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如果寬鬆一點地理解 Dąbrowski 的理論和 OE，不但有助於 OE 的人了解自己，也有助於更多人了解自己的人格發展。
我在文章標題上刻意安置了「個人意見」，就是為了提醒讀者：本文基本上是我的個人想法，許多地方跟 Dąbrowski 的本意有可觀的距離，不要將兩者混為一談。
一、OE、資優與精神疾病
OE 不等於資優（數理資優、語文資優，etc），但是intellectual OE 跟高智商有交集，imaginational OE 和 emotional OE 加起來很容易跟文青發生密切關聯，而許多具有藝術才華的人則同時兼具 emotional OE、sensual OE 和 imaginational OE。因此，Michael M. Piechowski 才會提議要用 OE 特質當作各種資優（gifted）的檢定工具，並且帶動一股風潮去研究 OE 跟資優的關係。
另一方面，精神疾病跟遺傳有關係，而 OE 也可能是這些遺傳因素在腦神經系統作用的結果。譬如，psychomotor OE 的外在表徵是肢體動作的過於旺盛，但是我懷疑其根本原因是神精系統的過度活躍。譬如，累得要死卻睡不著、容易焦慮和緊張、不易睡著而易醒。觸覺反應過分強烈的 sensual OE 也有可能跟神經質人格有關，甚至發展成內心與外在的嚴重潔癖。
Dąbrowski 的臨床研究主要是針對有精神疾病的兒童和青少年，後來他也針對資優和有藝術才華的孩子進行過專案研究，以及針對名人的傳記進行分析。這種研究策略或許是因為他認為 OE 的特徵以及 Level III 和 Level IV 的發展機制在資優與精神疾病患者那裡彰顯得最鮮明，因此最適合作為觀察的對象。
上述這些線索都讓我聯想起 OE、資優與精神疾病的緊密關係。
美國有一個鼓吹資優教育的網站，強調「資優」是社會的寶貴資產，並且把他們的情緒困擾歸諉於常態分班的課程難度太低和被班上同學排擠（因而需要跟資優生在一起，以免顯得怪異而被排擠）。
然而從 Dąbrowski 的理論看，兼具 OE、資優與精神官能症高危險群的孩子，最需要的並非智性上或才藝上的發展，而是引導他們儘量避開罹患精神疾病的外在壓力，以及儘快發展出「自我覺察」、「自我教育」、「自我療癒」、「自我控制」等高階能力。
很不幸地，在目前的資優教育體系下，被編入資優班的人可能會有比常人更大的升學壓力（非考上第一志願不可，否則會被恥笑為「假資優」），以及更沒有時間去發展「自我覺察」、「自我教育」、「自我療癒」、「自我控制」等高階能力。對於「OE＋資優＋精神官能症高危險群」的孩子而言，這樣的教育體制等於是在逼迫他們提前罹患精神官能症，甚至自殺。
二、從首仙仙自殺看「資優＋OE」的悲劇
轟動台灣的才女自殺案中，最早的是 1968年時萬華女中二年級的學生首仙仙（當時十四歲）。如果看她的日記，就會很清楚地看到強烈的 emotional OE，很可能還包括 imaginational OE 和 intellectual OE。
她會讚美華德迪斯耐的卡通片「小鹿斑比」很美：「華德狄斯耐呵！你這用心良苦地替小朋友們拍片，又有幾個小孩懂得裏面的含意，給大人看麼，他們又太大了。」她批評林語堂：「如果他心中有一點點放不下，那就表示他對名利的重視，那也就擔不起幽默大師之名了。」很多人說她早熟，根據 Dąbrowski 的理論，她很可能已經發展到 Level II 或 Level III。
她說：「我不知道，我只是活著，沒有目標地活著，爲了等死而活著。」「我沒有志願，我對任何事都不感興趣，要說有嘛，那就是錢，但錢到底是一個太實在的東西，若果我活著，只爲追求大量的錢財，你以為我會快樂嗎？」她對俗世的價值（物質的、動物本能的、非精神性的價值）有這麼強烈的批判，乃至於嫌惡，很可能是因為已經跨過 Level II 而進入 Level III，但是第三組因素的影響力（引導力）卻還不夠成熟——其實，首仙仙不是「沒有志願」，而是身邊的人不曾給她「比賺錢更有意義的人生目標」。
從 Viktor Frankl 的意義治療法（logotherapy）來看，首仙仙需要的是找到她能認同的人生意義。從 Dąbrowski 的理論來看，她需要的是儘快發展出「自我覺察」、「自我教育」、「自我療癒」、「自我控制」等能力，以便從 Level III 進入 Level IV，而逐漸脫離精神疾病和自殺的風險。
