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談陶淵明，得先記得他不是「寫實詩人」。雖然歷代都公認其作品質樸純真，但是他詩裡的許多數字都有音韻和對仗的考量，不能拿來就當作是「史實」，更不能隨便抓一兩句詩就以偏概全。
譬如，《歸園田居》說他自己「誤落塵網中，一去三十年」。其實他當官的實際時間前後加起來不到五年，就算29歲第一次出仕到41歲辭彭澤令，前後加起來（含中間實際上沒有當官的七、八年），也頂多勉強算是十三年。可見得「一去三十年」是文學上的誇飾加上聲韻的考量，或者形容度日如年，而非寫實。
同理，他42歲（辭彭澤令後的次年）寫的《歸園田居》裡有「方宅十餘畝，草屋八九間」，以及「漉我新熟酒，雙雞招近局。」《歸去來辭》中有「僮僕歡迎」。但絕不能因此便推斷說他「家有恆產」，還有僕人，家境富裕，稱不上「安貧樂道」。
一、家產
首先，陶淵明的家境並非恆富或恆貧，跟他的出仕與歸隱有關，也跟時局有關。譬如《乞食》詩寫於62歲，那一年遭遇到大旱與蝗災，很可能是陶淵明生平最窮困的一年。而《歸去來辭》和《歸園田居》寫於剛歸隱的41歲和次年的42歲，那時可能是他生平最富裕之際。
他在29歲時因為「親老家貧」而第一次出仕，擔任州祭酒。但是「不甚吏職，少日自解歸」。34歲（西元398年）出仕於江州刺史桓玄，至37歲丁母憂而返鄉復耕為止。40歲時復出擔任參軍，直到41歲辭彭澤令為止。前後當官四年左右。
在他任官期間或許家有餘糧。但是他40歲復出時長子才13歲，次子11歲，第三第四子為10歲的雙胞胎，第五子才五歲；家裡沒有男人，光是田裡的事就需要幫傭。至於辭官後是否還有能力持續聘人幫傭，很難說。
所以不能因為他辭官時有傭僕，就推論說他一直都有傭樸負責勞役，自己只管喝酒、賞景、賦詩。
其次，雖然他辭官次年寫的《歸園田居》裡說有「方宅十餘畝，草屋八九間」，但是實際面積不一定就是十餘畝，草屋也不一定就是八九間，這些數字都可能跟音韻和對仗有關。而且，即便數字是對的，那十餘畝地也可能不適合種農作，只能搭建草屋。
如果仔細讀竟《歸園田居》五首，就會找到較完整的線索。《歸園田居》第三首裡說「種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晨興理荒穢，帶月荷鋤歸。道狹草木長，夕露沾我衣。」而《歸園田居》第一首也說：「開荒南野際，守拙歸園田。」而第二首則說「桑麻日已長，我土日已廣。」所以陶淵明真正參與耕作的田可能離家有一段距離，而且是人跡罕至（道狹草木長）的荒地（草易長而豆苗卻不易活，所以「草盛豆苗稀」）。
雖說他屋宅前後的土地上「榆柳蔭後檐，桃李羅堂前。」但通常種柳、桃、李等觀賞用植物的土地就是不適合種糧。此外，假如這「方宅十餘畝」真的適合種糧，他何必走荒徑（道狹草木長）去南山下墾闢荒地？
還有人以為，他曾祖是陶侃，祖父陶茂是武昌太守，而母親是征西大將軍孟嘉的第四女，所以根據兩晉士族政治的「上品無寒門，下品無世族」而推論說陶淵明不可能窮。
實際上陶淵明的父親名諱史上說法不一，以致考證困難，只知道陶淵明應該是幼年（另說八歲）喪父。而外祖父擔任大將軍長史，頂多只是重要幕僚，而非主官。再加上陶孟都非世家門第，所以父歿之後就家道中落，這是很可能的。
而陶淵明始終一貫地說他當官是因為家貧，所以家境清寒大概是最持久的狀況。至於有多窮，就要看豐年與荒年，或者時局有多亂。
二、時局
晉朝始於司馬炎篡魏，號稱結束了三國，實際上方鎮繼續擁兵自重，而曹操建立的九品中正又被士族門閥壟斷，皇權伸張不易，稱不上實質的「統一中國」，而比較像是民初的軍閥割據。所以西晉勉強維持了五十年（西元266年－316年），就被胡人入侵，打下一半河山；偏安江左的東晉只剩半壁江山。
