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些年來陸續看了很多跟中國有關的紀錄片、演講、深度訪談等，對抗日戰爭前後的中國了解得越多，越警覺到鴉片戰爭以來的中國不只步步坎坷，根本是步步險峻（輕易就可以有數十萬至數百萬人殞命）。這些事實跟我年輕時的單純想像＆了解相去太遠，有如天壤之別。
這篇文章企圖以鄧小平執政期間的兩件大事為焦點，極簡地勾勒我目前對當代中國的一小段認識。原本是想介紹幾部我覺得很值得耐心看的紀錄片和演講，但是本文已太長，下一篇文章裡再來談這些紀錄片和演講。
柏林圍牆倒榻的那一天
1989年11月9日晚上看著電視轉播柏林圍牆事件的人群中，有些人會不由自主地想起五個月前（6月4日）的天安門事件。同樣是極權的共產國家，一個下令軍隊以血腥手段鎮壓和平示威的群眾，另一個不敢落實行之有年的「格殺」命令而任由群眾跨越邊境（終而在當天接近午夜時任由群眾在狂歡中拆除柏林圍牆）。
柏林圍牆的倒榻標誌著蘇聯解體的開始，最終蘇聯的15個加盟共和國紛紛獨立，而蘇聯的最高蘇維埃只好在 1991年12月26日通過最後一項決議，正式宣告蘇聯解體。
至於中國方面，官方公布的天安門死亡人數為「200多人死亡，其中包括36名大學生。」原本預期會有嚴厲的秋後算賬，實際規模卻遠低於預期（被通緝的21名學生領袖中，一名因自首而免起訴，兩名刑期一年，七名刑期兩年，一名刑期三年，兩名刑期四年，一名刑期六年，另有七名潛逃出國，詳情參見此文）。至於真實的死亡人數，美國國務院收到的一份文件估算死亡人數是180~500人，其他估算差距甚大但難以核實。
然而秋後算賬的陰影始終籠罩人心，而陳雲為首的保守派更把社會的動盪不安歸咎於改革開放。直到 1991年底前鄧小平一系列的南巡講話（重點摘述參見此文），整個社會才人心安頓，相信不會再有文革式的秋後算帳，相信經濟上的改革開放會被堅持而過程中的亂象（譬如貧富差距的擴大）會被相當程度地寬容；也清楚了鄧小平對於社會主義政體的堅持，絕對不會在經濟發展的過程中向歐美的資本主義式民主讓步（以民主政體包裝資本主義對勞工無止盡的剝削）。
問題是，如何既堅持社會主義的政治體制，又要發展「中國特色」的經濟發展？這兩個看似矛盾的因素，真有可能獲得調和嗎？
風雨飄搖中「摸著石頭過河」
另一方面，中國在各國經濟制裁下（美國於1989年6月5日宣布對中國進行經濟、政治、外交等五方面的制裁，7月中旬英、法、德、日、意、加六國參與集体制裁），GDP的增長從1988年的11.2%降為1989年的42.2%和1990年的3.9%，不少企業倒閉，職工下崗，但是導致群眾不滿的通貨膨脹率勉強從1988年的19%（部分城市高達30%）降到1990年的15%左右。盡管陳雲等保守派趁機主張在政治與經濟政策上回歸社會主義體制，但是鄧小平依舊力主持續經濟上的改革開放。
蘇聯解體的前幾個月，據說鄧小平對東歐的發展形勢極端憂心；而蘇聯解體的那一天，他夜不能寐。24天後他終於不顧年邁而毅然踏上南巡之路，反覆闡述他的覺悟：「不堅持社會主義，不改革開放，不發展經濟，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條。」他甚至在珠海召開一個由兩位軍委副主席參加的軍事會議，會議中卻不談軍事，而是強調「誰不改革，誰就下台」。原本對經濟上的改革開放相當抗拒的江澤民知道事態嚴重，五天後給鄧小平打電話拜年，從此成為堅定的改革派。此後，中國的 GDP 成長率從 1991年起重回 10%左右的經濟成長，並且在鄧小平死後的13年（2010年）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
