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舊曆年之前出版了《科學的能與不能》，同時也完成了《AI 識讀》的書稿，開始邊寫‹契訶夫之謎（中）›，邊思索著要不要寫《愛情、自我與孤獨》，或者去寫其他的書。
然而要談「愛情、自我與孤獨」，難免要談「婚姻與育兒」；要談「婚姻與育兒」，就難免要談經濟上的現實與世局。
我一向有在關切與觀察世局，然而從2022年初春俄國入侵烏克蘭以來，世局詭譎，瞬息萬變，我的看法一直處於高度的不確定之中。最近終於對中、短程的未來世局有一個概略的看法，卻充滿了悲觀。
我一向不想寫悲觀的文章，然而或許受到契訶夫寫作理念的影響，終於決定要寫下這篇文章，給讀者參考。
多事之秋，日益紛亂的世局
廿一世紀實在是多事之秋，一再發生我認為是「歷史分水嶺事件」的事件（足以徹底改變全球事務的運作規範與體系），其中至少有 2008金融風暴（再度凸顯金融體系的風險與不確定性）、2019年的新冠肺炎（仰賴海外供應鏈的風險與對策）、2022年俄羅斯入侵烏克蘭（歐洲重整軍備與放棄俄羅斯低價燃料的必要性與急迫性），以及2025年川普當選之後的一系列措施（美國不再是任何國家的可靠盟友，歐洲必須加速建立自主軍備）。
面對這些新的世界形勢，專長政治學且曾在倫敦經濟學院獲得博士學位的芬蘭總統亞歷山大·史塔布（Cai-Göran Alexander Stubb）首先在2024年明確指出：「從俄國入侵烏克蘭的那一刻起，後冷戰時期就結束了。」「我們這一代正經歷著堪比1918年、1945年和1989年的（歷史性關鍵）時刻。」「我們曾經習慣於『歷史終結論』，認為世界上大多數民族國家最終都會走向自由民主、市場經濟和全球化。然而，事實並非如此。如今，我們習以為常的國際機構和規則正面臨挑戰。我們生活在一個動盪不安的世界。」「我們意識到世界正在發生變化，但卻尚不清楚它將走向何方。權力正在重新分配，全球西方、東方和南方都面臨激烈的鬥爭。」緊接著，他在2024年五月提出了「以價值取向為基礎的現實主義」（value-based realism）作為建立全球外交事務的新方針，用以取代早已破產（名存實亡）的「以規則為基礎的世界秩序」（rule-based world order）。然後2025年底他又在「外交事務」（Foreign Affairs）這個雜誌上發表 "The West’s Last Chance: How to Build a New Global Order Before It’s Too Late" 一文闡述他的想法。
不久，加拿大總理 Mark Carney 在2026年一月20日的瑞士達沃斯世界經濟論壇裡演講（聯合報的中文節譯，完整演講錄影在此），進一步闡述這個理念，以及其背後的現實世局，因而贏得現場聽眾普遍地起立致敬，事後還贏得全球政要、評論者的讚揚，紐約時報中文網形容他「躍升全球政壇明星」，還有評論者將它比擬為邱吉爾關於「鐵幕」的演講（宣告冷戰的開始）。這個演講也使得「value-based realism」一詞瞬間成為全球熱門話題。
他的演講之所以能贏得全球如此熱烈的關注，甚至遠遠超過 Alexander Stubb 2024年的相關演講和2025年底的文章，是因為他在演講中凸顯一個國際上千古不變的根本事實：「天下沒有白吃的午餐、，以及「拿人的手短，吃人的嘴軟」。
他用一句殘酷絕情的警語點破世局：「你要嘛上談判桌，要嘛等著被吃掉」（If your not at the table you are on the menu），而這一句話也瞬間成為廣被傳述的名言。
他並據此呼籲跟加拿大類似的「中等國家（middle power）」拋棄自欺的美夢（以美國為中心的 rule-based world order）與強國的「綁架＋要脅＋霸凌」，以便在極端冷酷而現實的新世界秩序裡尋找中等規模國家可以走的道路。
接下來容我先鋪陳一點關於「rule-based world order」的歷史背景，再繼而概述 Carney 的演講重點。
Rule-based world order：一個自欺的美夢
兩顆原子彈促成二戰的結束，各國政要都知道下一次主要國家的大規模戰爭將會是人類文明的結束，甚至會是人類歷史的結束，因而戮力建立起 rule-based world order。
