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2012年當她主持這個節目時，馬克斯卻被拿來當作了解當代經濟問題的三位大師之一，而且是不可或缺的大師之一。
光憑這一點，就是台灣的電視節目很難（或不可能）做到的——英國的電視是要引導觀眾跳出意識形態的牢籠，而台灣的電視卻恰恰是要用意識形態對觀眾進行洗腦。
一、對馬克斯的幾個慣有誤會
第一，馬克斯的主要論述是分析資本主義。他從沒倡議過計畫經濟，也沒倡議過俄羅斯式的共產集權統治，更沒倡議過史達林式或毛澤東式的殘酷鬥爭和血腥殺戮。
他只是樂觀地預言資本主義會在其最終階段消滅自己，人類會在富裕社會裡免於溫飽的憂慮，工作會變成是自願的。
在《哥達綱領批判》裡他這麼說：「在共產主義的高級階段，在迫使人們奴隸般地服從分工的情形消失之後，當腦力勞動和體力勞動的對立也隨之消失的時候；當勞動不再只是謀生的（無奈）手段，而是（自願的）人生首要渴望（通過創作與勞動來產生有意義的東西，以滿足自己的人生意義和價值感）時；當生產力隨著個人的全面發展而增長起來，而社會財富的一切源泉都充分湧流的時候──只有在這個時候，中產階級才能超出它的狹隘視野而看見（這個世界）的全部可能性，社會才能在自己的旗幟上寫上：各盡所能，各取所需。」
有時候我會這麼想，馬克斯是最精明也最天真的政治哲學家，他深知階級與剝削的本質，卻不曾料到無產階級團結起來之後會產生出另一個「新階級」，以「舊瓶新酒」的方式持續著「有權者」對「無權者」的宰制與剝削——跟「有生產效率而沒有分配正義」的資本主義比起來，這個「沒有生產效率也沒有分配正義」的制度還更糟。
我沒有比馬克斯更聰明，我只是在年輕時讀過南斯拉夫共黨高階領導人吉拉斯（Milovan Djilas）的《新階級：共產制度的分析》（The New Class: An Analysis of the Communist System）和《不完美的社會》（The Unperfect Society :Beyond the New Class）讓我了解到無法信任掌權者；後來又讀了從共產黨員轉為天主教徒的英國作家海德（ Doug Las Hyde）寫了《獻身與領導》，讓我對社會改革運動的信任度遠高於任何政黨。
然而，要說馬克斯對資本主義的預言有誤，那可就不見得了。冷戰期間工人的所得確實跟資方的所得一起成長，表面上看起來這個發展趨勢違背馬克斯的預言；實際上，歐美資本主義國家是因為怕虧待工農會使國內的共產主義和左翼勢力擴張，而不得不採用福利制度來緩解資本主義的惡劣本質。可是在預知蘇聯計畫經濟已經失敗的時候，柴契爾和雷根馬上恢復資本主義的邪惡本質，壓制勞工與工會，而使得貧富差距急遽擴大。就這段歷史的教訓而言，「資本主義＋福利制度」確實可以化解資本主義的危機，但是如果沒有福利制度的配合，資本主義確實會變成他自己的掘墓工人——這一點正好吻合馬克斯的預言。
非常反諷地，海耶克對他所反對的計畫經濟分析得一針見血，卻看不見市場經濟（他的熱愛）的缺點；馬克斯對他所反對的資本主義也是分析得一針見血，卻看不見消滅資產階級（他的倡議）後的社會發展可能更醜陋。
二、經濟問題至少有三個面向
這個系列的節目分三集，用三個大師描述貨幣經濟與資本主義的三大面向：凱因斯看到市場經濟裡的非理性成分，以及政府激勵措施如何提振經濟和提前結束衰退；海耶克的價格訊息理論市場的自我調節機制，慾望與經濟行為的不可預測性，以及反對政府干預；馬克斯對資本主義內在矛盾性的分析，以及資本主義殘酷的剝削本質。
有趣的是，三位大師對於經濟問題的分析，精彩處都在於分析對手的錯誤與盲點，最大的弱點卻都是拿不出保證有效的解決辦法。凱因斯對市場的非理性行為一針見血，但是卻無法保證政府的財政措施必然會發揮乘數效應；海耶克對計畫經濟的批評一針見血，但是對市場機制固有的缺點和內在矛盾卻視若無睹；馬克斯對資本主義的剝削與不公不義分析得鞭辟入裡，但是對於無產階級團結起來後可以如何解決問題卻著墨太少，對於無產階級勝利後的可能慘劇也不曾提過任何的警語。
關於經濟問題，三位大師各有一得之見，也各有盲點，必須彙整三個大師的見解，才比較有機會了解到經濟問題的複雜與多面向，而不會一股腦地陷入任何的意識形態。
三、三堂課的教訓