鄧小平掌權的那一年（1978），中國人均所得157美元；他死的那一年（1997），中國人均所得787美元；2018年時超過1萬美元，在40年內增長了63倍。以其人口之龐大，城鄉資源與發展條件的懸殊差異，這樣的成就不僅史上未見，想要複製都很困難。諾貝爾獎得主 Joseph Stiglitz 在挪威接受榮譽博士學位時給了一個題為「How Did China Succeed?」的演講，用中國的經改成功與蘇聯的轉型失敗當對比，具體指出中國的發展條件（自然資源與工業化＋技術的成熟程度）遠不如俄國（15:47），卻能克服四大經濟轉型與發展的難題（14:45）而成就蘇聯所無法成就的經濟發展，主要因素包括：不受意識形態束縛的務實主義、不躁進地「摸著石頭過河」（邊走邊修）、按照經濟與政治的發展需要隨時調整制度及政策（18:35）。在這個過程中她創新了許多制度（30:02）（譬如，中國在制度上以城鎮和城市間的競爭取代市場競爭，而蘇聯則因循歐美模式只強調私有化；見 39:21），同時總結經濟特區的成功模式並迅速地將學習成果擴散到其他城市等。
不過，宏觀經濟學雖能「見林」，卻往往看不到行動世界裡許多關鍵的具體事實。
專研中華人民共和國政治與經濟史的哈佛教授William C. Kirby（中文名柯偉林）（全球著名漢學家，同時任教於哈佛的歷史系與商學院）是用另一種極端對比性的方法認識中國的：他是從一個又一個的個案研究裡具體而精細地逐漸建構出對中國經濟發展的認識（已發表過至少六十篇個案研究，見此；其中有許多篇可以在哈佛商學院的官網上看到摘要及付費購買，見此）。因而講起中國的經濟發展不會囿於（昧於）任何抽象原則，而能一邊舉出某個原則下成功的案例，又能同時舉出在類似原則下失敗的案例；此外，他能「見樹又見林」地從個案的異同中萃取出較宏觀的輪廓、原則。在某次訪談（有中文字幕，很值得細看）中，他把中國的經濟成就首先歸功於無數各型各類具有創意的企業家，其次是試圖在既有體制下盡可能發揮創意與突破的省、線（是）首長，最後才是鄧小平等中央決策者的體制改革與設計。不過，我覺得首要功勞（至少跟有創意的企業家同功）應該是無數勤勞、苦幹又復有創意、巧思（或巧手）的農民、勞工、上班族和知識分子。
不過，鄧小平終究功不可沒，而未來的史家也很可能會達成一個共識：鄧小平對中國的最大貢獻是在他堅持下完成經濟上的現代化，而鄧小平最為史家譴責的將會是下令流血鎮壓天安門廣場上的群眾。
然而鄧小平在許多方面都是堅持改革派，還一再強調：「人民民主專政必須講」，「運用人民民主專政的力量，鞏固人民的政權，是正義的事情，沒有什麼輸理的地方。」這樣的人，為何會鎮壓廣場上和平示威的學生和群眾？他到底在想什麼？
鄧小平的改革決心與政治紅線
很多人注意到鄧小平在經濟上對改革開放的堅持跟他政治上堅持社會主義路線恰成對比（例一）。然而堅持社會主義路線究竟是為了愚頑的意識形態，還是鞏固既得利益，還是另有所懷？
有人注意到，毛死之後，對共產黨的腐敗抨擊最力的人（之一）是鄧小平，他在1980年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發表《黨和國家領導制度的改革》的講話，指出黨內存在許多政治弊端，包括濫權、脫離現實與群眾、思想僵化、墨守成規、不負責任、壓制民主、貪贓枉法。此外，1978年「西單牆」上如雨後春筍般出現許多大字報，訴求民主、批評毛澤東和文革。而鄧小平在在11月28日回見日本民社黨黨魁佐佐木良作時卻稱：「寫大字報是我國憲法允許的。我沒有權利否定或批判群眾發揚民主、貼大字報。」他還進一步反問，「允許群眾表達自己的觀點，這有什麼錯？」似乎鄧小平並不排斥民眾表達心聲以及對民主的訴求——前提是不能放棄（或反對）對社會主義的堅持。
