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日本極右翼迅速崛起，在東京區的得票率甚至高居第二，引起部分國際媒體的注意（尤其是反對移工與移民的訴求）。而極右翼政黨的許多訴求乍看遠比執政黨的訴求更合情合理，比執政黨的實際作為更值得支持，現實上卻難以落實。一個日本的政治學者說：左翼政黨與執政黨必須顧慮傳統支持者的觀感，不敢像極右翼政黨那樣地信口開河，承諾不可能實現的政見，因而爭取不到那些對現況不滿的選民。
看多了紀錄片，我傾向於把戰後三十年的「資本主義黃金年代」看成是曇花一現的偶然，也不敢對民主政治有太多不切實際的期盼。
日本極右翼的訴求
面對日本失落的三十年，經濟學界有不少學者認為主因在於勞動力不足（老齡化與少子化），而他們提出的建議包括促進女性就業，以及引入移工。
在日本旅遊，很容易看到便利商店聘僱許多移工。觀光客可能很高興，因為他們通常可以用英語溝通；然而有些日本人卻嫌他們日語溝通能力不足。支持移工政策的人說：移工都是在做日本人不願意做的事。反對移工的人則說：只要提高待遇，每一種工作都應該找得到人做；至於少子化，那是因為買不起房，薪水不足以養家，否則樂意結婚生子的人多的是，那需要怕少子化。所以，他們認為根本之道是改善勞工待遇，根本解決少子化與勞動力不足的問題。
前一陣子日本米價飆漲，許多日本人怨聲載道。執政黨的做法是緊急拿出庫存的米來平抑米價，批評的人說：根本問題是稻農收入太差，使得農村人口流失與務農人口減少，根本解決之道應該是改善農村建設與改善稻農收入。
其實，米價飆漲的原因很複雜，很難用三言兩語解釋清楚。日本過去十年來稻米產量下降了約14%，但是稻米消耗量也大約下降了14%，其中一個重要原因是每人每年的消費量下降（飲食內容的改變＋人口老化），其次是人口開始下降（且預期未來人口下降速度將越來越快）。
至於2025年的米價飆漲，一部分是因為2023年的異常高溫使得稻米比往年歉收，許多大糧商在2024年初開始囤積稻米以防漲價。接著2024年夏天日本政府發布特大地震風險預警，使得許多消費者提前囤積米糧。此外，東南亞等新興國家擴大日本米的進口，進一步推升了稻米需求和米價。這些因素導致2024年8月出現40萬噸的糧食缺口，2024年收成的庫存提前約兩個月售罄。9月批發價格較8月飆漲41%，此後幾乎每個月都在上漲。
那麼，為什麼不緊急進口稻米以平抑米價？日本為了維護稻農收益，成功地在WTO談判上爭取到極優惠的關稅保護措施：日本的進口稻米中每年僅77萬噸可以享受免稅配額，且其中食用米不得超過10萬噸（約佔總消費量的1%），其他進口米只能當動物飼料或國際救濟米。一旦超出以上額度，私人進口稻米每公斤需加收341日圓的稅，使得最終價格無法跟日本國產米競爭。
但是，如果針對這種偶發性的價格波動，由政府局部補貼進口商去進口稻米，並不會違背 WTO 的規範，豈不是就可以解決問題，而不需要改變關稅結構從而衝擊農村？
中下階層的困境=民主政治的困境
簡言之，極右翼的許多訴求都可以通過政府的有效稅收與補貼（財富重分配）來解決。事實上，日本2025年的政府稅收只佔 GDP 的 13.1%，遠低於 1990年的 18.8%，也遠低於澳洲的 28.2%，歐盟的 26%（平均），更遑論丹麥的 44.3%。看起來是有加征稅收的空間。
更何況，《21世紀資本論》以豐富的史實支持兩個論證：（1）除非有大規模戰爭或政府政策的介入，資本的年報酬率（r）的長期趨勢非常穩定，約是4%至5%，而經濟年成長率（g）僅1.5%左右；（2）如果一直維持資本的年報酬率大於經濟年成長率（r > g），貧富差距將會持續擴大，使富者越富而貧者越貧。因此，政府的介入確有其必要——不只對社會底層有其必要，對經濟的穩定發展與社會秩序的穩定都屬必要，也因而對所有企業的長期營運有利。
此外，儘管 1970年代末期和1980年代有好幾篇論文在理想假設下（譬如，完全競爭市場）推論出最理想的資本税率是「零」，然而在考察過現實情境並據此調整理論模型的假設而使其較吻合現實之後，有越來越多的學者支持「正」的資本税。只不過如何有效課稅是個既複雜且爭議已久的問題
