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你以為歷史課的任務是「訴說真相，完整的真相（無所遮掩），全部都是真相（絕不造假、臆測）」，那麼你的歷史教育很可能是徹底失敗的——至少史丹佛大學的講座教授 Sam Wineburg 會這麼說，只是他的慣用修辭會比較迂迴、婉轉而已。
Sam Wineburg 的專長是教育、史學和認知心理學，他在一本得獎的書裡警告美國人：即便是在美國「菁英」社群的腦袋裡，他們對歷史的教育想法也幾乎跟洗腦無異。
一、歷史課該教什麼？
我曾在「課綱問題是自惹煩惱」一文中指出：英國的高中歷史課沒有課本（textbook），只有各種不同觀點的參考書；沒有「標準答案」，只有「討論提綱」；沒有「部定史觀」，沒有「老師灌輸學生有毒的思想」，只有課堂裡老師叫學生們「請提出所有可能的觀點並予以客觀地檢視與批判」。
然而，在 Historical Thinking and Other Unnatural Acts 這本著作的第一章裡，Sam Wineburg 說了一個讓我甚感震驚的故事。
Phi Beta Kappa Society 是美國一個最像「菁英」的社群，她在美國10%（最頂尖）的大學裡設有分部，每年招募班上最頂尖的10%畢業生入會。從她在 1776年成立以來，至今會員中已產出17位美國總統，38位最高法院的大法官，和 136 位諾貝爾獎得主。
這個協會的機關刊物 The American Scholar 曾經以書面徵詢 11 位著名的歷史學家，請他們各以一千字為限回答「我們的孩子應該在歷史課裡學什麼？是愛國主義、英雄主義和國家的理念？還是她的領袖和主導階級的不公義、挫敗與偽善？」耶魯大學的史學家 Edmund Morgan 回答：在他們的問題脈絡下，「任何回答看起來都比較像是宣傳而不像是合理的歷史取向（approach）。」
歷史是一個發問、檢證、詮釋與回答的過程，如果只有答案而沒有整個發問、質疑、檢證、比對與詮釋的完整過程，任何答案看起都會像是在洗腦。 Sam Wineburg 用一個例子來說明這個事實。
美國歷史課本都說杜魯門在日本投下原子彈是為了拯救美國士兵的性命，但 Sam Wineburg 卻提出了另外一個可能的解釋：為了向蘇俄展示美國核子報復的恐怖後果，以便阻止蘇俄的領土擴張。認真想想，在戰爭末期所能拯救的人命有限， Sam Wineburg 所提的第二種解釋顯得更具有政治上的重要性（以及道德上的瑕疵性）。因此，就算杜魯門真的有親口說過他的目的是要拯救美國士兵，那說法也可能是在遮掩他的真實目的（阻止蘇俄的領土擴張）。
在這個事件裡，真相（杜魯門真正的動機）已經隨著行為者（杜魯門）逝去，歷史學者與其說是在尋找歷史的真相，不如說是在尋找「最合理的解釋」。
上面這個案例充分說明「歷史真相」是多麼稀有而複雜的東西，以及自以為在捍衛「歷史真相」的人距離意識形態洗腦有多接近。
因此， Sam Wineburg 提醒我們，歷史的真正目的是將真實的故事拼湊成可辨識的模樣，以供公開的辯論（History comes alive when viewed as a patterned story open to ongoing debate.）——而不是為讀者提供「歷史真相」，從而冒犯著意識形態洗腦或者為任何特定政治立場背書的風險。
二、歷史思考與網路視讀（internet literacy）
Phi Beta Kappa Society 這一群最像美國「菁英」的人，對歷史課的理解卻還停留在「教導真相」與近乎意識形態洗腦的僵固觀念裡，為什麼？
在 "A History of Flawed Teaching" 這一篇文章裡，Sam Wineburg 說：這些「菁英」在進入大學之前只需要背「關於歷史真相」的答案（以便應付考試），而從來都不曾學習過歷史學者的思考方法（historical thinking）：如何從看似矛盾的原始文件出發，評價這些文件的價值與可靠性，通過複雜的檢證過程，搜尋相關佐證，比對與拼湊真相，而「生產」出關於歷史的認識與理解。
由於美國的高中歷史教育太熱衷於「歷史真相」，而不是研究、理解歷史的方法，因此美國中學生與歷史課教師對於「歷史真相」懷著讓 Sam Wineburg 感到恐怖的確信程度（What's scary is the certainty with which this "Truth" is often held. ）。
而其後果之一，是美國的國中生、高中生或大學生在評斷網路資訊的可靠度時，表現出來的能力往往低得驚人（詳見這一篇報導 "Stanford researchers find students have trouble judging the credibility of information online"）。
