幾位經營過跨國（中小）企業的朋友告訴我，台灣人的資質是亞洲最棒的，因此他們無法理解台灣社會何以會沈淪到今日這種不堪的境遇。
我的理解是這樣的：白色力量總是沒有能力集結、獨立與傳承，所以或者倚附著藍綠兩黨而成兩黨的附庸或外圍組織，其他孤立的少數則應驗了運動圈內悲傷的順口溜「長江後浪推前浪，前浪死在沙灘上」。因此政治淪為沒有人監督的騙局，而日益沈淪。
如果白色力量可以形成集結、獨立與傳承的機制，就可以從一再的失敗中持續地自我改善與茁壯，而逐漸擴大其監督政黨與影響社會的力量。這樣我們才能有效地監督政黨，深化民主，開始向上提升。
孤獨的個體總有無以為繼的一天，一再的挫折後認命地說「算了吧」，從此放棄努力與希望。只有集結起來，才能像大隊接力一樣地輪班，累的人去休息，休息夠的人來接班，讓白色燈塔的燈火持續地照亮著黑夜，甚至一再地茁壯，直到黎明的到來。
一、向上提升的期待，向下沈淪的開始
還記得公元2000年的選前之夜嗎？李遠哲頂著無上的光環和台灣人普遍的仰望，卻選擇為阿扁站台，呼籲我們投票給阿扁，終止台灣的向下沈淪。
很多人滿懷期待地回應了李遠哲的呼籲，卻贏來了八年的向下沈淪。
李遠哲或許至今不曾明白，當他跟社運團體一起選邊站之後，台灣就失去了仲裁與監督的力量，只剩兩個腐敗的政黨而沒有具公信力的裁判；當白色的力量都被染色之後，政治就會變成高明的騙術，藍綠就會肆無忌憚地買通媒體來愚弄選民——只因為社會已經失去公評和監督的力量，沒有人知道要相信誰。
民主不能只有兩個政黨，它還需要強而有力的民間監督力量，才能讓政黨政治發揮良性競爭的機制；如果一個國家只有政黨，而沒有白色力量的有效監督與裁判，政黨就會變成輪流分贓、勒索選民的黑道幫派——公民出錢，兩黨輪流享受官商勾結的利益，不同的只是誰的吃相比較難看，誰比較會遮掩說謊，誰比較無恥貪婪。
2000-2008年，許多台灣的「NGO」或者跟民進黨瓜分政治資源（入閣，擔任不分區國大等），或者成為民進黨的外圍團體（向行政院申請各種經費），甚至成為民進黨的打手（打壓抗議的民間團體或弱勢團體）。那一段時間，被社運圈稱為台灣的「社運寒冬」，沒跟民進黨勾結在一起的 NGO 團體全部冬眠。
2014年，柯P選市長，號稱白色的力量，其實背後操盤的是民進黨的張景森，督軍的是民進黨中央派出來的高層（見過面，一時忘記他名字）；柯 P 當選後，許多綠色陣營的人入主小內閣，更多人成為市政顧問。柯 P 自己說過他是深綠，選民卻一廂情願地把他看成白色。
時代力量的背後「教主」就是林義雄，他還代表時代力量去跟民進黨談「禮讓席次」；黃國昌跟獨派有著很深的瓜葛，他除了逢中必反之外，不知道還真心反什麼（成為立委後的表現往往只是為了選票，很難分辨是真心或假意）；洪慈庸在白色力量的支持下進入國會，立即忘記白色選民的期待（推動軍隊改革）。最重要的是，這個政黨一開始就自限為「民進黨清廉黨部」，而且一開始就徹底繼承了民進黨玩弄權術的手段：候選人都是「有當選實力」的明星，卻不必然是有能力推動政治改革的人選，甚至專挑可以被權術操弄的政治素人。我曾對他們期待很深，卻眼睜睜地看著他們「為了勝選，什麼都可以犧牲」的現實。
2016年，農陣還是不明白「裁判不可以兼球員」這個道理，520之後農陣集體歡送（慶賀）三個主要的成員入閣，外加一個民進黨不分區立委。其中兩位上任後立即聯手寫了一份 TPP 說帖，轉身就出賣了農民。我不知道，今天的農陣到底是扮演著民間的監督團體？執政黨的民間友人？還是執政黨的外圍團體？
白色力量如果沒有獨立自主地創立組織的骨氣和決心，老是要倚附藍綠兩大政黨，就只會被藍綠政治人物玩弄於鼓掌，而且看不起。尤其今後民進黨一黨獨大，白色力量如果再不集結成獨立的力量，台灣的政黨政治只會日益沈淪。
二、集結才能堅持，堅持才能茁壯
政治與社會改革都不是一朝一夕可成的，無法堅持到最後的人，一開始就注定是輸家。
我參與台灣社會改革>20年，看過很多 NGO 組織，深體宜蘭號稱「民主聖地」有她的理由：他們有集結與傳承民主力量的機制，深厚地札根在各種民間組織裡——這是其他縣市所無法望其項背的。
至少從郭雨新開始，宜蘭的政治人物就開始積極培植後進，重視傳承。宜蘭出過許多人品上值得敬重的政治人物：郭雨新、林義雄、黃煌雄（監察委員）、陳定南——雖然我不喜歡游錫堃和陳菊。此外，從我參加社區營造、社會大學以來，宜蘭每一種社會改革運動都不曾缺席，有豐富的各種民間團體。因為這樣的集結與傳承的機制，宜蘭才能在國民黨執政期間一再奪得地方政權，並且持續成為推動台灣民主改革的「聖地」。
唯一可惜的是，這些團體幾乎都是淺綠或深綠，因此一旦綠營腐化，大家都是過去的朋友或戰友，因而也就失去監督與反制的力量。
