紀錄片《麥收》用鏡頭記錄下農村女子（主角紅苗），為掙錢替老家的父親治病，去北京從事性工作，卻被同行姊妹淘（閣閣）和男友出賣的複雜感受。導演徐童講到他想要用鏡頭刻畫底層社會生存情境時的動機：「在主流社會視野之外的一個隱性的社會存在，而且這些人是我們金字塔的底座，人數之大，他們生命的樣式之慘烈，非常的讓我覺得很有同感。」
然而他的手段卻嚴重違背紀錄片倫理，包括不顧被拍攝者閣閣的反對，對許多入鏡者隱瞞拍攝的動機（未曾告知還在持續拍攝），不在乎主角紅苗及其家人可能會遭受到的嚴厲傷害。因此在「豆瓣」有許多觀眾留言表示憤怒，香港有團體發起抵制活動，台灣的苦勞網也用社論「《麥收》爭議不瑣碎，請不要迴避」具體指出其中違背紀錄片倫理的事實（但不完整，下詳）。
其一，郭力昕認定主角紅苗「並未反對被拍攝」。事實上紅苗並不知道這是要在大陸境內外播放的紀錄片，也沒看過剪輯後的片子；此外，片子上映後的網路討論讓紅苗不安，要求看該片，然而徐童卻拒绝這個請求，只答應不在大陸播放該片。
其次，郭力昕認定（臆測）紅苗的姊妹淘閣閣知道攝影機持續在拍攝，且「不反對」在後來的紀錄片裡暴露身分。然而其論述絕大部分屬於違背常理的牽強推論。中國大陸對從事性交易者（賣淫、嫖娼）的法定處分是「強制集中進行法律、道德教育和生產勞動，使之改掉惡習。期限為6個月至兩年。」而性工作者的身分一旦曝光，他們的父母、親戚有可能會面臨鄰里、親朋的排擠、歧視、言語傷害，難以在故鄉立足。閣閣在片中又被刻劃成「出賣姊妹」的人。試問郭力昕，假如他是閣閣的兄長、父執，會願意讓閣閣在這樣的影片裡暴露身分嗎？
且讓我重複引述紀錄片導演 Joe Berlinger 的話：「要別人答應我一件我不可能會答應的事，我深知這有多虛偽。」孔子說：「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康德說：「你必須樂於將自己的行為準則視同普世準則」（i.e., 你如何對待別人，就要願意讓別人也以相同方式對待你）。徐童與郭力昕對待閣閣的態度，絕對不是他們願意讓自己和家人被對待的方式，這就是偽善、不道德！而紀錄片跟狗仔隊最重要的差異，恰恰就在於拒絕這樣的偽善！
此外，郭力昕花很大的篇幅去描述《麥收》帶給他的感動，而這些感動又跟紅苗的臉部表情有關，意味著「暴露紅苗身分是必要且正當的」。然而當我在閱讀這些段落時，簡直就像是在閱讀一份劇情片的影評，甚至懷疑郭力昕沒有認真思索過紀錄片和劇情片的界線。
除非是個人傳記，否則紀錄片所要揭露（探討）的通常是社會議題（issue），而不是個人特質或隱私；它強調的是「認知」與省思，而不是「感動」（或震撼）。個人的情緒、感受雖然可以把議題凸顯得更鮮明，卻不必然要用正面的臉部表情去呈現：可以逆光側拍使情緒局部流漏而個人身分不那麼容易被辨識，再用聲音、字幕和旁白彌補逆光側拍的不足。至於次要人物（譬如閣閣）的面貌與身分，只要利用數位影像技術略加模糊化而造成近似失焦的效果，就可以獲得一定程度的身分保護效果。
除非是刻意要「感動」觀眾（撩撥、煽動情緒），否則在數位剪輯技術極端發達的21世紀，要想充分揭露性工作者的生存處境與情緒，且適度保護當事人的隱私，絕對是現實上可能；即便其中殘存有難以避免的衝突，也經常可以極小化。
《麥收》的倫理爭議恰恰在於：導演完全沒有試圖去保護當事人，他只在乎自己的「作品」，而完全罔顧當事人的情感與信任，完全罔顧對當事人的感受與影片上映後可能造成的傷害。
他甚至傲慢地說：「我花了兩、三個月的時間用自己的生命投入，所以我可以這樣的呈現。」紀錄片《無米樂》的導演莊益增說，這句話讓他感到很不舒服：「影片造成的影響是被拍攝者一輩子的事，而徐童似乎認為有了這兩三個月的付出，他就可以決定如何詮釋。」
大陸藝文圈的戾氣與妖風：史杰鹏的照妖鏡
任教於西北大學的史杰鹏（John Paul Sniadecki）是人類學家兼著名的紀錄片導演，他熟知中國社會且博士論文探討的是中國的獨立紀錄片。他發現中國紀錄片違背基本倫理規範的事件太過頻繁，因而寫了《沒有任何紀錄形式，能處於道德的上風》一文，苦口婆心地勸告。
