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國 QAA 和兩大名校都要求碩士畢業生具有三項能力：（1）進行文獻回顧並吸收學術界最前緣的知識（發現），（2）以批判性思考決定對既有方法的取捨與改良，（3）創新與突破的能力。（見前一篇）
而且 QAA預期他們就業後將可以：（1）在複雜而高度不確定的環境下進行嚴謹的決策，（2）能自主的規劃與執行專業水準的計畫，（3）持續地吸收學術界最前緣的知識與方法，藉以發展出越來越高階的新職能。
看起來很夢幻？這些能力恰恰是台灣頂尖企業所需要的，偏偏連頂大的碩（博）士畢業生也往往欠缺這些能力。
到底是誰出了問題？
一、來自業界的聲音
為了要了解台灣的業界如何看《研究生完全求生手冊》這本書，我特地問兩位不算很熟的業界朋友「願不願意試讀，並考慮是否寫序文」。沒料到兩位都很快地答應了，並且陸續交出他們的序文。最令我意外的是他們序文的內容（八月下旬會陸續刊出全文）。
第一位是四零四科技的創辦人之一柯茂全先生（目前擔任該公司董事），我曾跟他一起參與一項公益活動，所以只有一面之緣，但是我對這個公司的印象很深。這公司是台灣典型的「隱形冠軍」，曾被「中華徵信所」評選為2007年「金磚企業」之首；他們靠不斷地研發高難度的技術，而成為全球工業及串列通信產品製造商中的第三名（2007年），2006年每股稅後盈餘（EPS）高達20.57元，比鴻海高出將近一倍。
他們不是靠壓榨員工勞力、超時加班來拼業績，而是善待員工的才華和付出，因而獲得「2016年台灣最佳雇主獎」（主辦單位是全球知名人力資源顧問公司 Aon Hewitt，另外三個獲獎公司為美國運通、DHL、聯邦快遞、以及星展銀行）。
柯先生在序文中先講一段四零四科技摸索許多年而悟出來的創新策略，然後接著說：「讀了彭教授的《研究生完全求生手冊》，才驚訝地發現，原來在產業界摸索許久的方法，彭教授在學界早有一套類似的 SOP。」最後一段則是「本書撰寫雖從研究生角度出發，一般企業的產品或技術研發部門，若能依循本書的 DIY 技巧詳實操作，相信在新產品的開發上，也能獲得極大的助益。」
不過，最讓我感到意外的，是台積電研發中心處長楊光磊的序文。楊博士是台大電機校友，柏克萊電機博士，1998-2005年就擔任台積電研發處長，負責0.18/0.13微米與65奈米先進製程研發，曾獲14屆國家產業創新獎（研發管理創新獎）及行政院92年度「傑出科學與技術人才獎」。
強將手下無弱兵，楊博士手下不乏台成清交的頂尖碩博士，然而他的序文卻寫到：「研究所是進入職場前的最後一哩路，目的是希望能培育研發人才、具備進入職場的能力，這些能力包括彭教授所說的：『 1. 主動取得並正確運用專業知識的能力，2. 自我批判與辨別是非的能力，3. 創新的能力』。我自己身處的半導體技術領域，不像資訊軟體的快速變化，除了新的材料、新的儀器，大多數的理論都可以透過學校的半導體相關課程學通。然而，往往我所接觸到的研究所畢業生，除了基礎半導體無法貫通外，更缺乏彭教授所說的三項能力。」
到底是 QAA 的期待太夢幻，還是台灣的研究所教育出了問題？楊博士認為，頂大學生的能力還是可以被培養出來的，只不過「台灣研發產業花在新進員工『基礎』專業的大量訓練資源，是我在美國矽谷高科技公司中無法想像的。」
所以，問題出在研究所的教育！
二、截頭去尾的研究所教育
台灣頂大的理工學院碩博士畢業生論文發表量往往超過劍橋、普渡等全球頂尖名校，但是這亮麗的成績卻是營養不良症的表徵。
事實上，因為老師要拼業績（論文篇數），所以很多老師採取一貫作業的大量生產模式：題目、創意與研究計畫通常是老師（或高年級博士生）規劃好，碩士生（甚至博士生）只要照原規劃把該做的事給做完，再寫一篇（滿是瑕疵）的論文給老師（或學長）去修改發表。因此，研究工作截頭去尾（沒有尋找與形塑研究題目的過程，沒有文獻回顧、研究構想，也不需要學習嚴謹的學術寫作），學生像代工業或生產線上的小工。另一種典型遭遇則是，執行老師去業界接（純為賺錢養自己和學生）的研究計畫，沒有完整的方法論基礎與學術性的創新，也沒有紮實的文獻回顧和專利回顧過程。
如果跟前一篇第四節所提的十二道問題（研究程序）比起來，這樣的研究過程缺了：（1）問題意識與研究動機，（2）問題的概念化（conceptualisation）與形塑（problem formulation，也就是將複雜而帶有不確定性的實際問題轉化成定義明確而有清楚答案的學術問題），（3）研究架構（research design）的發展，（4）研究架構的合理化與自我批判，（5）選擇合適的手段（instrument）來取得所需要的證據或數據。
