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據國際貨幣基金會 IMF 的 2015統計，台灣人均名目所得 22,263 美元，位居全球第33名；略低於西班牙的 26,823美元，略高於 Slovenia 的 20,747美元，沙烏地阿拉伯的 20,583 美元，和葡萄牙的 19,117美元。某種意義上，我們已經開始「脫亞入歐」。
台灣的人均GDP還會更高嗎？
一、靠國際貿易的資訊落差（資訊不對稱）賺錢
如果只靠體力與工時賺錢，不可能繼續提升台灣的人均GDP。必須靠其他附加價值更高的手段。
新加坡和過去的香港有一部分非常可觀的收入來自於國際貿易——新加坡幾乎是東亞五國的對外貿易總部，而香港則幾乎是中國的對外貿易總部；他們光是靠國際貿易資訊的落差，就可以在「低買高賣」的模式下賺進許多錢。
而這種資訊落差幾乎是新興國家與全球市場間必然存在的現象，導因於買方與賣方在語言與人際網絡的隔閡而造成的資訊不通暢。因此，當上海、深圳和珠海逐漸取代部分香港的國際貿易業務之後，香港便遭遇到經濟發展上的瓶頸。而新加坡人害怕一帶一路，也是基於類似的理由。
這種靠資訊落差而賺錢的模式也存在於金融市場——每一個人都可以學巴菲特理財法，但是獲利遠不如他，因為他有一大堆專業人士在協助他蒐集資訊，拜訪關鍵企業，評估他們的價值，以便賤買貴賣。
目前，台灣社會裡通路商、專業炒股與炒房的人平均收入還是遠遠高於五大名校的畢業生，主要原因是兩個：（1）台灣的經濟結構裡知識的含量太低，五大名校頂尖畢業生「高材低用」的情況很嚴重；（2）社會裡到處充滿資訊不對稱（股市、房市、國際貿易），只要有人脈與資訊管道，獲利遠遠高於沒有特殊資訊管道的常人。
如果可以改善制度設計，改善股市與房市資訊不對稱的程度，把精力用在取得國際貿易資訊，以便協助台灣製造業者回答「以自己的能力，生產什麼，賣到哪裡，附加價值最高」（找出對台灣最有利的生產項目與貿易國），這將會對台灣經濟附加價值率的提升大有幫助（製造業獲益，通路商獲益，這才對社會總體有正面貢獻；至於炒股、炒房則對總體經濟沒幫助）。
二、提升經濟結構中的知識含量
台灣目前服務業與製造業的知識含量仍舊遠低於工作人員所擁有的知識，因而形成教育的浪費與人才的浪費。
與其浪費十兆公帑去進行硬體的公共建設投資，不如拿來做幾件事：（1）以補貼或關民合股的方式促成國際貿易業與相關資訊產業的發展，推動前一段所敘述發展方向的進展。（2）成立創業投資銀行，結合公股（40~45%）、國內私人股份（20～30%），歐陸傑出的投資銀行（30~40%）的資金，給予歐陸投資銀行必要的優惠來換取他們的專業知識和經營能力，以便加速國內知識產業的催生。
如果拿十兆公帑去進行硬體的公共建設，獲利者主要還是與各級選舉有關的既得利益者（樁腳，選舉獻金者，政黨內部的專業政治工作者，以及打通關結所需要的各種前金後謝），對受薪者（90%台灣人）幫助很小（台灣的工程建設已經大幅度自動化，使用人力很少，而建築工人又是外勞為主）。
不只這樣，這些錢都會被大規模地花在拉抬房價，結果是90%台灣人受害。
三、提升政府服務
歐美國家政府支出通常佔 GDP 的45~55%，而台灣只有 22%，低於韓國的 33%。結果台灣的社工人員與學校裡的輔導老師編制嚴重偏低（相對於我們的名目所得與購買力所得），而公共空間與政府服務所影響得到的生活品質則嚴重惡化。
台灣當前最需要的是提高就業率，以便間接提升工資（目前的低工資是政府「刻意＋無知」所造成的「假性勞動力供過於求」，一旦提高就業率，就可以改善「假性勞動力供過於求」，使工資上升；如果第一項所敘述的「國際貿易的生產與銷售」，就可以讓廠商有能力支撐工資上漲）；而不是拼命提高名目GDP，結果經濟成果一直進入資方而勞方的實質所得反而持續下降。
四、培養跨領域、系統性思考與T-型團隊
目前台灣人的工作模式仍停留在單槍匹馬與單點單向的思考，所以在創意與效率上都無法突破目前的瓶頸。
如果這一點不改，只靠前三項的改革，成效仍舊有限。
五、如果一切都不改
如果我們一切思考一如既往，什麼都不改，台灣將逐漸地被大陸、印度和新興國家的傑出企業所取代，以致國際競爭力排名逐漸下滑。
很不幸的是，目前總統府與行政院的掌權人顯然是沒有能力帶進改變的人，而且整個政界冒出頭來的人都還困在舊的思考模式裡。
如果持續既往，頂尖人才會越來越失望，有些人會逐漸退出公共領域而獨善其身，有些人會選擇離開台灣。台灣的公共領域人才素質與評論素質都會下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