這個堅持，也許跟他年輕時的際遇有關。鄧小平15歲那年考上重慶留法勤工儉學預備學校，目的是想「出洋學點本領，回來搞工業以工業救國。」16歲出國，留法期間幾乎都是在工廠當小工，甚至失業、三餐不濟，備嘗資本主義體制下被強迫勞動與剝削的苦楚。日後他曾多次對人說，他個子不高，是因為在法國做工時幹活太累，吃不飽飯（參見此）。
然而在天安門事件裡，他心裡似乎還有一個遠比「堅持社會主義路線」更重要的課題，他在1989年3月4日的一項談話中說：搞四化，搞改革開放，關鍵是穩定：「中國不能亂，這個道理要反復講，放開講。不講，反而好像輸了理。」他還在其他場合裡反覆強調：「中國這樣一個大國，沒有共產黨的領導，必然四分五裂，一事無成。」
所謂的「亂」指的是什麼？內戰！以及數百萬制數千萬人的傷亡！天安門事件後的兩天（6月6日），一份《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紀錄》裡記著鄧小平的發言：「如果我們當初沒有堅決鎮壓這些反革命暴亂，沒有採取強硬措施，後果不堪設想。解放軍遭受了巨大的損失，我們欠他們很多，真的。如果那些煽動暴動的人的陰謀得逞，我們就會爆發內戰。如果爆發內戰──當然，我們這邊會贏，但想想有多少人因此喪命！」
鄧小平這個想法是危言聳聽？杞人憂天？或者有所憑據而非空穴來風？
或許再用蘇聯解體的過程當參考。專研蘇聯歷史的澳洲史學家 Mark Edele 曾撰一文 "The long war of Soviet succession" 指出：蘇聯解體過程中，因為族群舊仇與疆界問題，昔日成員中曾發生過 8次內戰和武力衝突。然而蘇聯革命所引發的內戰（1917-1922）卻延燒近五年，軍民死亡數百萬人，傷者難以估計。相較之下，蘇聯解體的過程相對地和平，有兩大關鍵因素：其一，蘇聯統治期間各附屬國的疆界相對地明確及穩定（但烏克蘭是重大的例外）；其二，蘇聯解體期間包括俄羅斯在內的各國都民生凋敝，無力發動任何戰爭。
然而蘇聯解體過程中有利於和平與穩定的關鍵因素，在天安門事件裡並不存在！
1989年春天：鄧小平的真實選項與抉擇
我問一個人：「如果天安門事件導致共產黨下台，接下來會怎樣？」回答是：「那就像蘇聯解體的過程那樣，新疆和西藏獨立，中國則由多黨政治取代共產黨的一黨專政。」
問題是，長江和黃河的上游都在西藏，如果西藏獨立，且跟佛教發源地的印度結盟，中國要如何確保水資源安全？其次，疆獨背後一直有蘇聯的支持，甚至從沙皇與清廷的時代就有過「伊犁危機」的領土之爭；新疆如果獨立，中國要如何確保西域的通道與西部門戶的安全？
此外，就算撇開新疆、西藏問題不談，中國其他部分可以輕易地從「共產黨一黨專政」和平地過度到「兩黨或多黨的民主政治」嗎？如果求證於中國史實，恐怕不然！
秦滅西周公與諸國，前後歷經35年戰亂才統一中原；陳勝、吳廣起義到劉邦即位，經歷戰亂七年；董卓廢帝，群雄割據，到司馬炎滅吳，前後歷經90年的戰亂；緊接著晉朝又是歷經八王之亂（西元291年），匈奴入侵，西晉滅亡，東晉偏安江左，南北朝的亂世，直到唐太宗降伏王世充，已是西元 622年。唐亡之後，歷經五代十國，到趙匡胤建宋，前後共53年的亂世。元末韓山童與劉福通起義，發動紅巾之亂，17年後朱元璋才稱帝。明末從洪承疇降清起，直到三藩之亂結束，前後39年。
以中國的幅員之大，權力的轉移過程總是數十年至數百年的戰亂，中間軍民死傷無數，人口銳減，從而脫離馬爾薩斯人口論的陷阱，得以重新以較寬裕的人均耕地建立立國之初的「盛世」。