彙整三位大師的得與失，我們很難否認（更不該忽視）幾點重要的教訓：（1）市場的「價格」（pricing）機制不能輕易地去扭曲，尤其當這個價格機制沒有明顯的壟斷者時；（2）但是資方會以壟斷生產工具、提高自動化程度以減少勞動力需求、威脅出走（或者真的出走）海外等方式把勞動力市場變成「資方市場」，以擴大其不勞而獲的利潤——這等於是資方不約而同地集體壟斷而壓低工資的價格；這將導致「眾人創造的經濟成長果實盡歸10%人」的不公不義，最後更會導致經濟無法成長；（3）此外，人類行為隨時有其理性面與非理性面，當富人所擁有的資產比例越高，金融市場的投機性格會益烈（小資的投資較穩健，富豪的投資較敢追逐高風險與高獲利）。
因此，現實世界的市場機制不僅不完美，且不公不義；而價格機制更會將資源優先調度給（沒有迫切需要的）富人，同時漠視（有迫切需要的）窮人，導致資源的浪費（2008年金融風暴時，玉米被拿去製造酒精，而使全球營養不良人口陡增一億人）。
有鑑於此，在找不到更好的替代辦法之前，不該任性地丟棄市場經濟，也不該100%接受市場經濟，而應該設法改良它。在改良的過程也不要因噎廢食地怕負面效應——這是一個注定不可能會完美的社會，任何改良只要「利大於弊」就不妨積極考慮。
利最大而弊最小的手術是通過徵稅進行財富重分配，或者為弱勢勞工創造就業機會，以便讓弱者的生活水準可以獲得改善；而且凱因斯說，弱勢勞工的所得的乘數效應最大。尤其是當富人有太多遊資在炒作房市與股市，而不是用來創造就業和促進技術進步時，更應該將這種「資本稅」加重，以便提升資本的使用效益。
其次是促進交易的公平性，使得不公平的交易減少，這才能讓市場的「定價機制」更加地健康。其中定價機制最不公平、弊端最多的就是工資；它除了造成貧富差距擴大，削減經濟發展動能，還會使自動化變成人類的惡夢（科技性失業）；只有靠工會的「一對一談判」，才能使工資的談判是一種「對等談判」，才能脫離「資方市場」，並且在高度自動化的狀況下發展出「高生產效率＋高工資（每小時工資）」的模式，用以支撐「降低工時」的就業模式，從而避免「科技越進步，勞資衝突越激烈，因而妨礙科技的再進步」這種矛盾。
四、缺席的第四位大師
我認為改良版資本主義的最佳典範是 Walter Eucken 的「有秩序的自由主義」（Ordo-liberalism）。有興趣的可以參考我寫過的相關文章。
五、台灣為何只有一種聲音？
前面說過，必須彙整三個大師的見解，才比較有機會了解到經濟問題的複雜與多面向，而不會一股腦地陷入任何的意識形態。
然而，在台灣的經濟系裡不只很難聽到馬克斯的聲音，甚至連凱因斯的聲音都微弱到很多經濟系畢業生想不起來自己是否曾修過跟凱因斯有關的理論。
我到英國去留學時，最大的震撼是經濟學的派系對立與爭辯是如此地激烈，而我在台灣竟然不曾聽過；我從英國回台灣的最大震撼是英國人激烈爭辯經濟政策與理論是如此地稀鬆平常，而我在台灣竟然聽不到凱因斯學派的聲音。
台灣的經濟學只有一派，這不是因為我們過去的反共八股，而是因為我們已經被教育成「正確的答案只有一個」，所以「三個立場對立的大師裡只能有一個是對的」；既然我們已持續地被洗腦說「市場是對的」，所以馬克斯不可能是對的，甚至連凱因斯也不可能是對的。
然而，英國的教育跟台灣極端不同，從頂尖名校的高中時代開始，他們就被要求：如果你認為市場是對的，你就必須同時了解市場機制的兩大反對者（凱因斯和馬克斯）怎麼說，他們可能會對你提出怎樣的有利駁斥，而你又要如何為自己的立場辯護——有能力自我批判，才叫做「批判性思考」；也只有這樣的批判性思考，才能讓一個人跳出意識形態的牢籠。
台灣的教育教的是「答案」，英國教育教的是「自我批判」，這就決定了台灣社會為何會充滿各種跟現實脫節的意識形態（猶如21世紀的義和團），錯誤的價值觀，以及對事實的錯誤認知。
六、經濟學思想與經濟學的知識
三個大師裡，凱因斯最像是精通群眾心理的經濟學者（無怪乎他是總體經濟學的祖師爺），海耶克比較像是從社會學角度出發的經濟學者，而馬克斯基本上最像是從政治與人權角度研究經濟現象的政治社會學家。
跟當代經濟學家相比，他們的經濟學知識與分析工具頗為粗略、原始，但是他們視野之廣與思想之精深卻遠遠不是當代經濟學者所能及。如果說他們的經濟學論述叫「思想」，當代經濟系裡教的叫「知識」，那麼台灣的經濟問題論述裡就是非常嚴重地欠缺「思想」。
而台灣過去30年來各種財經與產業政策的錯誤與自毀式的發展模式，根本肇因就在於只有瑣碎的知識，而嚴重欠缺思想所致——所以我們誤把經濟發展當目的而徹底犧牲 GDP成長率之外的其他一切社會發展目標，我們甚至連傳統經濟學者必然會兼顧的所得分配（貧富差距）和就業率（quality jobs，而不是非典就業率）都可以犧牲，而近乎「經濟自閉症」般地只管 GDP 成長率。
七、影片貨幣大師《第三集：馬克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