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月初應允在一個研討會上以「深化民主」為題給一個演講。我腦海裡立即想起妨礙台灣深化民主的兩大關鍵：深受貧富差距之害，而不敢期待縮小貧富差距；深受財閥與政客剝削，卻不敢要工會組織和工作條件的議價權——於是有了「禁忌之愛」這個標題。
如果我們害怕社會福利的支出會導致稅負上升，富人與產業出走，最終搞垮了經濟，我們還有機會走出「房價高攀不起，年輕人看不到未來」這樣的困境嗎？
沒有工會組織，完全仰賴附從於政黨的NGO，和「白色的力量」或「佛心的精英」們，他們真的會為我們爭取更公平的政治與經濟待遇嗎？
一、組織的力量來自於敢愛、敢夢想
北歐和萊茵體系的社會福利制度是工會爭取來的，跟英美比較起來，工會組織越強大，政治越透明而財富分配也越公平。但是，歐美的工會都是在工人難以苟活的非人化生活下建構起來的，絕非單純靠著理念的宣導就可以建立起工人的組織和政黨。
我自己知道，「深化民主與禁忌之愛」不可能改變既有的不公不義的體制，但是我希望它可以拆除我們腦袋裡的枷鎖，讓是非清楚起來，讓我們敢於夢想我們所愛的。
夢想與愛不等於行動，但是沒有夢想與愛就絕對無法產出足以改變世界的行動力量。
二、意識形態禁錮了愛與夢想
因為我只有一個月的時間可以寫「深化民主與禁忌之愛」，所以它的現況我還不滿意。但是有些讀者或許可以看到一個事實：阻礙台灣社會發展的關鍵意識形態，就是攀附在主流經濟學上的一堆意識形態；不先推倒這些意識形態，台灣就走不過當前的困境。
以前我被問過：「蔡英文當選會不會比較好？」我回答：「都是新自由主義的信仰者和財閥操縱下的政客，誰當選會有差嗎？」後來我寫了「火車出軌，不能只想換司機」，很多讀者還是誤以為（或者故意誤讀並引導其他弱智者一起曲解）我在談藍綠政黨。
出軌的火車是台灣（各種痛苦），司機是政黨與政客，出軌的真正理由是我們不敢要「勞資協商」（參與決定一次所得分配和公司發展方向）和「二次所得重分配」（社會福利），所以注定會在社會發展方向上被財閥把持，而朝向「掏空台灣，撈完走人」的方向發展。
從政治學的角度看，問題很簡單：如果「關心台灣的人」跟「不關心台灣的人」擁有相等的決策權（從政府到企業的每一個社會層次和角落），台灣不會進步，也不會退步；如果「關心台灣的人」擁有比「不關心台灣的人」更多的決策權，台灣會進步，而不會退步；如果「不關心台灣的人」擁有比「關心台灣的人」更多的決策權，台灣不會進步，只會繼續向下沈淪。
問題不在政黨，不在明星，而在於權力分配的方式。而我們之所以願意委屈於嚴重失衡的權力分配，就是因為我們腦袋裡的意識形態枷鎖。至於那些不分青紅皂白地擁護市場機制（不管它實際上距離「完全競爭市場」有多遠，不管它實際的運作被扭曲得多厲害）的人，就是幫兇。
三、夢想也要能接地氣
一個大四女生問過我：「教授，你的理想是什麼？」她問得含糊，而我習慣於精準的對話，因而一時間不知道要怎麼說才能讓她明白。
其一，夢想要高遠，但是行動要踏實。其二，改變自己很容易，改變台灣很困難。結果，必須一再調整自己的行動方案，才有辦法真正地發生作用——而不是一廂情願地滿足自己的浪漫。
我的部落格寫了一句話，很少人注意到：「40歲後開始摸索跟這塊土地與同胞互動的方式，想知道自己可以為這塊土地做些什麼。」要回答這問題很困難，因為要了解台灣社會的總體事實太困難——何況很多契機都瞬息萬變，原本有效的行動方案可能轉瞬就變得可笑。
參與社會改革運動以來，我的行動方案一直在變。2016年三月宣布關閉舊的部落格之後，原本打算專心寫書，不要浪費時間跟不讀書的網民（以及他們支持的網紅）糾纏。
真正讓我下定決心的，其實並非誰的文章，而是我在捷運上一再重複看到的景象：年輕人幾乎每個人都埋首在手機，手指不停地滑動（一種容不下任何思考成分的「翻閱」速度），沒看到誰可以緩慢地翻動手機頁面（一種含有思考成分的閱讀速度）。
假如絕大多數人閱讀文章時就是在捷運上、無聊時，你不可能用任何文章引起他深思，而只能撩撥他情緒性的下意識。因此，這樣的人注定只會被挑撥，而不可能思想。
於是，我決定退到網路的角落，放棄路人甲和打醬油的，只經營數千個願意靜下心來想事情的讀者，以及願意買書讀的人。
文章越寫越深是故意的，刻意要讓路人甲和打醬油的知難而退。
四、不做沒有用的事
我不喜歡浪費時間作沒有成效的事，也不願意作毫無理想成分的事。衡量自己的能力，衡量台灣的現況，我能做的事就是寫作，尤其是靠寫作協助讀者突破盲點、意識形態，從而提升台灣的社會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