退休前那幾年有很多來自企業界的拜訪，在「生張熟魏」的歷練下，我很快地懂得業界在門口殷殷道別時的措詞「十分感謝，以後會儘快地再跟您聯絡。」——意思是：「我已免費要到所需的資訊，以後不會再來了。」
這些年到處演講，不時有校長在演講後激動地表示：「能不能請教授再來演講？」退休前的歷練讓我很容易分辨誰言不由衷，然而連那些真心誠意的人也極少在事後再度發出邀請——我再也不相信「再聯絡」了。
是世界變了？人心變了？還是我們正在成為「不屬於自己」的人（比社會學的「異化」還更深層的虛無化）？
一、行動運算 v.s. 流動性社會
我在一個國中對家長講「陪孩子尋找未來」，校長聽完後激動地從教室送我到校門口，路上告訴同事請訪客先在校長室等候。她重複了兩三次邀請，希望我挪空跟全校老師再講一次同一主題（職場多元化下，國高中教育的適性發展與多元教育）。我相信她的真心，但是無法馬上查我的行程，所以請她事後寫信給我，聯絡演講日期。
然後，再也沒有來信。
發生什麼事？很多種可能，我押的賭注是：她回去跟訪客談別的事，談完後激動的情緒平撫了；想一想請我去跟老師演講的事，沒把握老師們聽完後會不會像她那麼感動，也不知道一場演講是否真的可以改變學校風氣、教育部的顢頇、越改越痛苦的教改、越來越不知所措的教育現場。於是，算了！改天再說吧。
《古文觀止》卷一的〈曹劌論戰〉原出自《左傳》，裡面有很多大家耳熟能詳的成語、典故。譬如：「一鼓作氣，再而衰，三而竭。」人的激情難過三鼓，現代人的激情更難持久：見過一個訪客，喝過一盞熱茶，心緒平穩了，激情也就撫平，一場演講引起的熱情也就從此船過水無痕，恢復到「不死不生，平淡無奇」的日常生活裡去。
這是一個流動性社會：職業是流動性的，居處是流動性的，所以愛情是流動，婚姻是流動的，而親情的親疏與濃淡也只好跟著是流動的。
當然，每天必須生張熟魏地跟各種人握手，每天必須被國內外大事激動（興奮地、恐懼地、嚮往地、失落地），我們也只好學會儘快撫平激動的情緒，以便日復一日地過著「不敢期待，以免失望」的日子。
小市民的無奈，螺絲釘的無奈，無可厚非。但是，下面這一則故事，就讓我相當地不解。
在一個著名的私立大學演講，講全球產業分工下台灣產業升級所需要的應用性研究（文獻回顧與應用性研究的方法），校長聽了非常激動，一再重複「真是意料之外的收獲，請你再來一次讓我們好好請教」。他甚至很明確地說出希望安排我跟教務長、研發長會談。
私立大學有少子化的壓力（學生流失），有國立大學擴張碩士班的壓力（搶走了還願意認真讀大學的學生），以至於連夙負盛名的私立大學都很難維持碩士班的基本求學態度（學生素質當然就更難期待了）。要突破這個困境，必須想出比國立大學更具吸引力的研究所發展方向。而我的演講確確實實地指出私立大學可以致力發展的方向，因此校長一時的激情跟學校長期經營的困境相結合，那份激情最有機會持久（理想與現實結合）。
所以，一個月沒有消息之後，我特地打電話到校長室，留話給校長秘書，提醒這一件事。然後，還是沒有消息。
為什麼？至今成迷！這個校長是個虔誠的基督徒，看起來不太像是汲汲營營地鑽營求進的那種人，言談看似誠懇。是什麼因素讓他的感動消失了？
流動性社會下的必然？
二、流動性的情感與親密關係
據說 Lancaster University 剛過世的社會學大老 John Urry 在出版經典著作《觀光客的凝視》之後，晚年曾致力研究「流動性社會」（Mobilities Research）。
