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s-70s的反戰、反威權與各種人權運動不但徹底改變了我們的價值觀與社會秩序（性別、家庭分工、性傾向、婚姻觀念、弱勢關懷，etc），還徹底顛覆了學術界對「學術」、「客觀」與「科學」的基本看法。它對人類社會的影響（改變）遠遠超過2008年的金融風暴，甚至也超過進行中的俄烏戰爭。
然而許多台灣人對 1960s-70s 的認識卻止於刻板的負面印象：反戰、嬉皮、性解放、吸毒、道德淪喪、人慾橫流，etc（至少我的這個世代是如此，後面的世代我不確知事實如何）。
事實上，如果不對那個時代有扼要而基本的認識，我們就無法理解我們今天何以會有如此的言行與思想。
人類學的原罪與劇變
我跟大學的各種科系幾乎都有過深淺不同的接觸，其中人類學界最讓我感到震撼的是他們對學術倫理與「人類學原罪」近乎偏執般地敏感、在意。
理工學院的教授想到「學術倫理」時幾乎只會想到「一稿多投」與「浮濫掛名」，鮮少有人會想到他跟訪談對象之間有「倫理」問題，也很少會想到師生是一種「不對稱的權力關係」。「研究生就是老師賺取名利的廉價勞工」，這幾乎是工學院師生默認的「潛規則」。
與此成為對比的，人類學界對於「公平正義」與「知識分子的公共責任」極其關心，其關心程度簡直遠超過哲學系的倫理學教授。而人類學界對自己社群內部以及個人言行的「倫理審查」之森嚴，更是外界難以想像的。Wisconsin–Madison 的人類學教授 Herbert Lewis 就曾在一篇論文裡說：「我們的學生必須持續地憂心自己會不會成為殖民政府或資本家的『共犯』，質問人類學田野調查的核心活動是否不道德，更別說是發表研究成果本身究竟道不道德。」
這個憂慮並非純屬空穴來風，因為現代人類學從一開始就直接或間接（自願或不自覺地）在為大英帝國的殖民政府、傳教士以及剝削殖民地的企業服務。
以現代人類學之父的馬凌諾斯基為例，他在1921年起開始在倫敦政經學院擔任講師，1924年升任 Reader，1927年獲聘為史上第一位人類學專席教授。權且不管馬凌諾斯基自己怎麼想，這個講座教授席的設立都可能跟英國政府想要有專業的人類學知識來為她的殖民地「有效」管理服務。事實上，在19世紀末與20世紀初的世紀之交時，牛津大學與劍橋大學就已經應政府的需要而設立專門的人類學課程，用以訓練即將前往殖民地的政府官員與軍官。此外，更早期的人類學界就已經在呼籲政府重視人類學，因為他們對政府具有「實用的價值」。[注一]
這一項歷史源頭的原罪，使得許多人類學界的師生對自己的立場（站在被剝削的一方，或者剝削者的一方）極端敏感，也極端嚴苛地進行自我審查（尤其是在 1960s-1970s以來）。其具體影響之一，是人類學界對性別、弱勢等議題特別敏感與關注，也因而催生了我們今天對學術倫理與相關議題的關切，甚至徹底改變了我們對兩性、權力等議題的看法。
另一方面，對於「壓迫/被壓迫」（「剝削/被剝削」）的反省，逐漸地從「為了向政府、教會與企業爭取田野工作所需經費」的原罪逐漸轉變成「人類學的基本出發點是否就已經注定了她成為『幫兇』」的質疑。譬如，從李維史陀開始，關於原住民（少數民族）的知識（研究）就被定位為：「外來者」（白人、殖民與剝削者）所生產的知識才能被叫做「人類學」，因為唯有他們可以用「客觀的方法」產出「客觀的知識」；而土著（原住民）對自身語言與文化的研究，則只能算是「語言學的歷史」。[注二] 這種不自覺的「優勢」姿態逐漸受到越來越細膩而深刻的質疑和挑戰，最後終於變成對人類學的認識論基礎的反省與挑戰。這個因素也徹底改變了人類學的性格，使她跟哲學發生日益密切的關係。
此外，我也從未見過有任何科系對於自身的存在與延續像人類學界如此地憂慮。
哈佛大學的人類學教授 John L. Comaroff 在 2010年發表了一篇論文「再談人類學的終結：論一個（非）專業領域的未來」（The End of Anthropology, Again: On the Future of an In/Discipline）。光是標題就充滿危機感：人類學會不會消失，人類學會不會因為日益欠缺自我約束能力而變成「非專業」？
