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從零件到工人的可互換性
機械零件的可互換性（interchangeability）是機械工程的偉大發明和技術躍進，它仰賴著越來越高超的精密加工技術與品質管制，以便消除製造過程中十萬分之一（0.001%）的差異性，使得每一個零件都可以在複雜的加工程序下持續地克服來自上帝與大自然的干擾（自動控制理論裡所謂的 backgorund noise and output disturbances），而表現得幾乎一模一樣——當教育部要求各大學提出「教育品質管制、考核計畫」時，很多人心裡膜拜的正是這種「產品品質一致，具有互換性」的「生產體系」；然而，這樣的教育是「進步的」？還是「走火入魔」？
據說，現代版的「可互換性」誕生於法國將領 Jean-Baptiste Vaquette de Gribeauval 在 1765年下的一張指令，目的是在不犧牲大砲射程與精確度的前提下，縮短砲管長度（與重量，以便於野戰的運動速度）。
後來，福特一世在 1913 年設立了第一條汽車的生產線（assembly lines），從此以後工人不再是通曉一整輛車的製造工藝與技術，而是每人只專精一項生產線上的技術；而且，伴隨著汽車零件的可互換性，相同技術的工人也開始具有可互換性（A生產線的工人可以隨時跟B生產線上同一位置的工人互換）。
更不幸的是，以這個事件為起點，外在職業技能的單一化，逐漸內化成工人與工程師「存在性的」（existential）單一化——我們不再教育出「以人為本」的「大學生」，而是教育出生產線所需要的「工程師」（具有特定職場專長，但不具有人文素養以及其他任何與工程技術無關的人性內涵）。於是，人在職場上失去他的個體性（individuality），只剩下他的自覺與痛苦（看一看卓別林的《摩登時代》，就會了解）。
更不幸的是，1980年代以來經濟思想與經濟制度、政策的錯誤，導致勞動力需求不足的高教人口失業問題與非典就業；為了迎合勞動力市場的需要以便「降低勞動力市場的供需缺口」並促成教育現場與生產線的「無縫接軌」，「工程師」的生產流程進一步從「自主專業技能導向」，變成「客戶訂製」（tailor-made, customized），人類從生產線的周邊爬上了生產線，變成「勞動力生產線上的客製化標準產品」（customized workers, mass-produced for a small market segment, by a flexible education/production system），與資本、土地等並列（忝列）為經濟學家口中的「生產要素」——人不再是被「異化」或「物化」（being objectified），而是直接成為「物」（being object）。
於是，他又在教育現場上失去他的個體性，並且同時失去自覺與痛苦，而變成具有將近 100% 可互換性的「勞動力」——interchngeability 跟 individuality 具有根本性的矛盾，完全吻合二元互斥的矛盾律「interchangeable wokers ≠ individuals」。
如果他願意努力地讀課外書，思考存在的問題與生命意義，他還是可以在脫下工廠制服之後，回復到「我」的「個體性」與存在性——20世紀裡極少數成功地逃離「美麗新世界」的幸運兒；不過，那是在21世紀之前的事。
二、從同事到性伴侶的可互換性
在上一篇文章裡，我引述了 John Urry 筆下的現代英國夫妻。在高度組織化、分工化的職場（資本主義生產模式）裡，所有專長、專業位置、職位所需要的職能分類也跟著被標準化，從而衍生了同事關係的可互換性，居所的可互換性，子女學校的可互換性——或者說，後者是前者的支援體系。