即便是蔣介石的北伐，表面上是以兩年半左右的時間統一中國，實際上許多軍閥只是「投靠」而非真心「投誠」，甚至連蔣介石最親信的「中央軍」內都派系林立且對立，而其他「雜牌軍」更是軍紀糜爛，連史學者黃仁宇都說當年的國軍「半像乞丐，半像土匪」（參見此文）。因此，在抗戰結束後的國共會戰裡，舉著國民革命軍軍旗的部隊往往一遇到中共到軍對就投降、繳械（文1、文2），據說陣前倒戈的國民黨部隊共188萬人（而解放軍正規軍僅200萬人，其他是民兵）。盡管中共將這些人收編後加以思想改造（譬如灌輸階級鬥爭思想），誰能確保這些原本毫無專業軍事思想、倫理、教養的雜牌軍真能在政權轉移過程中「忠貞不移」？
許多人批評過蔣介石「只用親信」、」「多疑」，問題是：他名義下所屬軍隊到底值不值得「用人不疑」？類似地，毛澤東發起文革，自稱是「陽謀」，為的是「引蛇出洞」；後來的文鬥、武鬥與「炮打司令部」，難道不是因為無法相信他轄下的中共解放軍？
毛澤東無法相信解放軍是「鐵板一塊」，習近平也一再整肅軍隊，甚至連中央軍委都七名除去兩名（只剩他和另一個不曾帶兵打戰的參謀人員）（關於解放軍內的派系與貪腐，參見此文）。那麼，憑什麼鄧小平該相信解放軍是「鐵板一塊」，天安門事件的終局可以是政權的和平轉移而非內戰之始？
事實上，後來確實有部隊指揮官抗拒（抵制）戒嚴令。其次，美國大使館傳給國務院的機密文件（這篇解密文件中編號 18、19、20）指出：鎮壓手段最殘忍的是第27軍，且該軍可能在鎮壓過程不分青白地攻擊其他軍的部隊，因而害怕其他部隊的報仇，而擺出備戰的佈陣。此外，CIA有一份解密的分析報告（"The Road to the Tiananmen Crackdown: An Analytic Chronology of Chinese Leadership Decision Making"），指出鄧小平下令戒嚴與鎮壓，是因為他相信（眼見全國參與示威的城市與群眾持續擴大，工人與學生的訴求持續上升到要求他下台，連趙紫陽都背叛他和黨中央而跟群眾站在一起）：共產黨的統治已經面臨極大威脅（in jeopardy），繼續發展下去中國將陷入無政府狀態（anarchy）。
毛澤東曾在1962年的七千人大會上說：「工、農、商、學、兵、政、黨這七個方面，黨是領導一切的。黨要領導工業、農業、商業、文化教育、軍隊和政府。」後來他將它概括成：「黨政軍民學，東西南北中，黨是領導一切的。」（見此）據說鄧小平也多次提起這個原則，而習近平則在2017年的十九大報告重提這個原則，並且讓它被寫入黨章（見此）。
黨要領導一切，問題是如果黨自己就已經分裂了呢（根據前任澳洲總理 Kevin Rudd 的證詞，他當年親自去天安門探查時看到許多共產黨的支部也拉著旗幟在廣場聲援學生，而他的立即感想是：「這簡直是來亂的」）？槍桿子出政權，如果部隊又有自主意識和價值判斷，而不服從中央軍委會的指揮呢？如果你略知中國共產黨的關鍵性歷史，恐怕就得認真考慮一種可能性：下令鎮壓天安門群眾的時候，鄧小平或許認為他只有兩種選擇：繼續跟廣場群眾溝通，或者以戒嚴令驅散群眾（甚至不惜開槍鎮壓）。
天安門廣場的學運廣播站在5月17日播出了嚴家其跟包遵信發起聯署的《517宣言》，表示：鄧小平是沒有皇帝頭銜的皇帝、一位年邁昏庸的獨裁者（見此）。
根據美國《外交事務（Foreign Affairs）》雜誌所公布的一份中共官方會議記錄，5月17日的「政治會議紀要」裡鄧小平說：「經過深思熟慮，我認為應該調動解放軍，在北京──更確切地說是在北京城區──實行戒嚴。戒嚴的目的是徹底平息動亂，盡快恢復正常秩序。這是黨和政府不可推卸的責任。」5月21日鄧小平說：「趙紫陽的立場已經完全暴露無遺。他顯然站在動亂的一邊，實際上一直在煽動分裂、分裂黨、維護動亂。」
5月20日，國務院正式宣布實施戒嚴，並從5個大軍區中動員了至少30個師的兵力，據說最終有18萬到25萬名士兵參與北京的戒嚴行動。