這個憂慮其來有自，Margaret Mead（1901－1978）與 Claude Levi-Strauss（1908－2009）就曾問過：當最後一個原始部落消失的時候，人類學是否會跟著消失？1995年的美國人類學會會長 James L. Peacock 又於當年年會的主席致詞中提問：人類學在未來會不會消失，或者變成「像僵屍般地賴活著」。
這三個關鍵因素加起來，對人類學產生激烈的影響，甚至徹底改變了她的方法論、知識論以及研究的子題。其激烈的程度讓某些（許多）人類學家憂慮：人類學會不會因為過度的自我否定而終於毀滅自己。譬如，前面提到的 Herbert Lewis 曾擔任過 Wisconsin–Madison 的人類學系系主任，他在退休後發表一系列的論文，憂心忡忡地指出：反戰世代的人類學家（21世紀的人類學界）已經沒有能力（或者不願意）教導學生他所認識（以及畢生奉獻）的人類學（意指60年代以前盛行的人類學），而且言下之意是：1980年代以後盛行的人類學研究既與人類學的「本務」無關，而且也遲早會被拋棄，以至於人類學從此成為無人知曉的廢墟。[注三]
此外，他也提出具體證據說：從鮑亞士（Franz Boas，1858－1942）以來的人類學家，一向都是站在土著（他們所研究的對象）的那一邊，企圖為他們發聲，爭取屬於他們應得的正義；沒有證據證明 Geertz 等前輩人類學家真的在為殖民政府或跨國企業的利益服務。
這些論文後來集結成書（In Defense of Anthropology: An Investigation of the Critique of Anthropology），獲得某些人類學家的熱烈喝采與鼎力支持（譬如 Dorothy K. Billings 的書評 "The Baseless Postmodern Attack on Anthropology"，認為這樣的聲音早該出現，以便糾正失衡的天平），但是也換來某些人類學家的局部同情與不以為然（譬如 Alex Golub 的書評 "‘In Defense of Anthropology’ by Herbert Lewis"，指出確實有些人類學家是在為不義的政府服務）。
總體而言，我認同 John L. Comaroff 的樂觀與 Alex Golub 的較持平之論：60s-70s反戰世代的人類學家雖然在過程中有些過激的行為（在欠缺證據的狀況下過度質疑前輩人類學家的立場），而所謂的「後現代」、「後殖民」的潮流中難免有些人根本只是時髦或者為反對而反對，然而總體而言60s-70s反戰世代的人類學家確實對於促進歐美社會的公平、正義有可觀的貢獻，而他們在性別、弱勢、富裕社會中的貧窮等議題的研究，確實打開了人類學、社會學乃至於史學與文學更寬闊的視野、更敏銳而深層的反思，甚至對於社會科學的定位、方法論與知識論基礎都有了重大的貢獻。
有趣的是，盡管 Herbert Lewis 對「反戰世代」的人類學家與21世紀的人類學發展持著相當負面（至少是很有保留）的看法，他在 "The Radical Transformation of Anthropology" 一文中對 1960s-1970s 這一段關鍵時期的人類學地貌變化有著堪稱客觀的勾勒，我們也可以他的勾勒間接一撇當時社會與學術界的震撼與變化。
所以，底下我就「借花獻佛」地摘述這篇文章的局部概要。不過，在進入這主題之前，我們還需要先扼要勾勒越戰的局勢變化對大學校園與美國社會生態的影響。
人類學的巨變與轉向：1960s-1970s
