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貨在1980年代紛紛打敗美國貨，讓美國製造業幾無立足之地。後來，韓國崛起，把日本的半導體產業追殺得落花流水。然後中國崛起，紅色供應鏈逐漸取代台灣。最近則印度與東南亞崛起，讓大陸倍感威脅，甚至產業外移。
後進國追趕、進逼，乃至於追殺先進國，似乎是一種技術發展的必然：先進國的技術升級靠革命，隨時都會卡在技術瓶頸上而進展不得；後進國的技術升級靠技術擴散與學習，相對地容易許多。
既然如此，這世界上也總該有個國家怕台灣這個後進國吧？但是，這世上真有哪個國家怕台灣嗎？問來問去，大家都想不起來有哪個國家怕台灣的製造業。
你說，怪不怪？
一、後發優勢
林毅夫有一個「後發優勢」的理論，認為後進國以較快的經濟成長率追趕先進國乃是必然——除非這個後進國家在政治上有問題，扭曲了生產資源的自然分配，甚至導致「優敗劣勝」，而牽制了經濟與產業的成長速度。
政諸事實，他的看法似乎是對的。
日本貨在1980年代紛紛打敗美國貨，逼得美國製造業發狂。那時候甚至有一種流行的見解：美國只擅長不計成本的軍事科技，而不擅長「高品質、低成本」的市場經濟。另一種見解是：日本只會模仿（然後做得更好、更便宜），但是不會創新。兩種見解都說明一件事：後進國家的技術升級是比先進國家容易很多——只需要模仿與學習，頂多加上自己的優點，而不需要創新與突破。
二、真正的台灣奇蹟
從後發優勢與技術擴散的角度看，台灣在戰後的快速經濟成長算不上是奇蹟，而只能說是充分發揮後發優勢——當然，你也可以說是技術官僚能力強，懂得在政治集權的環境下如何讓市場機制發揮「優勝劣敗」的機能；而那一階段的許多南美軍事強人則任性地扭曲市場機制，使得市場變成「優敗劣勝」，以至於總體要素生產力（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TFP）甚至淪落為負成長。
台灣真正的經濟與產業奇蹟應該是發生在過去30年：GDP持續高度成長，生產力卻不時下降，而產業技術更鮮少升級；明明是後進國家，卻沒有任何先進與後進國家害怕台灣的技術追趕或市場取代。
從技術觀點看，這一場禍害純屬人為：當年決定要發展代工產業時，就注定了「專利是進口的，設備是進口的，原料是進口的，製程是進口的，連維修的技術都是進口的」。30年內一切仰賴進口，所有的創意都被一層又一層的體制「完封」，產業技術怎麼有可能升級？
搞了30年的代工已經夠悽慘，卻竟然還有一堆有言論影響力的人顛倒因果，竟然說：「睽諸過去30年的台灣經驗，（後進國家的）技術升級本來就是很困難的事」。有這種腦袋的人盤據著媒體，卻竟然沒有人拿到經濟學的諾貝爾獎，這又是另一個奇蹟。
三、優敗劣勝的民主與市場機制
民主政治與市場機制都沒有什麼了不起——除非他們認真發揮「優勝劣敗」的機制。
後進國家產業與經濟發展的遲緩或倒退，經常伴生著生產力（TFP）的下降。但是人的能力不該隨著時間而下降，所以 TFP 的下降通常是制度與政治扭曲了資源分配所致——譯成白話，就是官商勾結導致市場競爭過程是「優敗劣勝」：想創新且有能力創新的人借不到錢，很難發揮創意的代工產業卻在政府操作下獲得優惠貸款；有心創新與突破的企業家找不到人才，不利於創新與突破的代工產業卻在政府的護盤（股票分紅、內線交易等）下獲利豐碩而用大把鈔票把一流人才挖去當二流人才使喚。
市場機制從「優勝劣敗」變質為「優敗劣勝」，是伴隨著媒體的低能化（愚民化）與政黨的惡性競爭而發生的。腐敗的國民黨是下台了，但是在野的民進黨卻越來越腐敗了——民進黨不是贏在「越來越好」，而是「不像國民黨爛得那麼快」。
台灣的民主政治當然還是比昏君時代的集權政治好，腦筋清楚的人卻不敢說台灣的民主政治比菁英專制好——我們確實避免掉集權統治的壞處，卻沒有發揮政黨政治「良性競爭，日益精進」的積極作用。而關鍵在於媒體商業化，跟政黨行瀣一氣地賣身給相同的財閥。
當財閥同時控制媒體與政黨時，老實講，台灣就告別了課本上所講的市場經濟與民主政治，而淪入財閥經濟與財閥政治。
當然，政黨還是看得到的，看似市場經濟的交換機制還是看得到的，看不到的是悄悄把「優勝劣敗」變質為「優敗劣勝」的財閥們，以及他們在桌面下的各種交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