為了避免美國學生在歷史課裡培養出輕信「歷史真相」的壞習慣，以及避免他們輕信網路上的各種錯誤資訊與主流意識形態，Sam Wineburg 在 Reading Like a Historian: Teaching Literacy in Middle and High School 這本書裡直率地建議：高中歷史課該教的不是真相，而是探索真相的過程和方法，或者「歷史思考」（historical thinking）的方法。
的確，只有這樣的教學，才能避免歷史課變成意識形態的灌輸場所，並且同時培養學生的批判性思考，和分辨是非的能力。
三、歷史課程的取材與目的
任何歷史素材都可以用來培養歷史思考與批判性思考的能力，那麼我們要如何決定歷史素材以及比重？
民進黨的「同心圓理論」被許多人接受，很多學者也視之為理所當然，但是 Sam Wineburg 卻早已在 2002 年出版的 Historical Thinking and Other Unnatural Acts 指出：這種立場很容易會淪為意識形態的洗腦、陳腔濫調和滑稽的笑話。
取而代之地，Sam Wineburg 建議歷史教學必須兼顧「熟稔」（the familiar）與「陌生」（the strange）的兩大原則，並且在其中取得適切的平衡。
從「熟稔」的原則來看，傳統的歷史教學旨在讓學生了解一個社會的歷史事蹟，以便從而了解這個社會（文化面、制度面、經濟面，etc）如何從過去發展成今天的模樣。這個過程有助於他們理解自己的思想模式與行為模式，把自己跟過去連接起來，並且建立起自己的 identity。這個傳統任務確實不該被忽視或偏廢。
然而，如果只有「熟稔」的原則，我們很容易在「熟稔」中變成視野狹隘與自以為是，或者因而變得夜郎自大，或者因而整個社會一起陷入相同的意識形態中，彼此相互洗腦而不自知。我們將無法因為認識過去而使胸襟與視野擴大、伸展，反而會用過去的歷史來強化自己的偏執、偏見與意識形態。
從「陌生」的原則來看，人只有從「他者」的眼光回看自己，才能看見自己的優缺點與盲點。「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此外，人類學者說，人只有從異文化的觀點回看自己，才會認識自己的文化。因此，歷史課程必須慎選有意義的「他者的歷史」，不只是用來作為反省自身的鏡子，更是用來擴寬自己的胸襟與視野。
台灣在空間上是一個很容易夜郎自大的邊陲小島，在時間軸上則是一個全球舞台上的後進國家，因此遠比美國和歐洲國家更加有必要用世界史來開拓自己的歷史視野與胸襟。
Sam Wineburg 和在他之前的許多歷史學者都說過，歷史的最終目的是讓我們了解人性，並且變得更有人性（to muhanize ourselves）。
對我而言，我所以關心歷史（尤其是文化史），是為了了解過去五千年來人類（尤其是中國和歐洲）在各種歷史情境下的行為與情感，以便藉此了解人類在各種情境下最偉大與最卑劣的作為和情感，從而實證地（empirically）認識人性（而不是像中國古典哲學或歐洲古典傳統那樣地靠直覺、想像與思辨去武斷地或以偏概全地認定人性的本質）。而其最終目的，是因為我想要認識人類心靈中最美麗、高貴與莊嚴、神聖的各種情感與巔峰經驗，以及人類難以克服的弱點，從而知道該如何跟自己的好好壞壞適切地相處，既坦然接受自己無法克服的弱點，又不放棄活出生命最好的可能。
三、請你給我更好的填鴨教育
歷史教室經常是各種意識形態洗腦的場域，而且講台上教師經常（誠懇地）自以為是在傳播真相，而覺查不到自己的有色眼鏡。
因此，分辨是非與核驗證據的能力（歷史思考）遠比「講授真相」更重要。
歷史的學習是為了要打開我們的胸襟——不只是要認識自己的過去，更要藉此突破自己的有色眼光和意識形態，甚至看見人性各種可能性。如果因為柏拉圖的思想在時空上都距離現在的台灣太遙遠，我們很可能會把一整個世代的台灣人推進相同的意識形態裡，猶如陷入無法自拔的流沙坑裡。
如果我們繼續天真地假定歷史課本可以只有真相而沒有意識形態，或者天真地以為歷史課本天經地義地該根據時空的遠近來分配歷史素材的比重，我們很可能還沒警覺到：歷史與社會科學的教育裡到處隱藏著意識形態的洗腦。
如果我們不去要求歷史課程教授「歷史思考」，而只是斤斤計較那些是（或不是）「歷史真相」，以及歷史課本該教那些「歷史真相」，那麼我們只不過是在要求歷史課本的編撰者：請你給我更好的填鴨式教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