此外，有鑒於第二次世界大戰跟經濟、金融的穩定性有關，因此三管齊下，希望能建立起和平、穩定的「世界秩序」。
為了避免用戰爭解決跨國糾紛，有了聯合國；為了促進貿易與經濟發展而有了 WTO；為了全球金融的穩定，而有了布列敦森林協議（美元作為國際準備貨幣和國際清算手段，但是美聯儲要維持足夠的黃金儲備以確保任何人都可以隨時用35美元兌換1盎司的黃金，藉以確保美金和國際金融的穩定性）。
然而二戰剛結束時的厭戰與渴望穩定的情緒逐漸不敵各國的私心與現實，使得上述「rule-based world order」逐漸變成黃粱一夢和一紙虛文。
布列敦森林協議從1971年12月起名存實亡，1973年起徹底崩潰，全球金融進入「後布列敦森林時代」（參見維基百科解釋）。
聯合國實際上也早已經是「強權無公理」，美國和俄國恣意侵略其他國家而不受聯合國大會決議的規範，中國也利用常任理事國席位恣意踐踏公理以袒護自己的利益。其他各國對此垢病已久卻無計可施，頂多只能自嘲「賜也，爾愛其羊，我愛其禮。」
至於 WTO，美國與歐盟一直都以各種方式在變相補貼其農業，也早已引起南半球國家的不滿；中國則更以各種方式補貼其出國產品，而一再引起多國不滿。WTO 實際上也無法保障貿易上的公平競爭，甚至該為全球右翼崛起（表面上的主因是移民，根本原因是貧富差距持續擴大；而貧富差距的擴大跟 WTO 有密切的關係）。
二戰結束以後企圖建立的「rule-based world order」實際上一再被美國與俄國踐踏，中國崛起後有樣學樣地不遵守規範。不但所謂的「rule-based world order」早已名存實亡，事實上從不曾徹底被落實過。
時至今日，供應鏈更是被各國當作綁架其他國家的武器——俄國用天然氣綁架了歐盟，以為可以藉此不守阻攔地出兵烏克蘭；中國以稀土元素當武器，作為關稅戰的關鍵武器；美國綁架所有跟高階晶片技術有關的盟國，作為壓制中國發展高階晶片的手段，etc。
此外，美國與中國又以其市場為武器，以關稅作為勒索、威脅的手段，逼迫或誘使盟國屈就其意志。而美國長年提供 NATO 的核子防護傘與軍事同盟最後還被川普拿來當作對烏克蘭予取予奪的工具，以及挾持歐盟的工具。
事實上，二戰結束以來美國雖然以她的國防保障其他國家免於蘇聯的戰爭威脅時，但她也早已一再以此為要脅，逼迫其他國家參與（或公開支持，或沈默地支持）各種不公不義的戰爭（譬如 911 攻擊後恣意在阿拉伯世界）。
也就是說，全球的國際關係確實始終「沒有白吃的午餐」，任何表面上的「好處」（核子保護傘、軍事協防、廉價供應鏈，etc），都遲早會成為他國綁架你（一個中小型國家）的工具。尤其是在普丁攻打烏克蘭，川普的蠻橫外交，以及中國的擴張軍備並在南海擴張主權，都屢屢展現「強權即公理」的姿態。
夢醒與對策：value-based realism
在這現實形勢下，芬蘭總統 Alexander Stubb 一再表明「弱國的主要資源是外交」，並且呼籲改革聯合國（廢除常任理事國的否決權，增加聯合國的常任理事國席次，納入南方國家以強化他們的代表權）。
另一方面，他在芬蘭的國會演講裡也明確指出：「以價值導向為基礎的現實主義」將會是他任內的外交政策最高指導原則，在這原則下芬蘭將積極地跟價值取向一致（重視人權、自由、法治、少數群體保護、各國領土與疆域的完整、以規則為基礎的世界秩序等）的國家結盟，但是也務實地基於現實上的需要跟價值取向不同的國家進行必要的「交易」（trade，即單筆、短期的利益交換，不涉及價值觀與意識形態，也不涉及長遠而穩定的友好關係或承諾）。
也就是說，認清國際局勢的瞬息萬變，在對外關係上保持多元而靈活、滾動式調整的原則；不再把「民主陣營」或「歐美」當作鐵板一塊，慵懶地誤以為加入聯合國就可以確保之公平、正義與和平，加入WTO就可以確保經濟發展與全球商機。
而加拿大總理 Mark Carney 也呼應 Alexander Stubb 的倡議，指出美國、俄國、中國都不可靠，雖時有可能會用軍事、供應鏈等工具強凌弱，或者威脅、綁架其他中小國家以屈從其意志和利益。中小型國家在這種威脅下只有兩種選擇：或者是戮力發展自己的國防與自給自足的經濟發展模式；或者結合價值理念相同的中小型國家，以便共同發展經濟與聯手軍事協防。由於 Mark Carney 是全球著名的經濟學家，因此他不離本行地說：後者的成本遠比較低。