更精準地說，這是一種勞動力專長「少量多樣」的標準化——猶如機械工程界在 1960 年代推出的另一項偉大創舉「彈性製造系統」（flexible manufacturing system），在這種生產體下，零件的尺寸多樣化，甚至客製化了，本質上卻仍舊是被暗地裡「標準化」而具有「可互換性」——就像科系與研究所的分組越來越多元而細化，卻無法改變這個事實：人被納進標準化（但多樣化）的資本主義生產體系裡，成為企業界與學術界的「生產要素」之一，而失去其「個體性」（individuality）與「人性」（humanity）。
所以，即便是表面上強調創新與批判性思考的大學，她的徵才廣告仍舊可以精確地描述他們所需要的標準化「生產要素」：「誠徵助理教授級以上教師，專長奈微米技術，必須能在六年內升等，每年執行兩百萬以上的研究計畫（含國科會與企業界委託研究）；註：潛規則是必須要有全球大學排名30大以內的博士學位，以及系內兩位以上講座教授級大老之暗中支持」——他們不在乎你的學術倫理，你的學術價值觀，你的學術人格，以及任何跟「價值」、「人性」、「人格」或「位格」有關的特質。
另一方面，隨著好萊塢的措詞變化，英國社會對親密關係的措詞也變了。現在英國人流行用「my partner」指稱他（她）的「另一半」——無明確的性別，無明確的承諾，無明確的關係限定，可以是同居、夫妻、同性性伴侶；可以是以性器官的結合為基礎，加上或長或短或不定期（且濃密親疏不定）的情感關係；曖昧而不確定的措詞恰恰適切地表達出曖昧而不確定的關係，以及瞬間即逝（或瞬間急變）的流動性關係。
同事的可互換性終於演化出性伴侶的可互換性。
三、親密關係與親屬關係的可互換性
剛到劍橋時，一位哲學系的博士生告訴我他爸爸帶著「his woman」來訪，我不解其意；他補充說明「She is his wife, but not my mother.」我更傻眼、糊塗了——畢竟是一個剛從戒嚴體制下出國的 32 歲博士生。
灰姑娘的「繼母」（step mother）具有一種「永續性」，但是現在歐美社會充滿 half sisters and half brothers，以及「Both John and Tom are my brothers, but they are not brothers in any sense.」在複雜的流動性婚姻下，父母與子女具有可互換性——由濃而淡，由親而疏，由具體的血緣關係變成抽象的（僅存在於語言中、稱謂中的）關係。
四、「人」的可互換性——退化論的終極境界
當工人、大學生、同事、性伴侶、親密關係與親屬關係都具有瞬間的流動性與可互換性時，人們開始產生一種錯覺：「人」的可互換性。
網路上的「神」一個換過一個，崇拜的偶像一個換過一個，沒有一個具有不可替代性，沒有一個真正深入過我們的內心，沒有一個真正地影響過我們的人格發展與價值信仰。
聽完A的演講，感動到請他一定要再來；聽完B的演講，也請他一定要再來；回到辦公室，報紙上說XXX的演講爆滿，那就改成請XXX來演講——每一場感動都具有可互換性，因為人早已失去對質感差異的分辨能力，以至於每一場感動都顯得那麼地類似，那麼地具有可互換性，那麼地膚淺，那麼地激盪人心而又毫不重要。
當人們沒有能力分辨情緒與情感，一時的激動與原本可以持久的感動，深刻的演講與膚淺的演講，真心的表白與虛假的逢場作戲時，一切都具有可互換性。
愛情不再具有唯一性，因為愛情已經退化成「做愛」了；「個人」不再具有唯一性，因為我們已經沒有能力分辨人與人的差異了——我們先失去分辨的能力，繼而失去內在的差異性，終而失去個體與個體性（indinidual, individulaity），並且連帶地失去了個人的存在（existence）、存有（being）與位格（personality）。
我們不再「異化」與「物化」（我們已經超出一切的變化，停止變化），而終極地退化成「物」（things）；我們已經變成經濟學家眼中的「生產要素」，與土地、資本具有相同地位，甚至跟機器人具有 100% 的可互換性——interchangeability 的最終境界。
後記
作為《異鄉人》與「荒謬感」（《薛西佛斯的神話》）的作者，卡謬看了這一篇文章（或21世紀社會），會怎麼想？馬克斯和馬庫色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