從鮑亞士（Franz Boas，1858－1942）開始，美國的人類學就對十九世紀人類學的實證主義傳統極端懷疑。後來，他以研究愛斯基摩人（巴芬島的因紐特人）聞名，並且因為拍攝愛斯基摩人的紀錄片而成為紀錄片的始祖。他對後世的最重要影響是：（1）把愛斯基摩人視為有人格、情感與文化的「主體」，而不是無生命、無情感的「客體」，從而反轉了人類學家在研究過程中的位置（從高高在上的，「來自進步文明」的學者，變成「向在地民族學習在地知識與文化」的學習者；（2）人類學的研究從「奇風異俗」與「統治的需要」變成「從異文化的角度看見自己原生文化的盲點，從而去除對異文化的污名」。
這個立場（出發點）在1960以後被更徹底地發揮，使得美國的文化人類學具有其他學術領域罕見的自我批判傾向。
在 "The Radical Transformation of Anthropology" 一文裡，Herbert Lewis 語帶同情地說：60年代的許多學生參與過黑人人權運動與反戰等社會改革運動，他們從滿懷期待與希望的和平示威開始，歷經一再的挫折與被打壓，終而被粗暴地毆打與射殺（參考我的前一篇文章〈越戰、反戰與1960-70年代的美國學運〉），其「（幾乎是）自然的後果是：學生們的自覺意識引導他們去懷疑長輩們說過的話和教導，並且並且被『第三世界的團結』、馬克斯主義、反殖民、反資本主義、反中產階級價值觀等思想所吸引。」而他們在60年代所經歷過的「期待、憤怒、懷疑、失望，以及被背叛，則直接導致今日人類學界許多關鍵的對話。」
此外，黑人的人權運動也有重要的影響。從 Rosa Parks 在 1955年拒絕讓座給白人開始，黑人對種族隔離的和平抗議經常是靜默地忍受各種屈辱、毆打，而警察的暴力卻日益明顯，以至於 Martin Luther King Jr. 在 1963年發起「向華盛頓進軍」的遊行時，有許多白人也加入他們的行列（其中有許多是「進步」的學生）。
社會上到處可見的不公不義激發許多學生（尤其是社會科學以及人文科系的學生）的不滿，而社會科學院的學生對相關議題的敏感度又往往超過其他科系（市場教的經濟系學生例外），而他們對問題根源的思索、論證也特別細膩、深入、廣泛——從美越關係到種族（白人與黑人），到性別（男女），到文化與價值（主流文化與邊緣人或異類，譬如大麻吸食者、脫衣酒吧的鋼琴師等），到階層與階級（貧富、中產與藍領），乃至於古典藝術（精英文化）與普普藝術，女生宿舍的宵禁（干預成年男女的性生活），以及各種侵犯人權的社會控制等，幾乎無所不及。
其中一個結果（影響）是：1955年的美國人類學年會只有22個場次（主題），共約120篇論文；而2005年的美國人類學年會則有大約550個場次（主題），共約3,400篇論文。你可以說人類學界變得「枝繁葉茂」，也可以說人類學「嚴重地失焦」（Herbert Lewis 則基本上認定2005年的人類學界是「不務本業」）。
其次，1955年各場次的主題都精簡而明確：文化與個人性格、文化變遷、親屬關係、價值體系等。對比下，2003-2005年各場次的主題都變得冗長而費解（或精雕細琢）：「受苦與歸屬："苦痛與復原的慣用語"的錯位與生產」（Suffering and Belonging: Displacement and the Production of Idioms of Pain and Resilience）。這還只是「場次的主題」的對比，個別論文標題的差異更加懸殊（2005年的會更長，更難意會、解讀，更遑論翻譯）。
在 1961年的「婦女為和平罷工」的「反軍備競賽」遊行之後，著名的人類學家瑪格麗特·米德（Margaret Mead）在 1962年的人類學年會上主持了一個午餐演講會「解除軍備與和平的條件」。
1963年的年會有一個場次的主題是「貧窮的文化」，一個圓桌討論會「美國的印地安人：自主決定的權利和可能性」，其中至少有兩位與會者是印地安人。
美國陸軍在 1964年成立一個「卡美洛計畫」（Camelot 是亞瑟王的城堡），旨在募集社會科學界的知識分子去研究拉美各國的社會發展，以便預測和干預各國的國內局勢發展。