根據前引CIA的解密分析報告，楊尚昆在5月22日的會議裡說：趙紫陽的言行已經讓廣場上的群眾認定共產黨已經分裂成「兩個總指揮部」。且據傳軍委會副主席楊尚昆在5月31日主持的軍事會議中有些部隊指揮官拒不出席（或藉口不出席）。至於5月24日至6月9日之間鄧小平的行蹤，眾說紛紜，連 CIA 的分析報告都無法確知何者可信。
6月3日傍晚，中國中央電視台、北京電視台、中央人民廣播電台、北京人民廣播電台等媒體稱戒嚴部隊將鎮壓動亂，並警告市民不要前往天安門廣場（見此）。
回到《外交事務（Foreign Affairs）》雜誌所公布的中共官方會議記錄，鄧小平在6月6日的會議裡說：「如果我們當初沒有堅決鎮壓這些反革命暴亂，沒有採取強硬措施，後果不堪設想。解放軍遭受了巨大的損失，我們欠他們很多，真的。如果那些煽動暴動的人的陰謀得逞，我們就會爆發內戰。如果爆發內戰──當然，我們這邊會贏，但想想有多少人因此喪命！」
如果天安門事件真的導致武裝對抗，死亡人數會是多少？有一個確實的數據可以供參考：根據史丹佛大學的學者 Andrew Walder 的估計，文革期間死亡人數約 160萬人。
也許鄧小平當年的決策確實「忍小惡，以絕大惡」，但是惡無非大小——大惡小惡，終究是惡。假如鄧小平當年無法避免天安門事件（或更大規模的動亂與死傷），那麼，未來的中國有機會避免重演大規模的血腥事件嗎？
能否避免天安門事件的重演？
人類社會沒有完美的制度，原因在於人的智慧有限（設計不出完美的制度），而人性本身又不完美（有權而貪婪的人一定會去玩弄、扭曲體制）。
譬如，我能有條件地肯定市場的機制（優勝劣敗），但無法忍受它的不公與不仁（全壟斷生產所得的分配機制，偏袒資方而剝削勞方，甚至還反對政府有效地救濟生活艱困的底層）。我能有條件地肯定民主政治，但無法相信它能徹底終於選民的意志。尤其是看著川普2.0任內 ICE 的野蠻、粗暴、恣意殺人，我更不敢說民主政治的結果必然優於李光耀的精英獨裁或任何形式的社會主義。面對美國今日「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的「惡質資本主義＋假面式民主」，我更是厭惡有加。
然而這一切並不足以讓我合理化天安門的血腥鎮壓。
如何才能避免天安門的血腥鎮壓，同時又不讓中國陷入「死傷以數十萬、數百萬人計」的大動亂？想想想去，我所能想到的只有靠普選式的民主政治（不管憲法的性格是一黨專政、社會主義、民有民治與民享，或三民主義，etc）。
川普 2.0 幾乎一無可取之處，盡展美國式民主的醜態（想不出未來有哪個總統可以超越），ICE 甚至無法無天到枉法濫殺無辜，但是美國不會有必須靠坦克鎮壓的亂世風險。關鍵原因：川普爛，連共和黨國會候選人都開始跟他明著切割，但是民主黨選民不會只怨川普，還會怨川普選民。
簡言之，普選式的民主讓民怨有出口（往往是自怨，因為那是「我們一起選出來的總統」），而不需要積怨成天安門廣場上囊括所有社會階層的抗議群眾。
其實，中國甚至可以繼續堅持「一黨專政」，只要允許所有共產黨員都可以出來公開競選與候選，並且讓所有成年人（黨員與非黨員）普選，所有的選民就無法再把一切積怨聚焦於一個人或少數人，還可以（或許自欺地）期待「換人做做看」，以免絕望而走險；盡管「換人做做看」很可能是「去了豺狼，換來虎豹」，但是選民的許多怨恨會被「選民愚蠢」的「自怨」與自傷所消耗，而不至於釀成必須流血鎮壓的亂局。
問題是：以中國的現況，開放所有共產黨員（或滿足一定資歷後的黨員）公開競選與候選，並且讓所有成年人參與普選，這是可能的嗎？我不知道！如果真的開放競選且普選，會不會鬧出其他我所未曾想過的弊端？這我也不知道。
我不住中國，對中國的認識太少，絕對不敢妄議中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