她很可能也有比常人更強的 intellectual OE，然而 OE 普遍地有一種不幸：即便有很強的 intellectual OE，那也只是有強烈的抽象思考動力，而不等於成熟的抽象思考能力；要培養出找到人生方向與回答人生問題所需要的能力（建設的能力），往往必須要超過二十歲（甚至三十、四十歲）。
但是只要有夠強烈的 emotional OE 和初級的抽象思考能力，就有機會看破一切俗世價值，而拒絕所有俗世價值（破壞的能力）。
破壞的能力在發展程度上超前建設的能力，這就是天才的悲劇，卻也是「OE＋資優＋精神官能症高危險群」最常有的遭遇。
假如老師與家長們可以幫他們減少沒必要的外部壓力，或許會為他們爭取到較長的發展時間，而有機會在被壓力壓垮之前從 Level III 進入 Level IV 而發展出「自我覺察」、「自我教育」、「自我療癒」、「自我控制」等能力。
假如老師與家長們可以找到合適的年長者來告訴他們 OE 的人格發展歷程，引導他們閱讀 OE名人的小說（譬如托爾斯泰、杜斯妥也夫斯基）或傳記，讓他們看得見人生更多元的價值選擇（各種精神性、利他性人格的傑出人士和他們的傳記、作品，譬如塞尚、范寬、達文西等），他們或許會有機會從中看見自己願意發展的方向，對人生產生期待，而降低 Level III 的茫然與挫折。
假如老師與家長們可以說服他們對自己的成長與人生方向的摸索要有耐心，將有機會進一步緩解他們的內在壓力與衝突，並且協助他們加速找到自己的發展動力，使第三組因素加速成形與發生引導作用。
假如老師與家長們沒有能力幫他們，至少別給他們額外的壓力，更不該誤導他們進入激烈的升學競爭，甚至讓他們沾染上跟別人比高下的虛榮心（非得要考上第一志願不可，或者把考上第一志願當作人生第一階段的唯一理想）。
「OE＋資優＋精神官能症高危險群」的第一優先序是人格發展與避免精神疾病，而不是為家長、老師、學校的虛榮心服務。
三、OE 與人格發展（TPD）
盡管 Dąbrowski 的理論（TPD）聚焦在極少數有機會進入 Level III 和 Level IV 的人，我總覺得 TPD 是一個對許多人都有參考價值的理論架構。
以 Piechowski 的 Over-excitability Questionnaire II 為例，五種 OE 測驗的得分都是 1分～5分，而常人與 OE 的定義是相對性的。在 887位受測者中有615位是大學生，185位中學生，其他是成人。他們的測試結果分布如下表：
PR 25 PR 50 PR 75
psychomotor OE 2.80 3.40 3.90
sensual OE 2.60 3.30 4.00
imaginational OE 2.30 2.80 3.50
intellectual OE 2.80 3.40 4.00
emotional OE 3.20 3.80 4.30
由於 OE 與常人的得分是相對的高低，且其得分變化是連續的，因此那些沒有跨越 Level II 而進入 Level III 的人中或許有不少人至少有一項 OE 項目得分明顯地高於常人。此外，那些「單向發展」（one-sided development）的人很可能至少有一項 OE 項目得分明顯地高於常人。而且，即便是那些進入 Level III 的人中，也可能有些 OE 項目得分接近中位數或低於中位數。
因此，「OE」與「常人」之間並沒有一道明確界線在區隔兩者。許多人都有或多或少（或強或弱）的 OE 特質（體質），許多人都可能會在某些面向（sides）上有超乎一般人的 OE 特質和人格發展水準。
其次，各種 OE 的定義如果適度地（靈活地）放寬與細化，或許還反而可以改善 TPD 與 OE 的解釋能力。譬如，很多研究者把 imaginational OE、intellectual OE 和 emotional OE 稱為「big 3」，而不重視 psychomotor OE 和 sensual OE，這或許不是很恰當。
如果適度放寬 psychomotor OE 的定義，不要拘束於僅僅只是「體能上的過度，需要靠運動發洩過多的體能」，而把它看成是「神經系統的過度亢奮或緊張」（譬如咬指甲、磨牙、臉部的神經質表情、容易亢奮、不易入眠、易醒、睡眠時間比常人短），則 psychomotor OE 可能在預示著神經質人格，以及精神官能症高危險群的跡象。