十九世紀的社會達爾文主義讓全世界變成「強權即公理，弱國無外交」。冷戰時期雖然美國一再違背聯合國憲章侵略他國，但是鮮少像川普如此地蠻橫且明目張膽，敵友顛倒，因此雖然不曾有過完美的「以規則為基礎的世界秩序」，但是它到被實踐了七、八成，而美國的違規勉強可以算是「非經常性的例外」。
普丁入侵烏克蘭，讓歐洲從「居安不思危，無備而有患」中醒過來；卻不料川普的第二任讓他們在毫無準備之中陷入孤立無援的險境。所幸歐洲諸國與加拿大等34國組成「Coalition of the Willing」支援烏克蘭，以積極而靈活的外交與合作，突破「沒有美國的 NATO」與「難有共識的歐盟」等生硬的傳統合作模式（長期的多邊組織，仰賴「以規則為基礎」的運作模式，企圖一勞永逸地建立長久的盟友關係與和平）。
這種靈活的作為就是「以價值導向為基礎的現實主義」的典型之一。
換句話說，世界在變，而且是在劇烈而多元地瞬息萬變著。今日的全球關係真的是「沒有永遠的朋友，也沒有遠永的敵人」，必須隨時體察時勢變遷，隨時靈活地結盟，隨時保持被盟友出賣的風險。
然而世局的險惡也許還沒有到「叢林法則」的程度，有些國家還是比其他國家更值得信任（有機會維持長期而穩定的友誼，且不輕易違背承諾）。因而有能力分辨各個國家的利益所在，以及各個國家在不同議題上長期維護承諾的意願，變得遠比過去任何時代都更重要（在弱肉強食的時代，只需要學會自保；在冷戰初期只需要爭取加入聯合國等多邊組織即可）。
換句話說，外交的智慧與專業能力變得遠比既往更重要。不只不可以把所有的雞蛋全部放在同一個籃子裡，而且隨時要警覺到有沒有哪一個籃子快要被蟲蛀掉，是否需要修補或換籃子。這既是加拿大與芬蘭當前的自處之道，也是台灣當前該恪守的自處之道。
問題是，在這個關鍵的時刻裡，台灣是否有足夠多的外交人才，而執政黨又是否能擺脫政治酬庸，唯才是用？睽諸廿一世紀以來的政治現實，我很難有信心。
然而世局堪憂之處，還不僅止於此。法國總統與德國總理在2026年二月的歐洲工業高峰論壇（2026 European Industry Summit）上給了措詞曖昧的談話，更加深了我的憂慮。
法國總統與德國總理給歐洲工業論壇的訊息
馬克宏的演講明確指出：歐洲過去貌似在積極減碳，實際上仰賴的是俄國的廉價石化燃料，以及（他沒明說的）台灣和大陸的高污染太陽能電池板供應鏈。然而俄國的廉價石化燃料已成絕響，如果歐盟繼續戮力於環保，而美國和中國不再同等地規範環保，歐陸的「減碳法規」將會變成「去工業化」的法規。此外，當中國仰賴政府的補貼在全球取代歐洲產品時，如果歐盟不對自己的工業進行必要的保護，就等於是用不公平競爭扼殺自己的工業。
雖然馬克宏有時說得語焉不詳，然而翻譯成白話就是：為了確保歐洲工業的競爭力，歐盟必須適度放寬環保規範與對外的貿易自由。而德國總理的演講裡也明確提出要「剪掉（自縛手腳）的紅色規範」。至於 von der Leyen 則強調要對外加速且加強結盟，對內加速剷除歐盟內的貿易障礙。
總體而言，不只世局變得絕情而殘酷，而且全球的貿易競爭成為每個國家存亡絕續的關鍵：失去世界市場的國家將失去國內產業，淪為經濟蕭條而看不到未來的國家。
一次大戰是各國發展軍備競賽的結果，今天的全球貿易競爭在某種角度下取代了過去的軍備競賽，成為存亡絕續的關鍵。或者更精準的說，今日世局下軍備競賽與貿易競賽都攸關著一個國家的存亡絕續。
在這種現實下，歐盟將會為了貿易戰與產業發展而犧牲多少環保規範與勞工福利，使得全球加速「競爭下游」（Race to the bottom）？而氣候暖化的文題和貧富差距的惡化是否會進一步惡化？我對此絲毫樂觀不起來。
世局險惡，婚或不婚？
台灣與許多高收入國家的房地產都早已經變成是「世襲」，有屋階級才有機會輔助下一代買房；無殼蝸牛鮮少能翻身。當全球貿易進入惡性競爭後，上班族（不管是園區、傳產或服務業）的職場壓力將會加劇。這樣的險惡現實下，有多少人敢（有餘力）生兒育女？如果連「生兒育女」都變成富人的特權，婚與不婚有何重要差別？
如果我要寫《愛情、自我與孤獨》，第一個要面對就是這個問題。而我還在認真思索著，目前尚無信心十足的答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