這個計畫在 1965年曝光並揭露於媒體，許多人類學家對於可能有同僚秘密參與該項「美式帝國主義」的計畫而感到不安，甚至覺得人類學家的善意與角色可能會被沾污。因此大會決議委託 Ralph Beals 進行實際的調查研究，評估這事件對人類學的可能影響（田野地區的民眾會不會因而拒絕被當作人類學的研究對象，他們的態度會不會有所轉變，對人類學未來的田野會有多大的威脅或風險）。
這一年有一個場次的主題是「研究複雜社會時人類學家的角度」，其中一篇論文是「在政治局勢動盪下（如何進行）社會科學的田野研究」，作者 Bernard Fall 在論文中揭露了越戰期間許多難以置信的不公不義。
1966年的年會裡由 Bernard Fall 報告他的調查結果，並且因而決議成立「美國人類學學會倫理委員會」。同一年的大會裡通過一項反對越戰的決議案。
1967年的年會裡，「人類學的幻覺」這個場次有八篇論文。同年，一場以「戰爭的人類學」為主題的研討會有16篇論文，報告與討論從 2:00PM 一直進行到 11:00PM。
同一年，劍橋大學畢業的英國人類學家 Kathleen Gough 發表了驚動人類學界的論文 "人類學與帝國主義"，其中一句名言反覆地被後人引用「人類學是西方帝國主義之子」。她承認自己的論文有明顯的立場和爭論性，而其目的是在於「拋磚引玉」地激發人類學界對相關問題的重視與進一步的研究、討論。其中，她也指出一個概略的估算：1960年代有將近 11.4億的人（當時全球人口的 48%）生活在高度仰賴（或者在政治、經濟上高度被美國影響、操縱）的國家裡。這個事實（加上其他因素）使得第三世界從美、蘇集團的冷戰體系裡獨立自主的希望變得極其渺茫。她同時指出，人類學一向必須對三個方面盡義務：他們所研究的（原始）社會與族群、人類學界與人類學本身，以及他們的雇主（大學或研究機構）與研究經費的贊助人。然而在前述處境下，人類學有被第一項義務和第三項義務之間的矛盾所撕裂的風險。面對這個困境，人類學家可以學鴕鳥地假裝不知道自己的處境而「依然故我」，也可以懷著高度的自覺選擇自己的角色、位置與研究主題。尤其是有鑑於「卡美洛計畫」鮮明的帝國主義色彩，人類學家稍一不慎就有可能淪為帝國主義的幫兇。
這篇論文在人類學界所激起的迴響，數十年後還可以感受到。
從1968年開始，人類學界已經可以感受到急遽和劇烈變化的前兆。Bernard Fontana 在研討會論文 "Savage Anthropologists and Unvanishing Indians in the American Southwest" 裡呼籲人類學者「拋棄靈魂裡的獸性，開始撰寫現代的民族誌——並且於撰寫過程中充分考量到所有可能的文化（不管是不是借來的）。」另一方面，對於「貧窮與社會失序」、都市人類學與種族問題的興趣逐漸增漲，而出現類似〈現代中東的國家認同〉、〈美國都市內黑人貧民窟的民族學〉、〈實驗性場次：黑人人類學研究課程的發展〉、〈實驗性場次：美國印地安人的漁獵權利〉。
1968年起的人類學年會還有一個特色，學會的議案不再只有「會士」（fellow）可以投票，所有的學生會員也可以參與投票。從此大會的議案數量激增：1946-66只通過11個議案，1967-80卻通過了140個議案，而且這些議案都是旨在反對性別、種族與少數民族的歧視，促進平等，反對戰爭（尤其是越戰），以及美國對外的強勢外交手腕。
人類學界越來越警覺到自己很難自外於政治——與其自願無知地被政治利用，成為帝國主義的婢女，不如以高度的警覺選擇要為誰服務。一群人自稱為「美國人類學會（AAA）的基進集團」向大會提出一系列的提案，呼籲人類學界拒絕向臭名昭彰的政府、軍方、商業團體（及其基金會）申請研究經費，為被研究的對象以及被征服、被剝削的人們的利益服務，在校園與人類學的領域裡揭露並對抗美國的帝國主義。資深的人類學家也提出相關的議案：瑪格麗特·米德提案支持 UNESCO 有關生態保育的活動，Sam Stanley 代表阿拉斯加的原住民提案要求美國保護原住民的權利以免於其他利益團體的覬覦，Dell Hymes and George Foster 提案呼籲人類學會重視「當代美國社會的人類學研究」並視之為人類學的正宗研究主題之一，並且積極改善黑人、墨西哥裔美國人、美國印地安人以及亞洲人參與人類學學術研究的機會。
