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個標題看起來像是我的杞人憂天或聳動誇染的「狼來了」，其實它是貫穿英國《金融時報》（FT）九月份裡一系列文章的主題。
譬如 FT 副主編 Philip Stephens 的〈如何從資本家手中拯救資本主義〉一文，雖然標題抄襲自芝加哥大學商學院金融學終身教授與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首席經濟學家Raghuram G. Rajan 的同名專書，檢視的角度大異其趣，但是都清楚指出市場機制如何淪為少數人牟取不勞而獲的暴利，並對此深懷憂慮。
另一方面，副主編兼首席經濟評論 Martin Wolf 的〈全球化大潮正在轉向〉則指出全球化已然陷入瓶頸，甚至可能會衰退或崩潰。
跟 Martin Wolf 的深度分析與敏感覺察比起來，英國前首相 James Gordon Brown 的〈“全球化機遇”為何淪為“全球化危機”？〉顯得像是搞不清楚狀況的政客在漫無目的地抱怨「群眾為何不再相信菁英的領導」（這讓我想起大陸留美學人孙涤的〈精英阶层何以丧失影响力？〉一文）然而，他把英國退歐公投看成「僅次於群眾革命」的「群眾對菁英的反叛」，確實有其政治上的敏感度。
群眾的不滿其來有自：過去30年來許多國家經濟成長的果實被 top 10%的人吃光，其他 90%的人實質所得不漲或倒退，加上房地產暴漲，使得全球年輕人普遍地看不到未來。因此，連 BBC 中文網也以〈全球化四面楚歌？學者稱關鍵在於誰受益〉一文報導全球選民對全球化的普遍不滿，以及全球化的衰退趨勢。
這 30年來的經驗證實了英美放任式的資本主義不符合民主政治的精神和 90%選民的利益，必須加以節制或改造、改良。
一、放任式市場經濟的黃昏
在共產黨數十年統治後，柏林圍牆倒塌，瓦解了好幾個世代對共產主義的熱情與期許。許多捍衛新自由主義的學者就因而粗糙（且粗暴）地下定結論：新自由主義雖有瑕疵，但已經是人類社會進化的最後階段，未來只需是需要略加修改，就可以創造萬世的太平。
事實呢？在放任式資本主義的30年統治下，人類社會根本就已經走到難以為繼的窮途末路！
只管生產而不管分配的結果，富者窮盡奢華地浪費資源而貧者難以溫飽，以至於工業化的糧食生產體系已經耗竭地球上的水資源而難以永續，地球上卻還是有超過十億的人無法溫飽。
放任市場機制的貪婪，只圖營利而不管社會責任的企業到處製造失業、污染、暖化、血汗工廠、非典就業。
加速擴大的貧富差距成為社會對立與仇恨的溫床，受害的人只有不滿而不知道誰該負責，以致意識形態急遽升高，一部分是誕生於無知，一部分是被卑劣的政客誤導，一部分是被喪心病狂而唯利是圖的媒體加工誇染，一部分是被半桶子的 NGO 和學者誤導。
就像 Joseph Stiglitz 在 "The Post Washington Consensus Consensus" 一文提到的，放任式市場機制有許多嚴重的根本錯誤，它需要的遠遠超過「微調」，而是要徹底從過去的意識形態裡醒轉，從頭打造一個全新的「經濟民主」制度。而這一個改造工程所需要的基本材料，其實早已準備好了。
德國的 ordo-liberalism 早已覺悟到現實世界的市場機制必須被有效規範與治理，才有可能接近亞當史密和主流經濟學所期待的「每一個人的所得都等於他對社會的貢獻」。另一方面，Joseph Stiglitz 等「新凱因斯學派」的經濟學者也不厭其煩地寫通俗書分析政府的錯誤作為和有助於「全民均霑」（ inclusive development ）的各種政策。這些都意味著政府的有效治理是社會健康、均衡發展的必要手段（而政府能否有效治理，則看媒體監督與公民社會的發展、成熟）。
此外，歷經 2007-2008 的金融風暴後，全球主要經濟相關組織（IMF、WB、WEF、OECD等）都已經全盤拋棄自己過去所擁抱的「華盛頓共識」，從2012年以後紛紛立場鮮明地主張要將過去 30年來信仰的經濟制度往「全民均霑」與適度提高基本工資、積極促進就業等方向修正。
然而，許多熟知馬克斯主義的大陸著名經濟學者卻至今死抱著放任式市場經濟，而不知道人類社會還有更好的選擇。
二、柏林圍牆倒塌，絕不意味著放任式資本主義的勝利
放任式資本主義的功與過在改革開放以後的大陸以最誇張的方式被放大地現了出來。
過去30年來中國大陸的經濟自由化讓6億人口掙脫了貧窮線底下的生活，卻也同時把大陸另一半的人帶進了困境（或絕望）。大陸近日熱傳的文章〈盛世中的螻蟻〉告訴我們還有數億人活在「生不如死」的困境裡。
此外，放任市場調度資源的結果，少數一線城市利用13.8億人口的龐大基數迅速崛起，資本急速累積並高度集中，創造出上海與深圳的超速發展與經濟奇蹟，卻也同時埋下農村瓦解，城鄉發展失衡（失控）的伏筆：一線城市既是大陸經濟發展的火車頭，同時也是大陸發展過程的惡性腫瘤（吸乾、榨乾其他鄉村與二線城市的發展資源，甚至導致農村流離失所，成為一線城市中被排擠、歧視、唾棄的「外來人口」）。
房地產市場是榨乾受薪階級畢生心血最有效的手段，通過飆漲的房價，受薪階級把一生辛苦的收入悉數奉獻給極少數通過官商勾結來炒地皮（不勞而獲）的建商，這種機制風行於全球，在大陸表現得最為驚人。北京房價平均每坪高達 76.5萬，卻還在去年繼續上漲32%，這一方面顯示北京人的富有，一方面遮掩了絕大多數人買不起房的困境。這種遍及全中國的驚人房價與漲幅不僅跟政府的政策有關，也跟放任式市場機制有關。
此外，一線城市裡原居住民與外來人口的對立有時候被簡化為「上海人歧視外來人」，其實背後是鄉村人口往一線城市集中所帶來的各種負面效應：公共服務的增長嚴重跟不上人口的增長，導致住房不足，城市公共服務品質惡化，其他生活品質跟著惡化。而鄉村人口會往一線城市集中，則是因為城鄉發展的機會嚴重的差異和徹底失衡——這幾乎是放任式資本主義的必然。
然而放任式市場經濟的捍衛者很少看到自己跟這些惡果的關聯，還往往把責任推給「政府施政無能」，宏觀調控干預市場機制，或者「權貴腐化」。
三、繫鈴人與解鈴人
市場機制與資本主義的失控式發展與 WTO 關係密切：WTO 拼命強化資本的流動性，同時卸除政府進行所得重分配與調節市場機制的權力；同樣地，WTO也可以協助各國政府有效徵稅，以及脫離被跨國資本綁架的厄運。
問題是，過去掌控 WTO 的人並非政府，而是跨國資本。這一批繫鈴人是不可能自己去解除鈴鐺的。
資本主義與市場機制今天的困境，反應的人類兩千年來始終不變的困境：既得利益階級不可能因為公平與正義的原則而放棄處心積慮營造出來的有利處境。
我們面對的是政治問題，而不僅僅只是經濟問題——兩千年來人類始終無法處理得好的一個問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