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書幾十年，面對學生的各種反應，有些會讓我心裡產生大大小小的歡喜，也有些會讓我產生大大小小的沮喪。
許多大學的既有教學評鑑制度只是在鼓勵老師討好學生，或者訓練學生（train），往往無法辨識真正能啟迪人心（inspiring）的好老師。於是，想隨興寫些文章，回憶前塵往事中身為老師的心情，給現在的老師和學生參考。預設的讀者，是一些追求體制外之價值的老師，和那些渴望在心靈上被啟發的學生，希望這些文章能讓他們得到鼓勵，並且彼此鼓勵。
一、好學生有多少種，良師就有多少種
我所欣賞的學生（會讓我「樂為人師」的學生），至少有兩種：一種是聰穎好學，對於我所講授的理工科宏觀理論（往往偏抽象且有點深奧）樂學、能學；一種是渴求靈性的生命，對於我在通識課程中所談的人性深層，心靈的淵深、恢宏與美麗既嚮往又能契會，上課時每有意會就會在眼神中透出亮光和喜悅。這兩種學生不必然是班上成績最好的（而且同時兼具兩種特質的學生少之又少），但他們卻是我上課時最期待的，也是我克服各種繁瑣、迂腐、庸俗的體制時必要的鼓舞與外緣。
第三種學生，不會帶給我上述的喜悅，但是會得到我的肯定與嘉許：他們很認真聽課，但是對於人性與心靈深層的喜悅難以契會，對於抽象而宏觀的理工理論亦難掌握，卻（因而）執意要求（或期待）老師根據課本內文講解，讓他們課後溫習起課本來脈絡清晰而容易掌握。這些人的成績往往在班上「名列前茅」，畢業後在專業領域「積極進取，力爭上游」，「傑出校友」榜上不乏此類人物。
大學各級行政主管中也往往不乏這一類人，「教學評鑑表」的設計往往出自這些人之手，或者深受他們影響，因而大學的校內、外評鑑往往不利於靈性與悟性的啟發，甚至不乏庸俗、迂腐的氣息。
第四種學生最讓我頭痛：他們不見得用心上課，悟性也不高，卻（因而）堅持老師只能講「課內」（也就是課本裡有寫的）的內容，不可以講「課外」的內容（所謂的「有的沒的」）。他們往往面部表情木然 and/or 愚頑，兩眼遲鈍而從不曾有過會意的喜悅光芒，態度堅決或傲慢（自以為考上頂大或出身明星高中是很偉大的事，而且可以因而偉大一輩子）。這種「鏗鏗然小人哉」在填寫教學意見調查表時意志特別堅決，也往往對教學評鑑的「平均得分」有最重大的貢獻（影響）——他們會想盡辦法把你的平均分數拉低。
後兩種人對教學評鑑制度的影響最深、最強，以至於前兩種學生心目中的好老師很難在教室裡營造出靈性與悟性的空間。久而久之，在「倚多為勝」的市場原則下發生了「劣幣驅逐良幣」的作用，清華大學變得越來越獎勵平庸，「教學與行政的創意」往往只不過是嘩眾取寵的伎倆，而台大的傑出教學獎也往往授予「庸俗而受學生愛戴」的老師。再加上台灣網路與傳統媒體的庸俗化，和智慧型手機盤據學生大腦的時間越來越長，高等教育普遍的庸俗化越來越難挽回。
於是，真正有悟性與靈性的學生越來越難遇到經師與人師的啟發。另一方面，想要啟迪學生心靈（而不只是傳授知識）的經師與人師也越來越寂寞。
二、良師、良駒與播種
如果把悟性高或靈性高的學生比喻為良駒，他們眼神裡的亮光是我過去教學時最大的 reward，所以我上課時也總是在積極尋找這樣的亮光，並且會認真記下他們的面貌和名字。
可惜，我的辨識能力不夠，往往有這種良駒在課堂，我卻沒有辨識出來。
據說，有一位材料系的高材生（據說成績名列班上前茅）因為上過我的課而放棄直升碩士班（剛開始試辦的那幾年，一班只有寥寥數人而已），改去念哲學研究所，後來還拿到哲學博士。至今我不知道這是誰——想不起可能的面貌和名字。
據說，有一位工工系的學生因為上我的課，而迷上美術和哲學，還買了許多哲學書去讀，並且跟他高中同學頻頻談起我，以至於連他這位未曾見過我的同學也對我生出孺慕之情。但是，我完全想不起這一位學生是誰。
我在對高中老師演講時，常會如此描述教書這個行為（行業）：「教書就像播種，但是你永遠不會知道，自己將會因為那一句話，而在那一個學生的心裡，埋下什麼樣的種子。」
後來，我很喜歡馬可福音第13章3~8節裡撒種的比喻：「有一個撒種的出去撒種。他撒的時候，有的種子落在路邊，飛鳥來了，就把它吃掉了。 另有落在岩石地上的，那裡沒有多少泥土，它立刻就發芽了，因為土不深；當太陽升起，它被暴曬，就枯萎了，因為沒有根。另有落進荊棘叢裡的，荊棘長起來把它擠住，它就結不出果實了。可是另有落進好土壤裡的，就發芽、生長，不斷地結出果實，結出的有三十倍的、有六十倍的、有一百倍的。」