此外，sensual OE 也許需要再分類：（1）當一個 sensual OE 可以從音樂、風景、繪畫獲得高度的融入與歡愉時，有可能會讓他們進入正向心理學所說的「flow」，不但可以藉此安頓他們因為 psychomotor OE 而有的亢奮而降低罹患精神官能症的機率，還有機會讓當事人可以輕易地用大量精神性的歡愉取代動物性與物質性的歡愉，因此從 Level II 進入 Level III 時較少內在的衝突，也較少發生悲劇的機會；（2）當一個人表現出觸覺上的強烈好惡，甚至發展成內在與外在的潔癖時，或許預示著神經質人格，以及精神官能症高危險群的跡象。因此，同樣是 sensual OE，前者是好的預兆，後者卻是悲劇性的預兆。可見得 sensual OE 還需要細分。
同樣地，emotional OE 也可以至少區分成兩大類：（1）有些人對他人的遭遇特別敏感且反應強烈、持久，這種人較容易發展出利他的價值體系；（2）有些人只對自己的遭遇有強烈的反應，這樣的人反而有可能較容易從 Level II 退回到 Level I，並且在自己被不公平對待時有強烈的報仇欲，久久不能忘，因而在情場失意或情感上被欺騙時容易有想報復或（且）想自殘的強烈衝動。結果，即便他們終生都只在 Level I 和 Level II 擺盪，罹患精神官能症或自殘的機率卻不見得比進入 Level III 的人更低。
譬如，如果一個學生屬於高 IQ，有嚴重的潔癖（sensual OE），且睡眠時間很短而精神上容易亢奮（psychomotor OE），則很有機會屬於「高 IQ ＋精神病高危險群」；如果他又屬於第二型的 emotional OE（只對自己的遭遇有強烈的反應），他就很有機會屬於「單向發展」（one-sided development）的人格發展模式。這樣的人一旦情場失意，就有機會控制不住強烈的愛與恨，而去傷害情敵，或者報仇無望時以自殘行為懲罰自己。
四、TPD人格發展理論與生命教育
很少人知道高中生要修一學分的「生命教育」，其中七個主題包含了「道德思考與抉擇」與「人格與靈性發展」。設計這個課綱的人似乎是這麼想的：先教學生懂得道德思考與抉擇，再教他們人格與靈性發展，他們就可以懂得如何在行為上吻合道德的規範。
我猜，課綱的設計者和許多生命教育的老師都沒想過：道德的規範是兩面刃，有時候可以逼得人自殺。他們也很可能沒有想過，很多人（包括許多高 IQ 的人，以及許多高社會成就的人）一輩子活在 Level I 和 Level II 之間，因為他們只對自己的痛苦有強烈（或不強烈）的感受，而對別人的受苦根本沒有任何感受能力。
而我最在意的，是如何在教生命教育時不要逼人自殺！就這一點而論，我以為有在講授生命教育的老師，都最好對Dąbrowski 的理論（TPD）和 OE 有基本的了解 。
道德的理論或許可以被簡單地化約為倫理學的問題，但是道德的實踐卻有可能充滿各種悲劇般的風險。尤其是在台灣目前這種「只問利害，不問是非」的社會環境下，道德的實踐意味著跟自己的動物性本能對抗，還要跟社會流行的價值觀對抗，甚至冒著失業的風險，以及因為「有為有守」而被人恥笑或解聘——譬如今天論文造假與掛名浮濫的學術環境下，有為有守就會使你論文發表量低於別人，因而拿不到國科會補助，最後還因論文發表論趕不上不擇手段的人而升等沒過，被迫辭職。
因此，在今天的台灣社會環境下，認真實踐道德原則的人內在的衝突可以非常激烈；如果又剛好是 OE 的悲劇性組合，甚至還加上精神官能症高危險群，鼓勵他在人格發展還不夠成熟（甚至正處於風險最高的 Level III）時過分強迫自己去實踐道德原則，很可能是在增加他罹患精神病或自殘的可能性。
可是，目前生命教育最流行的馬斯洛需求發展理論裡並沒有提到這方面的任何風險，甚至還把需求階層發展理論看成一種「自動」的發展過程：溫飽有餘自然會追求情感上的認同和尊重，有了社會地位後自然會追求自我實現。
反之，佛洛依德的理論雖然對潛意識裡的內在衝突有很充分的提示，對於人的精神性與靈性發展卻論述不足。
在我所知道的人格發展理論中，只有 Dąbrowski 的理論既能闡明靈性發展的過程，又能提示精神疾病的風險，算是比較周全的人格發展理論。
假如生命較與輔導的老師們都能多多少少知道一些 Dąbrowski 的理論，我相信對那些 OE 的學生應該會有些幫助。
五、TPD人格發展理論與諮商
Dąbrowski 的 TPD 理論並沒有發展成諮商的理論，可是他的理論有機會跟現行的諮商理論（技巧）結合，用以豐富諮商工作者對個案的了解，以及實務上的研判。
我尤其覺得：如果可以將 Dąbrowski 的 TPD 理論和 Viktor Frankl 的意義治療法（logotherapy）結合，對於那些「OE＋資優＋精神官能症高危險群」且處於 Level III 的孩子有可能會發生最大的幫助。
不過，Martin Seligman 在 TED 上面用 23.5分鐘談正向心理學（Positive psychology），其中談到：諮商和藥物治療的有效都大約是65%，而安慰劑的有效率約莫是45%~55%，所以諮商藥物治療的實際效果只有 10%~20%。