三、前仆後繼的砲灰
台灣並非沒有藍綠以外的改革力量，只是因為欠缺集結的機制，所以前仆後繼，盡成砲灰；或者轉戰於藍綠之間，變成眾矢之的。楊偉中和陳以真就是頗讓我憐惜的一對夫妻。
台灣運動圈有兩個「只有最高學歷，沒有大學文憑」的異人。丘延亮念過建中、台大，卻沒有高中與大學畢業證書，只有芝加哥大學的人類學碩士與博士文憑。楊偉中念過建中、台大，卻沒有大學畢業證書，只有政大的碩士文憑。
丘延亮因為反對國民黨而被關，所以沒有畢業證書。楊偉中因為關心工運和社會改革運動，所以不在乎文憑。
2008年，楊偉中發起「第三社會黨」，嘗試在藍綠之外給選民第三個選擇，結果慘敗。不肯放棄政治改革的他只好委身國民黨，希望推動國民黨的黨內改革；因為在太陽花學運期間公開表示對打壓學運的不以為然而遭開革；近日則因出任黨產會委員，而引發藍營反彈。楊偉中是社會主義的堅定信仰者，卻不得不委身在藍綠之間任令兩邊謾罵，原因就是台灣的第三勢力沒有可以持續地集結與推動改革的長續性組織。他的妻子陳以真，披著國民黨的戰袍去選舉，其實為的還是推動台灣的社會改革。
我對楊偉中的評價遠高於黃國昌，對他的委身藍綠同情遠多於質疑。
如果白色力量沒有形成可以集結、獨立與傳承的機制，有理想的青年只會一再地變成砲灰，或者任人欺凌地委身於藍綠。
四、捨我其誰？
成露茜創辦世新大學社會發展所時，有意識地要為台灣建立一個改革力量的碉堡，可惜至今台灣社會很少有人知道「世新大學社會發展所」的存在，更鮮少有人知道這個單位為台灣做了什麼。
現在擔任政治大學副校長的王振寰，曾經用自己的學術界人脈辦了幾屆推動台灣社會改革的研討會，今天大概沒有幾個人知道這件事曾經發生過。他曾說過：很多朋友都一個個地說「算了」。這句話對我而言極其恐怖，猶如大陸文革電影「芙蓉鎮」最後那鬼叫魂般的「運動囉！運動囉！」（算了！算了！）
我有一點點知識分子的責任感，但是沒有救世救人的使命感；我不喜歡當公共知識分子，那是不小心掉下來的一套戲服（偶然的角色扮演）；或許是因為小時候的自閉症，我從小學開始就擅長「自得其樂」；高中以後逐漸認識柏拉圖、康德和范寬，也就開始沉浸於跟歷史人物神交的樂趣；大學畢業後最討厭的是社交和見陌生人（至今如此），基本上罕有朋友；決定退休時盤算的是關起門來研究塞尚、維根斯坦、康德和海德格；今年三月份停止「彭明輝的部落格」時，心情上是卸下「公共知識分子」的責任而開始隱居，除了寫書之外就是重拾退休前的打算。
我因為看不到改革的希望，而在心裡說了好幾次「算了！」並且逐漸淡出世間而進入越來越穩定的隱居情懷——直到這次被兩位自稱「打死不退」的朋友激勵而，隱居的意志動搖起來。
這幾天又恢復徹夜難眠的惡習，靜夜深思：如果白色力量不能集結，台灣社會有那個既有的機制會去思索台灣的未來？
似乎沒有！
民進黨已經是一個奪權和利益分配的組織，它的內部沒有研究台灣社會發展願景的機制。國發會是應該負責研究台灣社會發展願景的政府機構，但是它的計畫和報告很少考慮超過三年的事，而少數用心的報告總是被歷屆政府塵封於暗不見天日的倉庫裡。中華經濟研究院一直是藍綠最重要的產經政策智庫，卻幾乎鮮少思考 GDP 成長率以外的社會發展面向；而且因為經費來自政院，太多報告都是把政院的交代當結論。至於學術研討會，一篇論文討論15~20分鐘，我無法期待它能激盪出什麼樣的火花。
國內太多的願景會議都是一群陌生人一起吃一個便當就敲定結論，頂多三天兩夜的大拜拜就出爐一本白皮書。這樣的政府報告我曾讀過93本，都是垃圾！
我也許太悲觀，但是我極目所見，只要白色力量無法形成集結、獨立與傳承的機制，我就看不到台灣的未來，甚至怎麼看都是日益衰微的未來。
如果台灣注定要衰微，如果台灣的年輕人注定不會有未來，那麼爭論統獨還有意義嗎？
五、提升自己，為國養才
也許台灣還有些人在從事類似的努力，只是我自己不知道而已。也許我們最終還是很難在數十年內看到政治品質的重大改變。不過，只要我們持續的努力，終究還是功不唐捐：我們很有機會在這過程中提升自己的視野、格局和能力，也很有機會在這過程中提升一些年輕人的視野和能力而間接地為國養才。
台灣社會什麼都缺（能源自給率0.6%，糧食自給率30%，水源不足嚴重不足），有的只是人才。要突破台灣的當前困境，絕對是靠一群人去作以前沒有人會去做的事，去開創以前沒有人嘗試過的新局。
在我的了解中，願景書院╱會社努力的方向以前只有過一些零星或無法持續的努力。我相信這個方向值得努力，而且不會徒勞無功。
接下來的問題是：你願不願意跟我們一起嘗試往這個方向去推進，以期有助於台灣突破它當前的困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