因為缺了前兩個步驟，所以到了產業界去面對真實的問題（複雜而帶有高度不確定性）時，不知道要如何在最短時間內進行完整的文獻回顧，也不知道該如何將實際問題轉化成定義明確而有清楚答案的學術問題，因為缺了後面三個步驟，所以沒有能力以高度自我批判、自我檢視的方式規劃研究計畫（在沒有人引導方向，也不確定會不會成功的高度風險下）、執行研究計畫，並自行調整研究計畫方向。此外，因為不需要自己把論文寫到能發表的程度，因而論文寫作過程所能培養出來的自我批判、檢視能力更加疏於鍛鍊。
聰明的學生還是可以靠自己的聰明而在執行過程中有些創意，但是到了有預算、人力與時間限制的業界，他們的創意往往無法吻合業界對時間與經費效率的考量；又因為沒有規劃、設計與管理研究方向的經驗，在創意被上級冷處理時可能會發展成不滿。
對於學生而言，這種截頭去尾的研究方式，最大的「好處」就是不需要面對各種不確定性和風險，壓力輕、論文生產速度快、容易畢業；最大的壞處是最核心的研究方法與能力沒學到，只不過是靠大學部的讀書習慣和天生的聰明在解決問題，（博碩士）畢業時的能力比大學畢業時增加得很少。
而老師呢，不需要花時間去教導學生很難講清楚的研究方法與能力，不需要處理學生情緒低落的問題，而且每個學生的論文平均產量超高，可以用來申請國科會傑出研究獎，升等為特聘教授、講座教授，再利用這些頭銜跟業界合作，去騙國科會科專計畫或者經濟部業界科專的經費，好處說不完。
反之，一個老師如果認真引導學生，從找問題開始一路培養各種能力，最後往往只有對學生的付出，而沒有從學生身上得到太多好處，因此論文產量低，升等慢；此外學生壓力大，甚至沒有好學生願意跟（只能指導別人檢剩的學生）。
台灣的研究生壓力有多低？哈佛平均每兩年有一個研究生自殺（連大學部合起來是每年一個），幾乎是美國各種好壞大學平均值的兩倍。台灣的五個頂尖大學呢？從沒聽過！
壓力比國外二流大學低，論文產量卻比國外頂尖大學高，這才是台灣高等教育最病態的「奇蹟」！
頂尖的學生浪費兩年以上的時間在研究所，卻沒培養出該學且產業界需要的能力，當業界抱怨浪費資源在訓練新人時，我看到的卻是大學在浪費年輕人的青春。
何以致之？問題的源頭在那裡？能改嗎？或者能自力救濟嗎？
三、體制是元兇，老師是共犯，怎麼辦？
錯誤的升等與獎勵體系是最大的元兇：整個體系都在重複獎勵把研究生當工具的老師，同時懲罰（貶抑）努力栽培學生的老師——傑出教學獎只不過是用來取悅學生，遮掩（校方與教師）共犯結構的遮羞布。
而且，這個體系、制度發源於美國，在愚蠢的台灣政客（五年五百億的背後推手）手裡「發揚光大」。
在美國呼籲工程教育必須改革的聲音，早在 1994年就已經從個人式的呼籲上升到工學院院長聯席會議以及美國工程教育學會，但是言者諄諄而聽者藐藐的局勢至今很難改變，以致於熱心推動者幾乎都多少懷著「孤臣孽子」的落寞。
譬如說吧，Frank G. Splitt 是西北大學 1963年畢業的電機與電腦博士，1986年獲得 IEEE fellow 的頭銜，之後就積極推動美國的工學院教育改革達30年。他在 2003年寫了一篇長文 "Engineering Education Reform: A Trilogy"，裡頭除了感慨工學院學生的素質和學習意願越來越差之外，也充滿挫折、氣憤與無奈地說：美國的「學術」（scholarship）已經被「研究經費」（grantsmanship）所取代，甚至一個世代的學者從被聘任到升等、終生職、學術地位、榮譽與金錢報酬等等獎勵，通通僅扣著他所發表的論文，而研究經費（主要是來自政府）的爭取也經常以論文發表為重點；對這個世代而言，「發表論文」跟「熱心教育」是一場「零合」的遊戲。
在美國的許多學校，教授爭取到的研究經費除了一部分教給學校當管理費，一部分當研究生的獎學金之外，還有一個可觀的部分就進入教授的口袋。這樣的獎勵制度當然會鼓舞教授的自私自利，所以很多留美歸國的理工學院教授稱自己的博士生生涯為「廉價勞工」。Frank G. Splitt 因而很感慨地說了一句話：「You get what you reward」。
1970~2017年，美國有兩、三億人口，孤臣孽子當然就不會只有一個。在電腦科學界享有盛譽的 William A. Wulf 在 1998 年就寫過 "The Urgency of Engineering Education Reform" 呼籲大規模地改變跟時代嚴重地脫節的工程教育，但是他也感慨於「體制不變，什麼也改變不了」，因而莫可奈何地說出「what you measure is what you get」。2012年時，維吉尼亞大學校長 Teresa A. Sullivan 拒絕用企業的營利觀點經營學校而被董事會（Board of Visitors）解聘，William A. Wulf 憤而辭職抗議，並發函給全校教師呼籲他們跟進。