那麼，我們是不是該放棄諮商與藥物，而改用正向心理學輔導 OE 的孩子？
要找到有效的諮商師和藥物確實不容易，很多人的經驗是充滿挫折的。但是，我查過 Martin Seligman 英文原書中的相關段落，並沒有看到前述統計數據的出處，因而無法確知 Martin Seligman 是否言出有據。事實上，諮商和藥物治療的有效性真的高達 65%？安慰劑的有效率真的可以高達 45%~55% 嗎？這個數據跟我的印象頗有出入。
有些研究顯示，引導學生學習正向心理的技巧，或許有助於他們消解負面情緒，甚至強化他們對抗負面情緒的能力（有興趣的人可以參考 Shelly L. Gable & Jonathan Haidt 的 2005 年論文 "What (and Why) Is Positive Psychology?"）。我也覺得值得一試。
但是，我不敢鼓勵人放棄諮商和藥物（雖然我以為要找到合適的諮商師與藥物並不容易），而只仰賴所謂的「正向心理學」。
Martin Seligman 曾經不只一次公開地攻擊人文心理學與精神分析（連帶地影射既有的諮商方法），背後真正的理由應該跟實驗心理學長期以來對精神分析與人文心理學的排斥有關。
「Positive psychology」這個名詞其實有兩層意思：表面上它是在研究「正面作用」的心理學，暗地裡它是在倡導「實證心理學」。
從孔德到邏輯實證論，「positive」這個詞的意思都是「實證研究」的意思。這一層意思在前述 Shelly L. Gable & Jonathan Haidt 的論文 和 Alan S. Waterman 的論文 "The Humanistic Psychology–Positive Psychology Divide" 裡表示得很清楚。
不過，人文心理學真的一無是處嗎？
Martin Seligman 說：好的人生有三種，依序是 plaseant life、good life 和 meaningful life（愉悅的、美好的和有意義的三種生活），而且暗示著「meaningful life」是最高階（或最「好」）的人生。但是你如果去看他的暢銷書「真實的快樂」（Authentic Happiness），全書14章裡頭境只有最後一章是認真在談 meaningful life。為什麼？
即便你去讀他 2012年的 Flourish: A Visionary New Understanding of Happiness and Well-being，他還是沒有認真去談什麼是「meaningful life」，或者怎樣才能活出meaningful life。為什麼？
因為，要講清楚什麼叫「meaningful life」，就無可迴避地必須去讀人文心理學（甚至還加上哲學、文學和藝術），因為「meaningful life」明明就是人文領域的問題，而很難用實證方法去研究和證實——不管 Martin Seligman 對人文心理學有多少不滿或負面的成見。
六、人之大患，為其有心
老子說：「吾所以有大患者，為吾有身，及吾無身，吾有何患？」我覺得說錯了。身體很容易搞，搞定溫飽就夠了。溫飽以外的欲求，不是身體的問題，而是心理的問題。
人心難搞，因為它裡面既有動物本能，又有社會成見、親長與同儕的壓力和鄙視（或諂媚和羨慕）等社會壓力，然後還有多多少少的浪漫情感和精神性的嚮往。因此，人心有如戰場，三方每每都以焦土抗戰的方式對決，使得人心難安，隨時繃緊如滿月之弓弦，隨時像走在剃刀邊緣。
如果有任何心理學家告訴你：「我們已經知道幸福的秘密，我們保證可以讓你幸福。」那麼你恐怕得提防兩種可能性：（1）你太容易相信人，（2）他太鬼扯。
人心有如戰場，活著原本就不會是件容易的事，幸福更不可能垂手而得。
附註：精神疾病流行率與遺傳的關係
據一項 2014年的研究顯示，全球大約有 25.9％–32.6% 的人曾經罹患過精神方面的疾病（mental disorder，包括憂鬱症、焦慮症等）。其中北亞和南亞的人罹患率最低，而英語系國家的罹患率最高。
另一項 2016年的研究顯示精神性疾病（neurological）的影響因素（population attributable fractions）中，遺傳因素可能佔 26%左右。此外，憂鬱症可能有40%~50%機率跟遺傳有關，焦慮症可能有 30%~40%機率跟遺傳有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