陶淵明出生於晉哀帝興寧三年（西元365年），18歲時，發生淝水之戰，東晉在謝安的調和下克服士族間的對立而眾心一致，擊敗前秦符堅的大兵而收復大批失土。這幾乎是有晉以來唯一的一次「舉國一心，同舟共濟」。陶淵明少年時的「猛志逸四海」，有可能是想要跟著大軍收復失土，而不是志在功名。
之後東晉再度陷入朋黨之爭、桓玄稱帝而兵拜，歷時11年的孫盧之亂（西元399年～411年，陶淵明34歲～46歲），以及宋武帝劉裕篡位而結束晉朝。在這一段期間內，平民生計經常是艱難的。其中孫恩之亂受害最深的是浙江省，但是盧循之亂在西元410年前後直接衝擊陶淵明所居住的潯陽（今江西九江市）。
此外，陶淵明44歲，南畝之宅失火，全家暫棲于舫舟中。而62歲那一年的大旱與蝗災，很可能是陶淵明生平最艱難的一年。
把這些因素都考慮進去，就會知道陶淵明一生清貧居多，不時飢寒交迫。
三、家境
34歲二次出仕後家境可能有改善，41歲辭彭澤令時可能家計最寬裕。所以38歲丁母憂返鄉時作〈和郭主簿〉二首，其中提到生活景況為：「園蔬有餘滋，舊穀猶儲今。」42歲作《歸園田居》，生活景況為：「漉我新熟酒，只雞招近局。」
但是其他時候似乎經常「缾無儲粟」。《歸去來辭》說：「余家貧，耕植不足以自給。幼稚盈室，缾無儲粟。」《飲酒》詩之十九說：「疇昔苦長饑，投耒去學仕。將養不得節，凍餒固纏己。」51歲作《與子儼等疏》，說：「僶俛辭世，使汝等幼而飢寒。」52歲作《飲酒》詩，其二云：「竟抱固窮節，饑寒飽所更。弊廬交悲風，荒草沒前庭。披褐守長夜，晨雞不肯鳴。」
54歲時作《怨詩楚調示龐主簿鄧治中》，有云：「炎火屢焚如，螟蜮恣中田。風雨縱橫至，收斂不盈廛。夏日長抱饑，寒夜無被眠；造夕思雞鳴，及晨願烏遷。在己何怨天，離憂淒目前。」根據前四句，他一生中好幾次遇到大旱、蝗災和暴風雨，以致農地歉收。即便窮困如此，當年被徵著作佐郎，他依然不就。
56歲寫下《詠貧士》七首，云：「量力守故轍，豈不寒與飢？」其二云：「南圃無遺秀，枯條盈北園。傾壺絕餘瀝，窺竈不見煙；詩書塞座外，日昃不遑研。閑居非陳厄，竊有慍見言。何以慰吾懷？賴古多此賢。」但是再窮苦他都不改其志：「弊襟不掩肘，藜羹常乏斟。豈忘襲輕裘，苟得非所欽。」「安貧守賤者，自古有黔婁。」「朝與仁義生，夕死復何求？」
62歲遇大旱與蝗災（元嘉三年），作《有會而作》：「弱年逢家乏，老至更長飢。菽麥實所羨，孰敢慕甘肥。」以及《乞食》詩：「飢來驅我去，不知竟何之。行行至斯里，叩門拙言辭。主人解余意，遺贈豈虛來。談諧終日夕，觴至輒傾杯。情欣新知歡，言咏遂賦詩。」
即便餓成這個樣子，江州刺史檀道濟帶美食來送他，因為言語不歡而不肯吃。根據蕭統《陶淵明傳》：「江州刺史檀道濟往候之，偃臥瘠餒有日矣。道濟謂曰：‘賢者處世，天下無道則隱，有道則至。今子生文明之世，奈何自苦如此？’ 對曰：‘潛也何敢望賢，志不及也。’ 道濟饋以梁肉（指精美的膳食），麾而去之。」
四、躬耕與田園樂
《歸去來辭》中有「農人告余以春及，將有事乎西疇。或命巾車，或棹孤舟。既窈窕以尋壑，亦崎嶇而經丘。木欣欣以向榮，泉涓涓而始流。」於是有人誤以為陶淵明在農忙時節到處遊山玩水。這是誤讀。
他在46歲作《庚戌歲九月中于西田獲早稻》，陳述農務雖苦辛，但本不該推辭：「人生歸有道，衣食固其端。孰是都不營，而以求自安。開春理常業，歲功聊可觀。晨出肆微勤，日入負耒還。山中饒霜露，風氣亦先寒。田家豈不苦，弗獲辭此難。四體誠乃疲，庶無異患干。盥濯息簷下，斗酒散襟顏。遙遙沮溺心，千載乃相關。但願常如此，躬耕非所歎。」
而前面所引的《歸園田居》（42歲）更清楚表明他是從早到晚都在墾荒：「晨興理荒穢，帶月荷鋤歸。」
50歲作《雜詩》，有云：「代耕（以官祿代替耕食）本非望，所業在田桑。躬親未曾替，寒餒常糟糠。」