他跟澳洲學者 Anthony Elliott 曾在 2010 年出版一本書 Mobile Lives，其中第五章「Mobile relationships: intimacy at-a-distance」講到當代英國社會親密關係的典型：一對結縭15載而育有四子女的英國夫妻，丈夫因為爭取到一個國際著名的教職缺而到離家280公里（車程四小時）的大學去任教，在診所擔任醫師的太太和孩子們繼續住在家裡；先生每週數天在Brighton 專注地從事研究和教學，週末提前回家數天陪伴孩子，以便妻子在這數天內可以較密集地排診所的輪值，一家人可以較像家人般相處的時間（quality family time）一週不到一天，而夫妻倆還必須在這不到一天的時間內尋找強化彼此親密感的機會。
男女平權、交通運輸發達與各種（物質性與非物質性機制所建構與支持的）流動性機制造就了許多雙薪、雙職、雙生涯發展的夫妻，以及「遠距親密關係」，使得當代的親密關係處於極端矛盾的狀態：夫妻相處的時間縮短了，但是替代性的網路工具發達了，傳統的親密關係（靠肢體接觸與近距離地感受彼此情緒、心理、情感）被相對地抽象的「遠距化」（distanciated）情感關係所取代；這種物質性的改變同時內在地改變了當代人對時間、空間、親密關係，乃至於自我的感受與體驗（experience）。
有趣的（反諷的、值得深思的）是，現代科技與職場生活既用距離沖淡家庭內部的親密關係，又用網路視訊與行動運算等方式維繫家人之間「君子之交淡如水」的關係——它不是單純地破壞，它同時補強，以便讓家庭關係保持在一種「低限主義」（Minimalism，猶如藝術中的 minimal art）的狀態，一種「藕斷絲連」的狀態。
這種親密關係的改變該如何評價（change for better? for worse? or just different）？很難說——傳統關係中有濃密的感情和對彼此的持久承諾（加分），但也同時充滿激烈的彼此衝突、壓迫、遷就、以及自我的扭曲、犧牲（扣分）；新的親密關係裡情感濃度下降，可替代性高（歐陸第一次婚姻的離婚率超過 50%，後來的婚姻離婚率更高，非婚生子女比例激增），但彼此的壓迫與犧牲也減少。
但是，這種變化對於個人的內在自我有何影響呢？它是抬高或貶抑（或消滅）人的存在或存有（ existence, being, 甚至 being-in-Being）呢？該如何評價？
通常這個問題已經超乎社會學家的視野了——除非那個社會學家同時也是個哲學家，甚至曾經師從胡賽爾和海德格，而且精通文學，譬如德國法蘭克福學派健將馬庫色（Herbert Marcuse，1898-1979）。（精通哲學、音樂和美學的是另一個法蘭克福學派健將 Theodor Adorno，1903—1969。）
三、從「單向度的人」到「流動性的人」
馬庫色是被迫從德國遷居美國的猶太裔學者之一，52年前他出版了名著《單向度的人：發達工業社會的意識型態研究》（One Dimensional Man: Studies in the Ideology of Advanced Industrial Society）。
這本基調悲觀，內容高度抽象而極難懂的理論性著作，卻意外地成為1960年代歐美學生運動的聖典，而馬庫色則被封為美國的「左派教父」（據說他不喜歡這封號）。（想嘗試一下它的抽象程度，可以試讀該書序言的中文版或英文版；想要免費看簡體字中文版的人敲這個連結，想要英文版全文網上下載或閱讀的請敲這個連結，我還極端驚訝地在博客來找到它的繁體書——真的還買得到嗎？）
其中原因，或許是很多人愛其中的部分結論或論述——不一定是較易懂的原文，有可能只是被簡化成較易懂的陳述或論述（這個中文的連結有簡略介紹這本書的「內容摘要」）。
