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見不同，能坐下來談嗎——經濟問題

      台灣人談起跟經濟有關的問題時，很容易就窄化（退化）為經濟學課本的知識及其應用，並以此為憑將他人的論述分類為「對的」和「錯的」。

      我在談經濟相關問題時，關心的話題非常地窄：（1）當我們用芝加哥學派的經濟學觀念去合理化社會現象時，經常是用過時的經濟學教條在捍衛不正義，而罔顧最新的經濟學實證研究。（2）雷根和柴企爾夫人所倡議的許多經濟相關制度嚴重地偏袒資方而剝削勞方，從政治與經濟的角度看，其作法都是不公不義，並且成為今日世界上眾多政治、經濟與社會問題的禍源。

      2012年以後，許多科普級的大師之作被發表後，我覺得：與其讀我的文章，不如去讀大師的著作（《全球化矛盾：民主與世界經濟的未來》、《21世紀資本論》、《拯救資本主義》、《不公平的代價》、《經濟學好厲害：如果沒有誤用的話》等）。

      現在，我實在沒興趣跟任何人談經濟相關的問題了。

意見不同，能坐下來談嗎——核電

      「你贊成核電嗎？」對我而言，這是一個白癡問題。就像「三角形ABC的三個心（重心、外心、內心）會不會交於一個點？」這個問題，前提不清楚，根本就不該有答案！

      三角形ABC的三個心（重心、外心、內心）會不會交於一個點？如果它是正三角形，答案就是「會」；如果它不是正三角形，答案就是「不會」。結論是會跟著前提而改變的，所以，如果你沒有能力完整地敘述問題的前提（假設與證據），我不會給你答案。

      我支持核電嗎？要看是哪一種核電廠，蓋在哪裡，有沒有處理核廢料的相關配套。我支持廢核嗎？要看有沒有完整的替代能源方案、時間電價方案，甚至還要看有沒有配套的產業政策。

意見不同，能坐下來談嗎——學界篇

      學術界與成熟的民主社會都有一個特點：意見不同的人可以坐下來理性地討論。不過，這只是一種理想；在台灣這種極端不成熟的民主社會裡，意見不同的人很難坐下來討論公共政策。

     根本原因是：絕大多數台灣人根本沒有能力理性地討論。

     這一篇文章先談學術界的案例。

總結一段心路歷程：2011-2023

      我在 2011年建立這個部落格時，原本只是要把放在實驗室網站的文章搬過來，以便退休後這些文章還可以被找到——其實它們泰半早已在海峽兩岸到處被轉貼，只不過每個網站都只是「各取所需」地零星轉貼，無法取代一個文章齊全、完整且屬於原作者所建立的網站。

      後來，純屬意料之外，我因為一些廣泛流傳的文章而成為學生口中的「第一代網紅」。我猜，那是因為當時網路上的優質寫手較年輕，且偏文青類，可以用淺白、精簡的語言道破社會問題核心的網路寫手還少之故。

      2011年建立部落格並出版了第一本書《糧食危機關鍵報告：台灣觀察》以後，我在演講的場合裡經常被稱為「台灣著名的公共知識分子」。今天寫這篇文章，既是回顧，也算是在告別「公共知識分子」這個角色。

關於「優質小眾媒體」

     6/17 的「我不看台灣新聞：無奈的事實＋徵友」貼出後，收到一些回應。除了感謝這些熱心的讀者之外，想在這篇文章裡釐清我所謂的「優質小眾媒體」，以及「徵友」時心目中的人選（7/13 起已停止「徵友」）。

