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9月29日 星期四

基本工資爭議案的新發展

        台灣社會討論基本工資爭議案的時候往往視野狹隘,甚至罔顧最新的學術研究結果。
        譬如說,美國許多反對基本工資案的經濟學者都有提出「薪資所得租稅補貼」(Earned Income Tax Credit)作為替代方案——也就是說,「扶貧」是雙方陣營共同的目標,爭議的是「基本工資案」與「薪資所得租稅補貼」哪一個比較有效。
        然而在台灣卻往往發展成單單只有「要不要調漲工資」,而反對方根本沒有提出任何替代方案,似乎是要「讓市場統治一切,其他免談;至於受害者,我們只能愛莫能助」。從這樣的角度看,台灣的許多經濟學者顯得比美國的經濟學者更加地沒有「人飢己飢,人溺己溺」的人道關懷,似乎我們的教育制度就是要教育出一批「沒血沒淚」的「知識菁英」(除了知識之外,什麼都沒有,包括沒有思想)。
        其次,「1990年以前的研究報告多半可信度有問題」已經漸成經濟學界共識,但是許多反對基本工資案的台灣經濟學者還在說「過去的研究報告2/3顯示調漲基本工資會造成弱勢工人失業」。
        此外,國際重要機構如 IMF、WB、OECD等都已經改變態度,支持「適切的調漲基本工資」,但是台灣社會對此資訊似乎一無所知。

一、一項已經過期的研究報告
        對於反對基本工資案的人而言,最有利的證據應該是是美國國會「基本工資研究委員會」(Minimum Wage Study Commission)在1981年發表的一份結案報告,它集結了六大冊美國與加拿大的相關論文,歷經四年的研究而做出三個結論:(1)如果基本工資調漲10%,十六歲至十九歲的勞工失業率將會增加0%~1.5%,(2)二十歲至二十四歲勞工影響較前者少,(3)至於年齡更高的勞工,其就業率所受影響在理論上與實證研究上都不清楚。
        這一份報告審閱過的相關研究報告非常寬廣,因此被反對基本工資案的人視為一勞永逸的結論。
        此後,「調漲基本工資會提升年輕(弱勢)勞工失業率」幾乎就已成經濟學界的主流定論。此後,英國在1993年廢除了工資評議會(Wage councils)並凍結基本工資制度,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ECD)在1994年警告各國嚴防資本工資案可能會有的負面作用,並建議盡量採取直接補貼低收入的政策。

二、翻轉典範的第一炮
         導致典範轉移的第一篇論文,是兩位經濟學家 David Card 和 Alan Krueger 在 1994年研究紐澤西州基本工資調漲方案對速食業的影響,他們的結論是:(1)調漲基本工資確實使青少年的工資因而提高,(2)沒有證據顯示調漲基本工資有影響青少年就業率。
        這一份研究迅即在經濟學界引起相當巨大的震撼,不只是因為作者在經濟學界的名氣,更因為他們的實驗設計遠比以前更嚴謹。
        首先,如果我們把「調漲基本工資」當作「操縱變因」,而其它影響失業率的因素當作「控制變因」,則理論上必須在擷取統計資料之前設法排除「控制變因」對失業率的影響,才可以下結論說剩下的失業率可以歸因於「調漲基本工資」的影響。但是過去的研究都沒有認真設法排除「控制變因」對失業率的影響,因此他們的研究結果都不可靠。
        為了改善研究設計以提升研究結論的可靠性,他們選擇速食業當研究對象,並且對於這個選擇給出很嚴謹的理由。其次,他們用紐澤西州隔壁原本基本工資相同的賓州當作對照組,比較兩州中相同產業的相同年齡勞工,藉此讓控制組與對照組的控制變因(基本工資之外的影響因素)盡可能地相近,從而降低了基本工資調漲之外其他因素的干擾。
        研究結果顯示,基本工資調漲了18.8%的紐澤西州速食業的勞動力略為增加了,沒有調漲基本工資的賓州速食業反而發生勞動力明顯減少的現象。跟這一份研究比起來,過去的研究都沒有積極地排除其他因素的干擾,因此其研究結果的可信度都有問題。