於是，我就懷著播種的心，但求自己盡心、盡力，不求學生當下的回報，更不在乎體制的設計以及其他師生的眼光。
我從小習慣寂寞，喜歡寂寞，有能力在寂寞中自得其樂，但求心安理得。還好，每過一兩年（或三、五年）總會看到一對閃亮發光的眼神，就可以獲得莫大的安慰且樂上好久（數月、數年）。
三、世與我而相違，復駕言兮焉求
退休前那幾年，動力機械系的課堂上越來越難看到發亮的眼神，通識教育裡也越來越難看到發亮的眼神。
反之，通識課裡不但越來越少看到讓我心喜的報告，還越來越多亂寫或從網路下載、剪貼與課程內容無關的報告，一付「你能耐我何」的頑劣態度；即便每年真的當掉三分之一的學生，也阻擋不了他們來選修。動力機械系的課也越講越淺來適應學生學習能力的下降，以至於最後完全無法教我比較得意的心得，幾乎徹底失去我個人的教學特色。
更可怕的是，退休前那一年跟學生擠電梯時，電梯裡經常都是擠滿呆滯、平庸的眼神，看不到一絲悟性或靈性。這是一場惡夢，嚇得我在電梯裡喘不過氣來。後來，只要電梯門口學生稍多，我就寧可走樓梯一路走到六樓，以免在呆滯、平庸的眼神裡窒息。
我越來越覺得教書這行業「無歡可言」，也越來越覺得沒有學生需要我這樣的老師——他們需要的是其他類型的老師。我越來越想不出自己留在清大教書有何意義，而我又無法忍受自己整天（或者花可觀的時間）在做無意義的事。
於是，我退休了。想找其他更有意義的事做。
那些有悟性或靈性的學生真的越來越少了嗎？假如真的有過兩個學生沒被我辨識出來，會不會還有其他學生沒有被我辨識出來？
假如在我退休前幾年真有那種可以讓我心生歡喜的學生，假如他們當時積極地向我表白他們內心的喜悅，或許我不會輕易地退休，或許現在會有一些需要我的學生因而獲益，在課堂裡看見生命的喜悅。
四、美好的事往往來得太遲
一個昔日的博士生每年認真地在教師節給我寫信。有時候我會這麼猜：他或許是悔悟當年不懂我對他的認真與苛求，離校久了才知道我當年的用心。
這是一位很好的學生，我看重他的才分，想要激發出他最大的潛力，把他調教成頂尖人才。可惜的是，當年他只看到我的要求遠高於其他實驗室的老師，而誤以為我在刁難他，或者低估他的表現。
有些美好的事，只因覺悟得太遲，因而沒有機會發生。
也許我也錯過一些辨識良駒的機會，也許我也錯過一些原本可以發生的美好。
不過，我也是一介凡夫，只能力求盡己、盡心。此外，我退休才有足夠的心力和完整的時間去寫出《崇高之美：彭明輝談國畫的情感與思想》和《研究生完全求生手冊》這兩本書，用以啟發那些有靈性與悟性的人。
雖然不知道這兩本書可以讓誰受惠，我還是懷著播種者的心，為自己的盡己、盡心感到安慰。
美好的事有時候會發生在我們看不見的地方。因此，只要是有機會可以成就美好的事，就該興致勃勃地去做，不需要數算眼中可見的收穫。
人只能盡其心，盡其力；成全與否在天，人只能隨緣而不能強求。
附記：
我把「撫今追昔，土地正義在哪裡？」一文給刪除了。人間總有些美好的事，人的心靈裡更是充滿著無盡的莊嚴和美麗；與其浪費時間去談那些醜陋、齷齪的事與人性的卑劣面，不如用心呈現生命的美好，啟迪那些值得啟迪的人。
有讀者希望我繼續寫社會評論。問題是，我已經寫了那麼多年的社會評論，該發生的作用大概已到極限，再花更多心力，能有多大的額外效用嗎？
有心的人只要讀過我過去在「薪火集」以及個人部落格所發表的文章，自然會有能力自己解讀各種社會現象（兩黨背後的官商勾結機制極高程度地雷同），不勞我再多言。假如讀者無心細讀我過去所寫的文章，那麼再寫更多評論也只是浪費精力而已。
再說，農陣裡群聚一堆大學教授與長期投入社會運動的人，假如連他們都搞不清楚「社會輿論團體（NGO）」與「政黨」間該有的分際，或者不關心這個分際，網路上的鄉民和網紅又有幾個能懂、能關心？
過去五、六年來我已經花太多時間寫時事評論，再寫下去時間（心力）的成本效益會越來越低。
此外，能寫社會評論的人很多，不缺我一個，也不多我一個。反之，能啟發年輕人的悟性和靈性的人很少。
所以，我寧可把時間用來寫書（培養讀者將較宏觀、完整而深入的理解力與觀察力），以及寫一些人文的文章，以便在這個越來越庸俗化的社會裡搶救（啟發）一些有潛力（悟性和靈性）的心靈。
這是一個佛教所謂的末法時代或「五濁惡世」，從上救起比較有趣且有成就感；從下救起很難，恐怕我也已經在過去數年裡寫太多類似的文章，因而黔驢技窮了。
一個社會的浮沉，經常不是個人之力所能改變的。我也只能盡心盡力之後任由它去浮沉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