我不看台灣新聞：無奈的事實

      我不看台灣的新聞：不讀報（網路版＋紙本），不看電視新聞，更加不看談話節目。其實我很不喜歡自己處於這樣的狀況！

     我經常試著看電視新聞，但是受不了它的無聊、以偏概全、誇大不實，etc，很快地就關掉或轉台。我經常試著看談話節目，一樣地因為受不了而很快地放棄。

      演講的時候我常說：「台灣人有知的權利，只是沒有知的管道；大陸人沒有知的權利，只是有知的管道（翻牆）。」

部落格是不是過時了？

      我打算放棄「定期刊載」的部落格經營模式，改為隨性的寫作：不定期、不規律，不再有特定風格、主題，接近「雜感」式的發抒，甚至只有「不吐不快」的時候才記上一筆。

      這個新的模式會延續多久？我不知道。

      退休以來我一直在做「願意做、值得做」的事情，並且從中挑選「最樂意 and/or 最值得」的先做。然而社會的變化持續在加速，使得很多過去「值得做」的事情變得「無足輕重」。

人類學在 1960s-70s 的巨變

      1960s-70s的反戰、反威權與各種人權運動不但徹底改變了我們的價值觀與社會秩序（性別、家庭分工、性傾向、婚姻觀念、弱勢關懷，etc），還徹底顛覆了學術界對「學術」、「客觀」與「科學」的基本看法。它對人類社會的影響（改變）遠遠超過2008年的金融風暴，甚至也超過進行中的俄烏戰爭。

      然而許多台灣人對 1960s-70s 的認識卻止於刻板的負面印象：反戰、嬉皮、性解放、吸毒、道德淪喪、人慾橫流，etc（至少我的這個世代是如此，後面的世代我不確知事實如何）。

      事實上，如果不對那個時代有扼要而基本的認識，我們就無法理解我們今天何以會有如此的言行與思想。

      這一篇文章將以人類學的劇變為例，「以小見大」地勾勒這個劃時代的思想巨變。

《單向度的人》與 1960s-70s年代的學生運動

      為了瞭解《源氏物語》，我找了些與「訪婚」、「走婚」有關的文獻，無意間發現 Geertz 對北大教授蔡華的書評。為了增進讀者對 Geertz 書評的理解，我著手開始寫人類學在 1960s 年代的巨變。然而寫到一半卻不禁停筆，開始寫這一篇文章，企圖扼要介紹《單向度的人》與 60s-70s年代的叛逆。

      原因是，如果這本書沒有在 1964年出版，如果作者馬庫色（Herbert Marcuse）沒有因這本書的暢銷（第一版賣了30萬冊）而被當時大學校園內的許多學生視為精神導師，1960s-70s年代的各種社會運動可能會淪為各別獨立而零星的活動，難以串連成對「發達工業社會」的全面性反叛，而人類學在1960s-70s年代的演變也或許不會那麼劇烈。

      如果沒有美國（與歐洲）的 1970年代，我們今天視之為天經地義的多元價值或許根本就很難順利地誕生。

      一個人怎麼會對整個歐美社會（至少是美國的大學校園）有如此「既深且鉅」的影響？

越戰、反戰與1960-70年代的美國學運

      1960-70 年代的學運延燒遍及歐洲與美洲、澳洲的各個大學校園，甚至跟其他的社會運動（法國的工運，美國的黑人人權運動）相結合，最後成為顛覆一切既定社會價值、秩序（刻板的性別規範與性別歧視，資本主義消費社會裡的生產與消費模式，中產階級的道德觀與價值觀，etc），最後才有了今天我們所熟悉（習以為常）的多元社會。

      然而這種天翻地覆的價值革命絕非「經濟發達社會必然的現象」，經濟發達僅僅只是為變革提供了物質基礎，思想（精神）革命還需要學術界的參與與引領（譬如《單向度的人》的出版，以及社會學和人類學界的反思與變革）。

      此外，法國學生運動（革命）的外貿與後果酷似美國的學生運動（革命），然而他們的社會背景與導火線則有鮮明的差異。

      這篇文章先談談越戰、反戰與美國學運的關係，下一篇文章再來談 1960-70 年代美學人類學界的劇烈改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