譬如，遺產稅看似不勞而獲，長年累積的結果是製造財富的世襲與起跑點的不公平。但是最新的研究顯示：遺產稅的課徵有重重困難（估價難、課徵難、逃稅容易），還很容易變相鼓勵資本擁有者往海外投資而影響經濟成長。因此，有些學者建議課徵公司的營利所得稅與股利會是較佳的選擇。
可惜的是，學術界意見的分歧經常被權貴（無良富人與政要）用來愚弄選民和一知半解的經濟評論者，以便捍衛權貴階級的利益。根據一項經濟學界的實證研究，廿一世紀以來的貧富差距兩極化跟政府政策有密切關係：自從雷根與柴契爾夫人上台之後，在政策上無所不用其極地偏袒富人（資方），同時又雷厲風行地打壓勞方的工資議價權＋削減社會福利（以便給富人減稅）。結果，勞方在工資上面的議價權逐漸弱化，而政府通過稅收進行財富重分配的能力（＋意願）也逐漸弱化。
此外，民主政治靠選舉，選舉靠龐大的競選經費，競選經費靠捐款與募款，偏偏賣身給富人來爭取捐款往往比小額募款與捐款來得容易。結果，1980年代以來的經濟發展只是促成貧富差距的擴大，而「經濟發展＋貧富差距的擴大」的結果則是富人很容易用政治獻金綁架政黨與政治人物；至於中下階層的言論自由權只能用來狗吠火車，選舉權只能用來選爛蘋果，罷免權形同虛設，創制複決權猶如「鳥籠公投」。
想要改變這種「富者愈富，貧者愈貧」的市場經濟趨勢，或許只能仰賴三者：戰爭，極右翼的崛起（但是這股勢力也有可能誤導與愚弄選民，讓他們走向支持獨裁與暴力——猶如現在的川普選民），或者歷史的偶然（譬如戰後30年「資本主義的黃金年代」）。
然而前兩者不會是我們想要的，所以就來看看戰後30年「資本主義的黃金年代」為何會出現。
戰後30年的「資本主義黃金年代」
根據經濟學界的某些研究，這個成果必須歸因於許多種因素，而非單一因素使然。譬如，布列頓森林協議的有效執行維持了美元和全球金融的穩定性，各國政府厲行凱因斯政策以促進就業並刺激景氣，太空競賽與軍備競賽的政府投資衍生出許多民生經濟上的科技創新，以及冷戰時期戰後對社會福利的重視有效地促成了所得重分配等等。
凱因斯政策的功過仍有爭議，勞資協商的機制是否會導致工資的僵固以及產業的外移也仍有爭議，而社會福利的最適規模也上有爭議，因此有些論者認定 1950s-1970s 毆美的黃金年代原本就不可能持久。
然而雷根與柴契爾夫人上台後，大幅削弱勞工集體協商報酬的機制，又大幅縮減社會福利制度以便給富人減稅，使得富人所得急遽成長而其他人的所得鮮少成長，又促成貧富差距的急劇惡化。再加上後冷戰時期的中國與東歐的大量廉價勞動力吸引了歐美的投資與訂單而替代了許多歐美的勞動力，使得中下階層的生活日益艱困。
對比下，丹麥、瑞典等北歐國家的社會福利遠優於英美，而政府債務遠低於英美，關鍵在於她們的稅率遠高於英美。顯然社會福利不必然等於政府債務，還要看稅率高低。此外，丹麥、瑞典等北歐國家的稅率雖然高，國民所得照樣高於英美，可見得稅率高也不必然會導致產業流失等經濟困境。
或許更重要的是，面對氣候暖化的日益嚴峻，過度快速的經濟成長已經變成公共的危害（製造太多溫室氣體）；而許多國家的GDP早已高到不僅可以滿足絕大多數國人的實際需要（溫飽＋舒適），連經濟生產力都已經高到頻頻製造「技術性失業」。在這種情勢下，只患不均而不患寡，分配的公平性遠比經濟的成長更重要。緣此，有越來越多的聲音要求經濟政策必須從「GDP成長率」換軌到「包容式成長（inclusive growth）」。
常態與偶然
然而看多了紀錄片之後，我不禁覺得：過去兩、三百年來權貴綁架政府（不管是封建體制、民主＆資本主義社會，或極權的社會主義社會）是常態，權貴階層的貪得無厭也是常態，因而經濟成長歸屬權貴而其他人難分一杯羹也是常態，反而「戰後30年」的黃金歲月是歷史上的例外。
當權貴想要私心自用地吞噬絕大部分的經濟成長份額時，另一批野心份子就會利用群眾的不滿去加油添醋，刻意曲解。而群眾受騙上當也是歷史常態。
面對這些事實，我對這個世界的未來發展實在樂觀不起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