，白天在雜耍團打工（扮演野蠻人，以及帶大象遊行）。托爾斯泰後來警覺到：這孩子不願意刻苦工作，就像他自己，也在教自己小孩通過教育來免除未來以勞力換取報酬的下場。既然他和整個社會都逃避勞動，甚至輕視勞動者，如何有可能教其他小孩甘於自食其力呢？
托爾斯泰後來漸漸覺悟到，比貧富差距根本的問題是價值觀的問題：輕視勞動，希望付出比別人更少，得到遠比別人更多的東西。[13]
他愈是去訪問那些需要幫助的人，愈覺得這些人只是貪婪地想要他的錢，就像他身邊的貴族也只是一味地想要更多的錢，而沒有想到比錢更有意義的東西。他愈來愈覺得錢是罪惡：它把人最壞的可能性給引誘出來，再把人掩埋到那裡頭，再也想不到人生除了錢之外還可以有什麼。
他對自己的濟貧計畫愈來愈感到失落、無意義。最後，他了無興致地把募得的37盧布設法分給據說是最需要的人，就告別莫斯科和他的慈善計畫。
在跟他妹妹討論整個慈善計畫的過程中，他從農民朋友Soutáef那裡理解到：傳統的濟貧行為，簡直就是在用表面上的慈善行為遮掩整個社會結構性的犯罪行為――有能力施捨的人，實際上從窮人那裡壓榨到遠比他所施捨的更多。假如有錢人不願意跟窮人一起做活，同桌吃飯，教導他們對待人生的正確態度，而只是把錢施捨給窮人；那麼，窮人只會學到如何去向富人騙錢――把富人從他們壓榨的錢連本帶利地要回來。[14] 追本溯源，下階層窮苦的根源，是富人的不勞而獲，和對賣命勞動者的剝削；國家則是是這整個犯罪集團的結構性共犯，而教會則是幫兇。[15]
從此以後，他深切地感受到金錢就是罪惡，包括施捨金錢也是一種罪惡。只有擺脫不勞而獲的生活方式，他才有機會（也有資格）去試圖改變別人，改變社會。因此，他渴望放棄他所有的財產。
托爾斯泰對社會問題的診斷並不完整，失之以偏蓋全。譬如，都會的貧窮問題並非單純只靠個人的道德修養就能解決。但是，他通過社會現象而反省到的個人人性弱點，卻深具啟發性。
托爾斯泰不是社會問題的大師，但是他對人性的洞見確實罕有人能及。
參考文獻
[1] Maude (2005), page 65。
[2] 羅曼‧羅蘭著，《托爾斯泰傳》，第十章。參考傳記文學6，大漢出版社，69頁與72頁。
[3] Maude (2005), page 65。
[4] Maude (2005), page 75。
[5] Maude (2005), page 77-82。
[6] Maude (2005), page 85-86。
[7] Maude (2005), page 87-88。
[8] Maude (2005), page 92-93。
[9] Maude (2005), page 105-111。
[10] Maude (2005), page 111-112。
[11] Maude (2005), page 116。
[12] Maude (2005), page 119-120。
[13] Maude (2005), page 125-134。
[14] Maude (2005), page 145。
[15] Maude (2005), page 14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