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見不同，能坐下來談嗎——學界篇

      學術界與成熟的民主社會都有一個特點：意見不同的人可以坐下來理性地討論。不過，這只是一種理想；在台灣這種極端不成熟的民主社會裡，意見不同的人很難坐下來討論公共政策。

     根本原因是：絕大多數台灣人根本沒有能力理性地討論。

     這一篇文章先談學術界的案例。

總結一段心路歷程：2011-2023

      我在 2011年建立這個部落格時，原本只是要把放在實驗室網站的文章搬過來，以便退休後這些文章還可以被找到——其實它們泰半早已在海峽兩岸到處被轉貼，只不過每個網站都只是「各取所需」地零星轉貼，無法取代一個文章齊全、完整且屬於原作者所建立的網站。

      後來，純屬意料之外，我因為一些廣泛流傳的文章而成為學生口中的「第一代網紅」。我猜，那是因為當時網路上的優質寫手較年輕，且偏文青類，可以用淺白、精簡的語言道破社會問題核心的網路寫手還少之故。

      2011年建立部落格並出版了第一本書《糧食危機關鍵報告：台灣觀察》以後，我在演講的場合裡經常被稱為「台灣著名的公共知識分子」。今天寫這篇文章，既是回顧，也算是在告別「公共知識分子」這個角色。

關於「優質小眾媒體」

     6/17 的「我不看台灣新聞：無奈的事實＋徵友」貼出後，收到一些回應。除了感謝這些熱心的讀者之外，想在這篇文章裡釐清我所謂的「優質小眾媒體」，以及「徵友」時心目中的人選（7/13 起已停止「徵友」）。

我不看台灣新聞：無奈的事實

      我不看台灣的新聞：不讀報（網路版＋紙本），不看電視新聞，更加不看談話節目。其實我很不喜歡自己處於這樣的狀況！

     我經常試著看電視新聞，但是受不了它的無聊、以偏概全、誇大不實，etc，很快地就關掉或轉台。我經常試著看談話節目，一樣地因為受不了而很快地放棄。

      演講的時候我常說：「台灣人有知的權利，只是沒有知的管道；大陸人沒有知的權利，只是有知的管道（翻牆）。」

部落格是不是過時了？

      我打算放棄「定期刊載」的部落格經營模式，改為隨性的寫作：不定期、不規律，不再有特定風格、主題，接近「雜感」式的發抒，甚至只有「不吐不快」的時候才記上一筆。

      這個新的模式會延續多久？我不知道。

      退休以來我一直在做「願意做、值得做」的事情，並且從中挑選「最樂意 and/or 最值得」的先做。然而社會的變化持續在加速，使得很多過去「值得做」的事情變得「無足輕重」。

人類學在 1960s-70s 的巨變

      1960s-70s的反戰、反威權與各種人權運動不但徹底改變了我們的價值觀與社會秩序（性別、家庭分工、性傾向、婚姻觀念、弱勢關懷，etc），還徹底顛覆了學術界對「學術」、「客觀」與「科學」的基本看法。它對人類社會的影響（改變）遠遠超過2008年的金融風暴，甚至也超過進行中的俄烏戰爭。

      然而許多台灣人對 1960s-70s 的認識卻止於刻板的負面印象：反戰、嬉皮、性解放、吸毒、道德淪喪、人慾橫流，etc（至少我的這個世代是如此，後面的世代我不確知事實如何）。

      事實上，如果不對那個時代有扼要而基本的認識，我們就無法理解我們今天何以會有如此的言行與思想。

      這一篇文章將以人類學的劇變為例，「以小見大」地勾勒這個劃時代的思想巨變。

《單向度的人》與 1960s-70s年代的學生運動

      為了瞭解《源氏物語》，我找了些與「訪婚」、「走婚」有關的文獻，無意間發現 Geertz 對北大教授蔡華的書評。為了增進讀者對 Geertz 書評的理解，我著手開始寫人類學在 1960s 年代的巨變。然而寫到一半卻不禁停筆，開始寫這一篇文章，企圖扼要介紹《單向度的人》與 60s-70s年代的叛逆。

      原因是，如果這本書沒有在 1964年出版，如果作者馬庫色（Herbert Marcuse）沒有因這本書的暢銷（第一版賣了30萬冊）而被當時大學校園內的許多學生視為精神導師，1960s-70s年代的各種社會運動可能會淪為各別獨立而零星的活動，難以串連成對「發達工業社會」的全面性反叛，而人類學在1960s-70s年代的演變也或許不會那麼劇烈。

      如果沒有美國（與歐洲）的 1970年代，我們今天視之為天經地義的多元價值或許根本就很難順利地誕生。

      一個人怎麼會對整個歐美社會（至少是美國的大學校園）有如此「既深且鉅」的影響？

越戰、反戰與1960-70年代的美國學運

      1960-70 年代的學運延燒遍及歐洲與美洲、澳洲的各個大學校園，甚至跟其他的社會運動（法國的工運，美國的黑人人權運動）相結合，最後成為顛覆一切既定社會價值、秩序（刻板的性別規範與性別歧視，資本主義消費社會裡的生產與消費模式，中產階級的道德觀與價值觀，etc），最後才有了今天我們所熟悉（習以為常）的多元社會。

      然而這種天翻地覆的價值革命絕非「經濟發達社會必然的現象」，經濟發達僅僅只是為變革提供了物質基礎，思想（精神）革命還需要學術界的參與與引領（譬如《單向度的人》的出版，以及社會學和人類學界的反思與變革）。

      此外，法國學生運動（革命）的外貿與後果酷似美國的學生運動（革命），然而他們的社會背景與導火線則有鮮明的差異。

      這篇文章先談談越戰、反戰與美國學運的關係，下一篇文章再來談 1960-70 年代美學人類學界的劇烈改變。

追櫻：錯過繁花似錦，迎來閒情逸致

     我在4/6搭上華航去京都，4/14返國，八個晚上都住在京都，原本的旅遊目的只為賞櫻，卻因為櫻花的花期一再提前，一度考慮過已訂好的旅館和機票，改成直奔東北。

      猶豫再三之後，心理上還是難以適應太突然、太劇烈的計畫變更，只好硬著頭皮維持原定旅館和機票，試著以京都為中心尋找周圍較高處、晚開的櫻花。然而仔細查索花期與交通後，發現花期較晚的地點都太偏僻，不自己開車很難到達（或者迂迴而費時）。

      最後，懷著沮喪的心勉強安排了一個行程。沒想到，失之東隅，收之桑榆，卻有了原本意想不到的收穫。

納人的訪婚與峇里島的鬥雞：表象與意義

原出處

      《論文寫作完全求生手冊》的〈附錄二、文化人類學的兩難〉討論紀爾茲（Clifford Geertz）的代表作 〈厚描：朝向文化的詮釋理論〉，並以他的〈深層遊戲：關於巴厘島鬥雞的記述〉 為例進一步闡述他的論點。

      《論文寫作完全求生手冊》原本企圖將每一章的字數控制在七千字以內，而〈附錄二〉最終卻將近萬言，因而關於〈深層遊戲：關於巴厘島鬥雞的記述〉的討論極度壓縮，每每因而感到遺憾。

      這篇文章將以紀爾茲對巴厘島鬥雞的解讀為例，談談納人「訪婚制」中的表象，以及「認識另一個文化」所涉及的深層問題。這篇文章既是〈附錄二〉（《論文寫作完全求生手冊》）的補充，也是在接續〈《源氏物語》：中文讀者的陷阱與對策〉中未竟的討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