也許最吸引 1960 年代學生的，是這本書講出工業發達社會裡的弔詭：大量生產與消費主義使得人在快樂的多元消費（發洩性的、狹隘的、低級慾望的滿足）之中察覺不到人性中更多元、更有價值的渴望，也更容易滿足（麻木）於被剝削與宰制的處境，因而失去了不滿的動力（以及改變社會的動機或念頭）。人成為只有單向度的慾望（用消費麻痺自我的慾望），活在單向度的生活內容（為技術的進步、資本的成長與宰制社會的力量服務，以換取吸鴉片般的消費樂趣——1960年代的小確幸），成為單向度的人（只剩職場的專業能力與消費的慾望，一種嚴重退化的人性與存在）。
「單向度」（one-dimension）是一個很巧妙的隱喻：平面是二維的（two-dimensional），螞蟻（和人）在上面可以有無數種方向（價值向度）的選擇；線（直線跟曲線）是單向度的，螞蟻（和人）在上面沒有任何方向（價值向度）的選擇，只能跟著既定的方向前進，或者後退——你只能選擇升遷或加薪，超越別人或被人超越，成為 winner 或 loser，而不可以選擇「自我實現」（一個已經被「年薪」和「地位」置換掉的，早已不存在的向度）、不可以「聽到另一種鼓聲」（當別人都聽不到另一種鼓聲時，自稱「聽到」的人只能被視為異端，alien 或 heresy）。
流動性社會裡的自我，只是 2016 版的「單向度的人」？還是比「單向度的人」更悲哀的存在？譬如，不具有存在性的「人」（只剩身體、感官，以及認知，而不再具有靈魂的 Homo sapiens——human being with the ability of knowing, but without spirit, nor soul）？
要回答這個問題，必須先看清楚「身體的移動」之外的其他「技術與社會」的向度——去看一看「技術與靈魂」的向度。
四、煩惱與忘我
一種粗淺的傳說這麼說：只要進入涅槃，就可以離開一切的煩惱，而離苦得樂。
但是要既斷煩惱根，又得究極智慧，而出三界輪迴，了生死，這實非眾生所能。21世紀的科技提供普羅大眾另一個捷徑（一個走火入魔的選擇）：通過行動運算而隨時進入「忘我」的境界。
一對夫妻帶著兩個孩子進餐廳，點完菜，大的孩子大聲吵嚷，小的孩子哭聲不斷，兩個夫妻各自凝視手機，徹底進入「忘我」的境界。
上班時「無我」，下班後「忘我」。這樣的人類，仍具有哲學意義上的「存在」（existence, being, being-in-Being）嗎？
五、從工業發達社會到行動運算的社會
工業發達社會用過度的生產與消費麻痺掉人類「物質消費」之外的所有能力、慾望與覺察，是遠比鴉片、大麻對身體更家無害的麻醉劑（的確，我們的壽命大幅增長了）。
而行動運算的科技，直接麻痺掉我們所有的自覺、存在與位格。失去自覺的人從此也告別了痛苦（不是因為沒有痛苦，而是因為沒有能力覺察痛苦）、煩惱、不滿，etc——以及靈性、精神性、靈魂，etc。
要小確幸？其實很簡單！打開手機就有！——不管是 game，或者豬哥會社，或者「大學生了沒」，或者「X哥」的綜藝節目，etc。
單向度的人只剩下一種持續的慾望（生產、消費、出人頭地），行動運算裡的人則已經失去所有持續性的慾望，而只剩下瞬間即逝的衝動——只需要一個「按鍵」的瞬間，他就可以從衝動（或痛苦、煩惱）進入「忘我」的境界。
當代人是「零向度」的人：跟數學上的「點」一樣，沒有面積，沒有前後左右，沒有實質的變化（改變的是手機裡的程式、數位碼和數位內容，而不是人）。
當代的人遠遠超乎釋迦牟尼、馬克斯、馬庫色的想像，很可能也超乎 John Urry 的「凝視」——因為，現代人的「不存在」早已超越任何社會學的「凝視」了。
後記
這篇文章有兩個標籤：「人文素養」和「現實世界與大環境」。是的，對社會問題的深度反省，需要的不只是社會科學的素養，還包括人文素養與哲學的涵養——但不是學究式（或半桶水）的掉書袋。就是為了這個原因，我一再跟念社會學的年輕人提醒：別忘了人文素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