63歲九月作《挽歌》詩及《自祭文》，十一月卒。其中《自祭文》云：「含歡谷汲，行歌負薪」，「春秋代謝，有務中園，載耘載籽，乃育乃繁。」「勤靡餘勞，心有常閒。樂天委分，以至百年。」
這不是個富農，而是一個真正「勤靡餘勞，心有常閒」的農民詩人，認真地「耕織自給」，而不是「半農半X」的兼業農，或者把農務當作無關生計的休閒活動。
那麼，這個田園詩人怎麼會有遊興與賦詩？利用秋收後與春耕之前的農閒，以及農務勞動中間的休息時間。
《歸去來辭》所謂「農人告余以春及，將有事乎西疇」，意思應該是說：農人提醒我春耕的時機快到了，所以我就趕在春耕之前去遊走。（另有一詩提及出遊時間是冬盡初春時分，但我忘了是那一篇。）
「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山氣日夕佳，飛鳥相與還。此中有真意，欲辯已忘言。」那可能是農閒的時候，也可能是往返南山墾荒的途中，或者體力勞動的中場休息時間。
那麼，他的田園樂是樂在哪裡？他可從來沒說「農耕樂」！他說的是「田家豈不苦，弗獲辭此難。四體誠乃疲，庶無異患干。」（《庚戌歲九月中于西田獲早稻》）「飢凍雖切，違已交病」（《歸去來辭》序）——寧可讓身體勞苦，也不要因為違背自己的價值觀而良心煎熬。
所以他最開心的是耕種自給就可以不被人支配，因而可以免除「違已交病」之苦，良心安頓了才能「勤靡餘勞，心有常閒（心裡無須焦慮、痛苦）」。
其次則是「少學琴書，偶愛閒靜，開卷有得，便欣然忘食。見樹木交蔭，時鳥變聲，亦復歡然有喜。常言五六月中，北窗下臥，遇涼風暫至，自謂是羲皇上人。」（《與子儼等疏》）
有人以為陶淵明亂讀書，其實原文是：「好讀書，不求甚解，每有會意，便欣然忘食。」（《五柳先生傳》）意思是「讀書重在會意而有所得，而不計較枝節。」
五、酒鬼？
有人以為陶淵明是酒鬼，不知所據為何？陶淵明是愛酒，但不見得整天喝酒。第一，他要墾荒，喝到爛醉如何耕作？其次，他愛讀書，且很享受「會意」，喝醉了如何能會意？
他在52歲時寫了（完稿）二十首《飲酒》詩，序裡說：「余閑居寡歡，兼比夜已長，偶有名酒，無夕不飲，顧影獨盡。」所以喝酒是偶然，是夜裡喝或農閒時喝，而不是朝朝夕夕，日以繼夜。此外，第十八篇說：「子云性嗜酒，家貧無由得。時賴好事人，載醪祛所惑。」這很可能就是事實。當時有不少人仰慕陶淵明之名而跟他結交，往往會帶酒給他喝。譬如，有一年重陽節，按俗例要登高遠眺，飲酒、賞菊、賦詩，結果陶淵明無酒可喝，偏偏就有人即時送酒來給他。
陶淵明60歲時，顏延之到新的官職去就任，就刻意路經潯陽，日日找陶潛飲酒，臨行還留二萬錢給陶淵明，「潛悉送酒家，稍就取酒。」有人又藉此罵陶淵明只管喝酒而不管家計。實則當時陶淵明的兒子已經分別是33、31、30、30、25歲，都該自理家計或承擔家計，而不該靠陶淵明養活了。
此外，《飲酒》詩通篇二十首，只有一半談到酒（其一、其三、其七、其八、其九、十三、十四、十八、十九、二十），另一半完全不提酒；而提起酒的那幾篇也多半像是以酒為題，以酒助興，而意不在酒。
所以，梁朝昭明太子蕭統在《陶淵明集序》中說：「有疑陶淵明詩篇篇有酒，吾觀其意不在酒，亦寄酒為跡者也。」
緣此，要說陶淵明「好酒」還無妨，要說他是「酒鬼」可就得小心了。問題是，東晉與南北朝那個名士不好酒？
六、老莊與六經
有人說陶淵明意在老莊，但他自己卻說「游好在六經」。仔細觀察陶淵明的處事，他很多時候是像孔子說的「君子謀道不謀食。耕也，餒在其中矣。」「君子憂道不憂貧。」「危邦不入，亂邦不居。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邦有道，貧且賤焉，恥也；邦無道，富且貴焉，恥也。」