二、翻轉典範的第二砲
        不過,上述1994年的名著所提供的案例太孤立,以致其結論有可能只不過是特定時空條件下的例外。有鑑於此,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的萊奇教授(Michael Reich)和他的研究夥伴在2010年的著名論文裡改進了 David Card 和 Alan Krueger 的研究方法,使得統計數據的時間跨越長到足以捕捉各種長期而緩慢的效應,而且在案例數量上涵蓋 1990到2006年之間美國相鄰的636個郡(counties),他們被配成318對實驗組和對照組,以便利用地理上的相鄰性消除基本工資之外其他干擾因素可能的影響,而突顯出基本工資的真實作用。結果他的結論還是:(1)調漲基本工資對失業率沒有明顯影響,且(2)調漲基本工資確實使低薪工人的工資因而提高。此外,他們還以具體的證據指出來,過去絕大多數的研究都沒有以兩個相鄰的行政區當控制組與對照組,因而其研究結果受到與基本工資政策無關的其他干擾因素影響,其結論不值得採信。
      這個研究也因為研究設計嚴謹,而採取的案例數量與時間跨距足以消除「以偏概全」或「未能反應長期效應」等疑慮,而在經濟學界再度造成強烈的震撼。柏克萊大學甚至把這一份研究成果摘要公布在官方網頁的首頁。

三、國際機構的反應
        上述兩篇論文研究設計嚴謹而證據確鑿,使得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國際貨幣基金會、世界銀行、國際勞工組織和二十國集團(G20)在2012年的聯合研討會之後發表一份共同聲明,表示適切地提高基本工資可以避免引起負面效應,並且對弱勢勞工造成正面的影響。
        兩份研究報告足以扭轉經濟學界長期以來的主流信仰和六大冊論文歸納出來的研究調查報告,靠的是研究證據與論證過程的嚴謹性,它們具體印證了學術界的重質與不重量。

四、經濟學界的反應
        雖然 David Neumark 和 William Wascher 想盡辦法要駁斥上述兩個研究團體的一系列研究成果,但是他們的證詞有兩大缺點:(1)很多評量標準師之主觀,(2)引述過去的研究結論時沒有認真區辨研究報告的可信度。
        另一方面,許多立場中立的學者已經在接受「適度調高基本工資不會導致明顯的失業率上升」這個命題,而積極在研究有哪些機制造成這個現象。事實上,這個研究方向是2000年以後的主流研究趨勢。
        不過,這個爭議在經濟學界只是「轉向」,而不是已經「休兵」。芝加哥大學商學院在2015年九月底針對42位美國頂尖經濟學家進行一項意見調查,關於「緩慢地調高每小時的基本工資,會不會讓低薪雇員的失業率明顯上升」這個陳述,請他們表達意見。結果,五位受訪者沒有回答,37位回答者中,5%受訪者強烈同意,21%受訪者表示同意,38%受訪者表示不確定,24%受訪者表示不同意,沒有人表示強烈不同意。
        有趣的是,這些經濟學者的意見似乎跟他們所屬的學校有高度的相關性——這有可能意味著證據還不夠確鑿,不足以克服不同學派對基本立場的堅持;或者經濟學界的意識形態實在太強,很多人根本不去認真看別的門派所提供的證據。
        我懷疑芝加哥大學商學院的專家意見調查有可能高度參雜著門戶之見,以致專業性的因素被稀釋掉了。此外,反對基本工資案的人可能仍舊堅持「薪資所得租稅補貼」是比較有效的政策。因此,要精確解讀並不容易。
        我比較重是的是國際經濟組織的立場轉變,因為他們的意識形態包袱相對地還比學術界輕(雖然這很反諷)。
        不過,不管如何解讀,都不該再像管中閔那樣地一口咬定調漲基本工資必然會提升失業率了。

五、延伸閱讀
        有兩篇 review papers 性質的論文頗值得讀,都可以從網路下載。
John Schmitt, 2013, "Why Does the Minimum Wage Have No Discernible Effect on Employment?"
Alan Manning, 2016, "The Elusive Employment Effect of the Minimum Wage,"
        按理講,我應該要另外列出立場上明顯反對基本工資案的 review paper。問題是,我在找 review papers 時第一個過濾的條件是「必須有能力理解 David Card and Alan Krueger (1994) 和 Michael Reich, et. al. (2010) 的論文討論重點與他們的質疑,而不會迴避」。可惜,我尚未找到這樣的論文。反對基本工資方案的人幾乎都是老調重彈去翻舊的研究報告來統計正反方的數量,而不管前述兩篇論文所提的「過去的研究設計」有問題的質疑。
        至於「薪資所得租稅補貼」(Earned Income Tax Credit)是否有效,那是另外一個爭議的問題,不在本文討論之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