在這一篇文章裡，他舉了好幾個明顯跨越紅線的例子。《麥收》是一個鮮明的例子，而吳文光《操他媽的電影》則被記者質問：「這不就是一種對苦難的利用和剝削麼？」李紅的《回到鳳凰橋》從沒讓片中四個人物看過成片，她甚至承認：紀錄片拍攝是殘忍的、不平衡的，而她自己則是在「掠奪」拍攝對象——她們參與了拍攝卻沒有任何受益。
至於張贊波的《有一種靜叫莊嚴》，紀錄的是受訪者（導演的同學）的隱私（有一個情婦），這位同學並以許多精彩的例子詮釋了他所知曉的政府高層腐敗和濫用職權的內部信息。史杰鵬在文中苦心勸張贊波：「通過畫面處理來隱藏朋友身份，這樣對朋友來說在法律上會更安全，甚至在審美上也會更吸引人。」他也指出，張贊波曾創作過實驗電影，「可以採用一種新的視覺處理，這種處理不會削弱他朋友的表達，而會將其放大。」最後他好意地問：「我們真的需要這個人的面容和身份去感受其爆料的衝擊力嗎？除了直白的現實主義，是否存在另一種視覺表達的可能，來增強他的言語的衝擊力？」
然而張贊波對此毫不領情，甚至故意扭曲史杰鵬後，加以反擊。
史杰鹏注意到，大陸紀錄片導演普遍地不願意在放映前讓受訪者看剪輯完成的片子，以便根據他們的感受與意見適度修改（這是紀錄片界很普遍的作法）。而這些導演的藉口經常是：「對於『真實』的追求不應被所謂的倫理或法律所束縛。」對於這樣的態度和作品，史杰鹏引述加州大學 Santa Cruz 分校王亦蠻教授的話說：大陸有許多「殘酷紀錄片」，這些紀錄片的導演「蓄意違背禮儀或紀錄片倫理，損害被拍攝者的尊嚴」，並以獲取「最大限度地清晰呈現日常生活的私人領域」的素材為藉口，將此類違規看作是必要和正當的。
為什麼會有這麼多「殘酷紀錄片」？這股戾氣和妖風源自何處？此外，它們跟宮鬥劇的盛行是否有關，是否同源？
難不成紅衛兵的陰魂始終在北京城徘徊，甚至在誤導文藝圈的發展？還是說，大陸的藝文圈競爭太激烈，使得年輕人的手段也比較激烈？
畢竟，拍劇情片需要雄厚的資本和人脈，對年輕的導演而言這是不可能的；要成名，最快的辦法是找到「好」的題材，以及容易被哄騙（未經深思而易於被說服）的對象，拍出可以引人熱淚或群情激憤的影片（必要時，甚至放棄在大陸播映，先在港台成名，再挾此聲譽在大陸找資本與人脈）。或許，這才是大陸紀錄片所以如此「殘酷」的真正理由，至於「創作」、「藝術」、「事實」都是藉口而非他們真正關切的，更遑論「倫理」！
果其然，我還是有一事不解：人都懂得遠離殘酷的殺戮現場，為何有人硬是要跳進「殘酷紀錄片」這個大染缸？難道沒有其他創作或謀生的方式可以選擇了嗎？
結語：CNEX 怎麼啦？
長久以來，我打開電視的第一個選項就是CNEX 紀實頻道（中華電信MOD第600台），尤其佩服他們完成了「十年，十個議題，一百部紀錄片」的許諾。
近來，我越來越常看到讓我氣憤（違背紀錄片倫理）的片子。有時候我會懷疑：CNEX 怎麼啦？有時候我會懷疑：台灣的紀錄片導演是不是也不知不覺地感染了大陸「殘酷紀錄片」的妖風？
「紀錄片的倫理」聽起來很教條、無聊，然而我們實在不該忘記：紅衛兵與納粹集中營的那種冷漠與殘忍，就是源自於不願意（或無能）感受他人的痛苦！這絕對不是郭力昕所謂的「中產階級的瑣碎道德潔癖」！
《舟舟的世界》是大陸引人爭議的另一類型紀錄片，它在台灣國際紀錄片節上映過。主角是一個唐氏症兒童舟舟，喜歡模仿音樂指揮的動作，導演張以慶把他表現得像是一個自閉症的天才指揮，並且在影片一開始就打出一行字幕：「一切生命都具有尊嚴。」然而在上海國際電視節的評選過程中，荷蘭和美國的評審都懷疑這部片子在誤導觀眾，實際上舟舟應該只是在模仿指揮的動作，而不是真的在指揮樂團或感受得到音樂的內涵（違背紀錄片倫理第二條：不可以欺騙觀眾）。
因為越來越常看見違背紀錄片倫理的片子，我逐漸對兩岸三地的紀錄片都失去信心與觀看的意願。這樣的結果，應該不是CNEX創辦時所願意看到的。
所以，我最後的一個問題是：CNEX 怎麼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