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部落格的自我介紹裡寫著「40歲後開始摸索跟這塊土地與同胞互動的方式，想知道自己可以為這塊土地做些什麼。」這句話迄今適用。
尤其是到底要不要花時間去討論社會議題？花多少時間？寫成部落格或專書？一直都是拿捏不定的問題。
只問我個人的好惡或意願，其實沒興趣寫了。可是，當有讀者來信表示希望我繼續寫，或者演講時有聽眾趨前表示對我的「仗義執言」表示感謝時，就往往會決心動搖。
一、公民責任
有人樂於當公共知識分子，我從來都沒興趣，頂多只有一份對土地、後代與弱勢的關懷，和身為公民的責任感而已。
南斯拉夫的思想家齊澤克（Slavoj Žižek）是英語世界的頂尖公共知識分子之一，甚至被 Foreign Policy 封為「名人級哲學家」（a celebrity philosopher）。他一直努力地介入大眾媒體與社會輿論，努力地在媒體上挑起激烈的爭辯與反思。這種行為可以被視為是源自蘇格拉底的西方知識份子傳統，或者像蘇格拉底自己說的：神諭要我扮演希臘人的牛虱，不斷地騷擾他們，以免他們在安逸中忘了省思（《柏拉圖對話錄：蘇格拉底答辯篇》，很棒的一篇文章，很值得讀）。
我很尊敬的台灣左翼知識分子丘延亮（阿肥）曾說過：如果你面對不公義而選擇沉默，你就等於是在選擇跟他們認同。我也同意這個論述。
然而我實在是一個嚴重地欠缺戰鬥精神的人——就像我一再陳述的，我在三歲以前是個自閉兒，三歲到40歲之間是個樂於獨處，擅長獨處的「準自閉症」。我關心的是人的靈與肉，人的憧憬、追求與軟弱，人的理想與現實，以及如何活出生命的價值與尊嚴——我個人版的「人文學者」與「人文關懷」。
其實，如果不是因為對土地、後代與弱勢的關懷，和身為公民的責任感，我跟現實世界裡的群眾根本就是「世與我而相違」、「道不同者不相為謀」——我關心的是他們不關心的，他們關心的是我不關心的，根本就「風馬牛而不相及」。
要我為了上述的抽象理念和責任感而去戰鬥，勉強可以，但是撐不久——我總這麼想，我是應該跟大家輪流擦黑板，我也願意多擦幾次，但是總該有讓我輪休的時候吧。因此，在認真擦了二十年的黑板（40歲～60歲），我很坦然地認為自己可以不需要再當值日生了。
此外，認真思索我的人文問題（人生哲學問題），用心寫成比較多人能看懂的書，也是一種「善進公民義務」的方法（或「戰鬥位置」）——對我而言比較有樂趣，也比較能用到我數十年來苦思、苦索的獨到心得（有能力從事社會評論，且有興趣從事社會評論的人幾乎是供過於求）。
於公於私，似乎我專注於人文的關懷是比較好的選擇。
二、此乎？彼乎？
不過，有時候卻又發現：很多大學教授自己就分不清楚是非，很多 NGO 團體自己就淪陷在藍綠與統獨的意識形態內，甚至根本就有意或無意地漠視自己跟權力結構間曖昧的交換（買賣）關係，很多時候連用心且力求客觀的報導都沒覺察到自己陷溺於意識形態之中。
這種時候，我還可以安心地當「退休級值日生」嗎？
有時候，覺得自己不該再逃避似乎不該推託的責任，卻又馬上有個梗阻：說了有用嗎？明知說了也改變不了結構性問題，把時間省下來寫人文書不是更有用嗎（至少讀者可以當下受惠）？效益主義（utilitarianism）的問題跑進來了。
然後，當年輕的學者在演講後跟我表達被體制欺負、壓抑、扭曲的時候，又難免會有「捨我其誰」的責任感跑出來。畢竟，退休的教授誰會關心年輕的學者？在職的學者誰敢指出既有體制的不公不義？
三、折衷
我曾在好幾個主流媒體上定期寫社會評論，後來逐一辭退。主要原因是：為了寫社會評論而整天跟卑鄙、齷齪的人、事、物糾纏，實在遠不如跟歷史上的偉大心靈打交道——我沒辦法忍受那種「牛驥同一皁，雞棲鳳凰食」的齷齪、噁心感。
我也實在無法忍受整天接觸齷齪、噁心的社會新聞，只為了盡一份公民責任。
所以，勉強可以做的事，大概就是剛好路見不平，剛好覺得時間與心力上負擔得了，剛好我來寫或許比別人合適，那就寫吧——尤其是牽涉到大是大非的時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