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的政黨輪替已經三回，許多「愛台」的學者都高聲地在論文裡誇耀「台灣已是不可能回頭的民主國家」。
然而回顧解嚴以來三十年的台灣民主化歷程，卻不勝唏噓——只緣已近心死，加上深知一個群體的命運遠遠超乎個人的努力或悲歡，只能接受，所以冷然沒有悲從中來。
林毅夫從經濟的角度說，台灣曾經有過很多機會，都被自己錯過。現在的問題是，台灣不需要走絕路，卻有可能會被政客們帶上不歸路。
政治上，曾經給過台灣希望的人都很快地被唾棄，有時候真的會讓我懷疑，台灣的政壇到底有多毒、有多黑，為什麼可以這麼快地讓人變質？
從白衫軍到太陽花
還記得白衫軍運動是多久前的事嗎？第一次活動是 2013年7月「公民教召」遊行，當時曾被看成臺版「茉莉花革命」，讓人對網路民主與台灣的公民運動能量寄予厚望。
事過兩年，公民1985行動聯盟的關鍵推手之一柳林瑋在 2015年12月被臺北地檢署偵結控告詐欺、侵占案，後來並且認罪。現在公民1985行動聯盟的臉書官網還在，而且有貼文，但是活動號著召停留在2015年4月2日的【410還權於民，重返立院】。
太陽花學運發生在2014年3月18日至4月10日，年底陳為廷宣布參選苗栗縣立委，17天後因為「襲胸案」宣布退出立委補選。
2019年7月15日，曾經多次批評民進黨的林飛帆加入民進黨擔任副秘書長，洪慈庸14日晚間在臉書公開表示，「這四年來大家這麼辛苦，到底是為了什麼？」其實，時代力量該問自己的是：「創黨以來，是不是一直都在炒短線，走捷徑，沒有自己的核心價值？」
稍早（6月份）黃國昌放話：若時代力量變成「小綠」或時代力量決定要走「小綠」， 「我會義無反顧地離開這個政黨」。7月底，黃國昌開記者會追究總統專機走私香煙案，引起時力內部抨擊。9月初，時代力量考慮要徵召黃國昌參選總統，聯合報政治版的小社論把它理解為蓄意要黃國昌落選。
我很好奇，黃國昌若回首太陽花學運期間跟他互動最密切的蔡培慧、林飛帆和陳為廷的現況，前兩者已成民進黨內的忠貞黨員兼順民，後者很難在政治領域再有所作為，而時代力量裡的「同志」們恐怕巴不得拿他這個頭號戰犯跟民進黨交換三、兩個立委席次。這樣的「戰友」，是不是很讓人心寒？
農陣（台灣農村陣線）
創立於2008年的台灣農村陣線培養了四個名人：長期擔任理事長的徐世榮，原本就是環保戰將的詹順貴，加入民進黨擔任不分區立委的蔡培慧，以及現在家喻戶曉的吳音寧。
維基百科裡的「台灣農村陣線」條目裡有個「農陣大事紀」，只記到2013年8月19日。很多人不知道的是，徐世榮在民進黨執政後跟農陣不合而辭去理事長職位，由吳音寧接任；吳音寧去擔任台北農產運銷公司總經理後，無人接任，而向內政部主管機關註銷「台灣農村陣線」。
台灣農村陣線大概是台灣社運史上獲利最大的民間團體，蔡小英就任後至少撈到一個不分區立委，一個內政部次長，一個農委會副主委（後來扶正），一個環保署副署長，和一個台北農產運銷公司總經理。
還有幾個年輕人被民進黨黨部徵召去當高階黨幹；另有一個素與政治、社運無關的年輕人成為民進黨檯面上的人物，我想來想去只能推測是「子以父榮」。這一類的好處全部加起來，究竟有多少，連我都不知道。
未來的史家，或許會把農陣歸類為「民進黨外圍組織」——而我則是不明就裡地闖進去的大白癡。
柯P
白衫軍運動之前的柯P，只是一個墨綠的名嘴。趁著台灣人對藍綠的唾棄和對於「政治素人」的期待崛起，在2014年底入主台北市府。
然而不到一年，我就在2015年10月29日的專欄「薪火集＠獨立評論」寫下【柯P有沒有賞味期？】一文。柯P組黨之後，我就再也不關心這個人了。
柯P的賞味期不到四年，對於味覺敏銳的人而言，甚至也許不到一年。
未來
如果你關心未來的台灣，我們該把期待託付給誰？館長嗎？
後記
參與社會改革運動將近30年，將滿20年時有人曾問過我：這樣子一無所得的付出，老是被人利用，能持續多久？當時我笑一笑，自以為可以是「永遠」。
2015年10月8日我向農陣宣布退出，也同時結束我跟台灣所有社運團體的互動。將近30年的參與過程中，唯一傷害我，卻傷害我至深的，就是農陣。在給他們的最後一封信裡我是這麼說的：
我一點都不反對農陣跟藍、綠立委有密切的互動，來積極爭取農民的利益與土地正義。
我不至於教條化地反對農陣所有成員參政；但是，我對於農陣成員參政過程中對農陣的可能傷害非常地審慎。培慧加入民進黨對農陣的影響，大概僅次於理事長自己加入民進黨。
在我心裡，「農陣」已經是社會公器，她的重要性高於我們任何個人。
農陣的決策必須考慮到所有隱形的支持者，必須堅持農民和土地正義，沒有妥協的餘地。
這個宣告沒有得到任何人的支持，但是卻引起農陣核心討論群組的熱議：「要如何防範、反制彭老師未來對農陣的可能傷害。」
我曾對兩個年輕人說過：「只要結果對台灣是好的，我都樂於被利用。」
退出農陣之後，我再也不跟社運圈內的人來往（除了偶而跟一兩個老朋友打打電話之外），因為社運圈普遍地變質了——許多社運經歷資淺的年輕人和中壯年人把社運當自己的資產，把支持者當自己的粉絲，而根本不把隱形支持者的心願和弱勢的利益當一回子事；社運不再是一種社會服務與公民義務，不再是無條件的付出，而是私心、權力、算計與任性。
早期的左翼社運團體會不時地在內部相互挑戰、論辯、質疑，以免個人的私心與無知妨礙或誤導社運與社會的發展。後來的「公民團體」往往只是想要證明自己很厲害，或者想要捍衛自己所支持的偏見、政治團體。早期的左翼社運團體是為弱勢服務的，後來的「公民團體」是為政黨和個人利益服務的。
一個社會的自我改革，仰賴兩股力量，且缺一不可：健康的媒體擔負傳播真相的任務，具有自省能力且能節制私心的公民團體為弱勢者發聲。
台灣的現況是：媒體「只有統獨，沒有是非；只有藍綠，沒有黑白」；而太多「公民團體」都沒有核心價值，把個人和特定政黨的利益看得遠比社會公益還重要，號稱為弱勢爭權益，實際上得利的是自己，受害的還是被他們利用、炒作的弱勢團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