在1969-1970年的人類學研討會裡可以看到人類學對自己過去的歷史進行著嚴厲的自我審視與審判。1969年的一場研討會主題是「人類學的種族歧視與少數民族中心主義」，其中一篇論文的標題是 "印地安人觀點中的人類學家"。
在大學裡的所有學科中，文化人類學家的獨特標誌是：他們最慣常於防範用自己文化體系中不自覺的成見與預設去硬套到被研究的對象上，並且力圖從被研究者（他者）的觀點去理解被研究者的感受、文化與價值體系。
當人類學家把這個傳統與長期累積的研究方法轉過來研究自己社會中的成見與歧視，以及自己社會中的非主流（他者，譬如弱勢、邊緣人，etc），甚至從過去被征服、壓迫、剝削者的立場反過來研究主流社會與主流價值對社會中各種邊緣人、弱勢者、被壓迫者的處境時，整個人類學的學術內涵開始起了重大的轉變，並且在經年累月的累積之後徹底改變了人類學的地貌，以及美國人對美國社會的理解。而人類學的研究方法與觀點又跟社會學的觀點與方法相互啟發，使得前述轉變更加深刻、徹底。
最後，美國社會中過去被「視而不見」的各種不平等（性別、性偏好、性傾向、刻板的性別表徵與文化、男女在職場中的各種不公平待遇，etc）一一被揭露，在學術研討會裡被討論，在大學的課堂與校園裡被講授與傳播；而受過這些啟蒙與影響的大學畢業生又到各種平面與影視媒體上傳播，終而改變了整個美國社會對待性別、婚姻、性傾向等等議題的態度。
在這個基礎上，人類學家 Robert Borofsky「順理成章」地在2000年以〈公共人類學：往哪裡去？下一步是什麼？〉一文呼籲人類學者關心「跨越學科界線的議題與聽眾⋯⋯讓學科之外的公眾了解，人類學者對於當前困境的重新思考與舒解可以提供何種助益，並且希望人類學的學科本身也能在與公眾的對話中重新活化」。[注四]
結語
如果沒有社會學界與人類學界在1960與70年代的這些努力，我很難想像我們會從美國傳統而保守的新教社會風氣（或中國傳統、封閉的社會風氣）裡進入今天開放的多元社會。
所以，當李維史陀（Claude Lévi-Strauss）讚譽蔡華的論文「為西方人類學提供了重大的貢獻，...現在納人在人類學的文獻中有了一個位置。」時，許多文化人類學家可能會覺得極端地刺眼：蔡華對納人的研究竟然不是對納人的「重大服務」，而是「對西方人類學」的服務；而其服務的方式竟然是像生物學家找到新的蝴蝶品種那樣地「有了一個位置」？
當 Clifford Geertz 在他的書評裡引述上一段話題，當然是充滿著反諷的意味。然而，只要是略知人類學界在 1960-70年代的變革與自我反省的人，誰能不對李維史陀的上述讚譽感到刺眼（或刺耳）？
註解
[注一] Jack Stauder, 1974, "The 'Relevance' of Anthropology to Colonialism and Imperialism," Race Class, 16(1): 29-51.
[注二] Diane Lewis, 1973, "Anthropology and Colonialism," Current Anthropology, 14(5): 581-602.
[注三] Herbert S Lewis, 2009, "The Radical Transformation of Anthropology: History Seen through the Annual Meetings of the American Anthropological Association, 1955–2005," Histories of anthropology annual, pp. 200-228.
[注四] 關於「公共人類學」的介紹與省思，請參見呂欣怡的〈課堂如田野：以導論課程作為公共人類學實踐場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