《與子儼等疏》更是在第一段就闡述「死生有命，富貴在天。」結尾處則仿《史記·孔子世家》中對孔子的讚譽：「《詩》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雖不能爾，至心尚之。」
所以晚清經學家劉熙載乾脆說：「曹子建、王仲宣之詩出於《騷》，阮步兵出於《莊》，陶淵明則大要出於《論語》。」（《藝概詩概》）
七、忠臣不事二主
唐朝的劉良在注《昭明文選》時說：「潛詩晉所作者，皆題年號，入宋所作者，但題甲子而已。意者恥事二姓，故以異之。」此後很多人就跟進此說。
問題是，同樣的事實卻可以有另一種理解：在那個隨時有人可能會篡位並誅殺異己的亂世裡，跟著皇帝的國號改來改去，不小心就是找死。當南北朝許多人都裝醉以避世的局勢下，不題年號而只題甲子，是不是較少無謂的殺身之禍？
事實上，陶淵明34歲（西元398年）出仕於江州刺史桓玄，至37歲丁母憂而返鄉復耕為止。不久後（西元403年）桓玄就篡帝位，後來被劉裕打敗而身亡。接著陶淵明在40歲時出任劉裕的參軍，16年後劉裕又篡晉建宋，為宋武帝。有這兩次教訓，陶淵明還學不乖嗎？
「忠臣不事二君，忠女不更二夫」語出《史記·田單列傳》，說的是戰國時代王蠋的心聲。問題是，周朝天子只是共主，各國皆自認為是齊人或燕人。這一句話講的是亡國之恨，而不是改朝換代之恨。
到了魏晉南北朝，這種「忠君」思想是否仍舊流行，根本就是有待考證。畢竟，晉朝開國皇帝司馬炎（武帝）就是逼迫魏元帝禪讓而取得帝位的；此外東晉會偏安江左，就是因為實質上國家是表面上一統而實質上方鎮擁兵於外，士族對立於內，皇權早已衰微，沒比三國時代或民初的軍閥割據好多少。
假如說陶淵明關心世局，也許他的壯志是收復北方失土，後來更關心的是黎民百姓的生計，希望沒有內部的鬥爭、戰亂與政權的更替。《桃花源記》說：「先世避秦時亂，率妻子邑人來此絕境，不復出焉；遂與外人間隔。問今是何世？乃不知有漢，無論魏、晉。」我寧可相信陶淵明是希望有一個屏除政權更替的地方，讓平民百姓可以安居樂業。
八、戲作豈能當真
有人說陶淵明五子都不成材，因為他在42歲時有《責子》詩：「白發被兩鬢，肌膚不複實。雖有五男兒，總不好紙筆。阿舒已二八，懶惰故無匹。阿宣行誌學，而不愛文術。雍端年十三，不識六與七。通子垂九齡，但覓梨與栗。天運苟如此，且進杯中物。」
但是黃庭堅卻認為那只不過是戲謔之作：「觀淵明之詩，想見其人豈弟慈祥，戲謔可觀。俗人便謂淵明諸子不肖，而淵明愁嘆見於詩，可謂癡人前不得說夢也。」（《書陶淵明責子詩後》）
陶淵明五十歲左右開始病體纏身，五十一歲時自謂大限隨時可能降臨，因而作《與子儼等疏》，認真教他們安貧樂道的要訣。這樣的作品才值得我們認真。但是這篇文章措詞文雅，還有許多典故，今人如果不看翻譯和注釋，恐怕能通篇讀懂的人並不多。合理推測，陶淵明的五子應該讀得懂這篇文章，所以他們的教養或許不讓陶淵明滿意，但絕對不會像《責子》詩所說的那麼不堪。
結語
林語堂曾說：「陶淵明是整個中國文學傳統上最和諧最完美的人物，他的生活方式和風格是簡樸的，令人敬畏，使那些聰明與諳於世故的人自慚形穢。」我覺得「敬畏」一字用得好，因為所有「聰明與諳於世故的人」一跟陶公言行對比，馬上會露出馬腳。
白居易《訪陶公舊宅》詩：「柴桑古村落，栗里舊山川。不見籬下菊，空餘墟里煙。子孫雖無聞，族氏猶未遷。每逢陶姓人，使我心依然。」最後兩句真情感人，讓我也很想去江西九江看會不會碰到陶姓人。
昭明太子說：「余愛嗜其文，不能釋手，尚想其德，恨不同時。」（《陶淵明集序》）認真理解陶潛，能不愛他的人恐怕是自己有所偏頗。
參考資料
網路上還是偶有好文章可以參考。關於陶淵明的生平事蹟，可以參考輔大網站上的「陶淵明生平事跡」。至於歷代各家對陶淵明的評論，則請參考「歷代文人對陶淵明的評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