普渡大學的十位工學院教授（和研究生）信心滿滿地在 2004年發表了一個工學院研究所教育改革方案（見 "Development of Graduate Programs in Engineering Education"），2005年發表的論文 "A New Framework for Academic Reform in Engineering Education" 裡增加了一個作者，但摘要的第二句就說：「參與工程教育改革的研究是艱難而可畏的」（engineering faculty find the challenges to engaging in engineering education research formidable）。
2016年，六個分別來自英國、美國澳洲與香港的大學聯合發表一份調查研究報告 "Achieving excellence in engineering education: the ingredients of successful change"，其中指出：很多改革者都是一再歷經溫和的改革而無效後，才覺悟到改革必須是激進（radical）且全面的（widespread）。但是，在大學教過書的老師只要看一下這一份報告的「2.4 How? The mechanisms for sustaining change」，大概就知道這種規模的改變應該叫做「革命」（推翻所有的既得利益），而不叫改革——這當然是（幾乎）不可能的。
William A. Wulf 曾在 1996~2007年擔任美國 National Academy of Engineering 的主席，連他都改不了美國的工程教育。台灣呢？大學教授論文浮濫掛名極其嚴重，被捲入的「大老」們包含頂大校長、中研院院士、國科會主委和教育部長，層級之高全球僅見。
為他們辯護的人把論文掛名說成稀鬆平常的事，但牛津大學的「Research integrity and ethics」中規定：必須是對論文有重大貢獻（substantial contribution）的人，才能掛名為共同作者（見該網頁的「Authorship」一節）。此外，就像生醫學界各大期刊普遍認同的 ICMJE "Recommendations for the Conduct, Reporting, Editing, and Publication of Scholarly Work in Medical Journals"，掛名論文的共同作者可能涉及學術、社會與金錢方面的好處，但是同時也必須要（對等地）為論文中的（造假）一切負起共同責任（見該文第2頁「II. Roles and Responsibilities of Authors, Contributors,. Reviewers, Editors, Publishers, and Owners. 」中的「A. Defining the Role of Authors and Contributors」的「1. Why Authorship Matters」）。
以台灣學術界論文浮濫掛名之嚴重，涉入的層級之高，我們還能期待台灣的學術界不把研究生當工具驅使嗎？能期待「大老」們帶頭去改變體制的弊端嗎？
四、自力救濟與 DIY 手冊
假如體制無法改，美國工程教育改革的30年經驗告訴我們：教授們也會被體制綁架，而很難（沒機會）改變。
只靠學生的自力救濟，有機會學到該學的本事嗎？我相信可以，但是曠日廢時（我自己的學習過程）且只有（極）少數人做得到。
假如有人願意把自己數十年的研究與教學心得寫成一本「武學秘笈」，就有機會引導許多認真求學的年輕學子學到碩士級和博士級的本事，甚至有機會引導企業界的工程師和研究人員培養出產業升級所需要的能力。
這樣的一本書當然不可能像《深夜食堂》那麼有趣，也不可能像《正義：一場思辨之旅》那麼容易讀；因為它要教的是碩博士級的本事，是頂尖企業所需要的研發能力，而不是大一通識課上培養外系學生一般性興趣的課程或暢銷書。
我自己從擔任指導教授開始，就認真在思索：一個傑出的年輕人把他的兩年（四年）信賴給我，我該教他什麼樣的功夫，以及如何教，才不會愧對他的信賴？因此，劍橋、牛津、QAA 的要求和期待我一點都不覺得過分，也花了數十年的時間在揣摩如何教這樣的本事。
後來，大學的體制敗壞，學術的精神蕩然無存，逼得我提前退休。退休是為了要作一些更有意義的事，寫《研究生完全求生手冊》和這一系列的文章，就是比跟體制妥協更有意義的事。
所以，我很甘願（開心）地費盡心血地去寫這本《研究生完全求生手冊》，以及利用這一系列的文章去補充一些《研究生完全求生手冊》這本書裡所遺漏的資訊，一方面試著提供一些相對易讀的初階觀念。
寫《崇高之美：彭明輝談國畫的情感與思想》（2014，聯經出版社），《研究生完全求生手冊》和這一系列文章，以及前一陣子寫的文化史系列文章（從 5/29 的〈荒謬感與虛無主義〉到 6/29的〈我的美術史〉，以後還會回過頭來繼續寫下去），這才是我退休時原本打算要做的事。
至於不小心成為社會評論者或公共知識分子，其實完全在計畫之外，純屬無心插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