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1世紀的弔詭：經濟發達，人性沈淪」這篇文章裡，我提到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副院长刘东教授的演講稿「诸神之争与通识教育」，其中提到錢穆主張：「中国学问主通不主专，故中国学术界贵通人，不贵专家。苟其专在一门上，则其地位即若次一等。」我對此感慨良久。清末民初有中學與西學之爭，今天已經21世紀了，還要繼續這樣子地爭論下去嗎？
錢穆甚至曾在《現代中國學術論衡·序》中說：「文化異，斯學術亦異。中國重和合，西方重分别。」真是如此嗎？
西方的通才教育
達文西被稱為 renaissance man（又稱 polymath，源自希臘文的「博學」），意思是多才多藝橫跨許多領域的人。即使到了啟蒙運動時期，博學的思想家亦比比皆是，譬如發明水壓原理的巴斯卡（1623-1662）就是兼通數學、物理、哲學與神學，發明直角座標與解析幾何的笛卡爾（1596-1650）同時也是哲學家，功利主義大將彌爾（J S Mill，1806-1873）是英國十九世紀最偉大的經濟學家、政治學家、倫理學家、邏輯學家（1902年嚴復的《穆勒名學》就是翻譯他的邏輯學著作）。
如果回到古希臘羅馬時代，每一個思想家都是博而不專。
即便到了21世紀，諾貝爾獎得主馬拉拉在牛津攻讀的學位 PPE 就是「Philosophy, Politics and Economics」的通才教育，也是英美有志於政治或社會科學（不是社會學）的精英最常選的學位。
實際上錢穆所謂的「通才」，就是西方文藝復興至啟蒙運動期間的典型人才，或者今天西方所謂的人文學者或「古典」學者；而歐陸今天頂尖「人文與社會」學者的博通程度，不乏超越中國傳統儒者的。
知識分工的起源
嚴格講，歐洲真正的知識分工始於工業革命之後（而不是工業革命初期或之前）。我們可以從劍橋大學的歷史窺出端倪。
劍橋大學的學術活動始於1209年，原本是一群對牛津不滿的神學院學生自組學習團體。第一個學院創立於1284年，叫Peterhouse，一個滿是神學意味的名字，而講師都是僧侶。
1502年劍橋有了第一個講座教授的席次 Lady Margaret's Professor of Divinity，講的是神學。
1516年著名的荷蘭人文學者 Erasmus 到達劍橋擔任 Lady Margaret's Professor of Divinity 的講座，一方面持續研究他的希臘文聖經，一邊用他的講義授課，開始混雜神學與哲學思辨，以及希臘文與希伯來文的教學，號稱「new learning」，又被稱為「劍橋大學的文藝復興」。說穿了，這只不過是在神學之外開啟了人文領域的研究，還談不上分科。同時劍橋也因其較開放的學風而變成新教的傳播場所。
為了怕劍橋變成新教的溫床，亨利八世在1536年打壓教會法的相關研究，以及哲學的學術性教學。希臘文、古典拉丁文、數學與聖經研究變成主要教學內容。他同時設立五個講座Regius professorships of divinity, Hebrew, Greek, physic and civil law。
1663年劍橋設立了數學講座 the Lucasian Chair of Mathematics，1704年設立天文學講座 the Plumian chair of Astronomy and Experimental Philosophy，1728年設立 the Woodwardian Professor of Geology，1749年設立 the Lowndean chair of Astronomy and Geometry。此外化學、生物學、道德哲學、音樂、阿拉伯研究等講座也逐一在十八世紀設立。然而這還只能很勉強地算是學術專業工作者分科的開始，因為整個十九世紀的劍橋仍舊是以大學部的授課為主，研究是個人的興趣，得不到校方額外的支持。
以 Lucasian Chair of Mathematics 的第二任講座牛頓為例，他的研究涵蓋當時數學與物理的所有主要領域（微積分、光學、力學），晚年主要是研究神學和煉金術，還當過造幣廠廠長。
相較於東漢五經博士的分工，誰比較細、比較專？東漢初年五經博士就有十四人：《易經》博士四人，分別主講四大流派（施、孟、梁邱、京氏）；《尚書》博士三，分別講歐陽、大、小夏侯氏三加之學；《詩經》博士三人，分別專攻魯、齊、韓氏三家論述；《禮記》博士二人，分講大、小戴禮記；《春秋公羊》博士二人，各自專精嚴氏與顏氏的見解。
而十八世紀的劍橋學生仍舊只有一種學位「Bachelor of Arts」。這個學位的考試傳統上是口試，問題包括數學和哲學。1790年開始劍橋大學學生最高榮譽的象徵的「the Mathematical Tripos 」——這才是劍橋學位分科的開始。1816年開始有第二個學位 civil law Tripos 的考試，classical Tripos 始於 1824年，theological Tripos 始於 1843。其他學科的學位考試是在 1850~1900之間逐漸成立，包括 law, history, theology, Indian languages, Semitic (later oriental) languages, medieval and modern (European) languages, and mechanical sciences（後來的 engineering）。
知識分工的得與失
第一次工業革命的紡織革命和鋼鐵革命都是以技術人員為主力，跟知識分工無關；但是從內燃機革命開始就是以知識分工為前提。沒有知識分工，我們不會有今天的醫療技術和富裕的社會，也不可能有足夠的生產效率去養活全球76億人口。
試著看看那些還沒有進入技術分工的社會，他們的生產效率有多高，能養活多少人？如果今天的中國還死抱著「主通不主專，貴通人不貴專家」，會有能力養活14億人口嗎？
今天的知識分工似乎比福特式生產的技術分工更全面、更深刻地導致人的異化、物化，以及人性的萎縮。但這不能全怪知識分工，如果我們接受凱因斯的警告與建議，認真分配財富與工時，我們將會是每人每週工作15小時，其他時間全部可以用來把自己給培養成「通才」。
所以，真正的問題根源在市場機制的剝削（包括財閥挾持政府），而不在知識分工。
其次，假如我們可以好好地強化通識教育，也可以緩解知識分工的負面效應。所以，另外一個問題在教育。
專才與通才之爭
專才的誕生跟社會分工有密切的關係——社會分工到什麼程度，才養得起什麼樣的專才；如果社會一直不分工，就不可能有大量的專才出現。因此，近代中國學術不分工的原因有很可觀的部分是在反應社會不分工。
一味地把「中國學術界貴通人，不貴專家」看成價值觀的選擇，而不去考慮社會分工的影響，那就是以偏概全之論。
如果在21世紀還硬要把「通才」看成比「專才」更偉大，更高等，那就更是迂腐之論了。馬拉拉在牛津攻讀的學位 PPE，實際上根本就是21世紀的某種「專才」——以跨領域溝通為專長，並且懂得如何跟其他專長合作（而不是從上而下的「統御」）。
試著回想過去那個「主通不主專」的年代，每三百年一次治亂循環，不就是因為那些「學究天人」的「通才們」沒有能力提升生產效率去養活所有人，才只好每三百年用戰爭清除一大半養不起的人口？今天中國已經有將近 14億人口，如果還要「主通不主專，貴通人不貴專家」，將會有多少人餓死，又有多少人要離開中國去當難民？
同樣地，21世紀還有人鼓吹「哲學是所有學科之母，一切學問之皇后」，也是一樣地荒誕。今天的所有學科確實都發源於古希臘的「哲學」，但是你再如何精通哲學，都不該在21世紀去負責設計、承造全球最高的摩天大樓或全球最長的跨海大橋。
人的知識和能力都有限，分工且合作才是人類社會進步的動力。問題不在分工，而在分工後如何合作，以及知識分工後如何利用生產力的進步來造福每一個人（而不是贏者通吃，其他人變成不同程度的虎倀、傭僕與奴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