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 Sky of Gene 的作者是清大黃貞祥教授，他大學時修過我的通識課，後來又為我的幾本書寫過推薦詞。關於《科學的能與不能》，他說：「（這本書）讀來總讓我不自覺回到大學時代，想起彭老師開設的通識課「科技與人文」，是一門會讓人靜下來思考的課。到了大四迷惘的時候，我甚至又旁聽了一次，那段時間，它成了一週裡最令人期待的時刻，像是在紛亂與不安之中，有一盞不喧嘩卻始終亮著的燈。彭老師的文字，就和他的課一樣，一步步引導讀者看清科學能做到什麼、不能替代什麼，以及人文為何始終不可或缺。這樣的好書，往往會在人生不同階段被重新讀懂：年輕時讀，是啟蒙；徬徨時讀，是提醒；中年時翻開，則是一種安放。這本書不是要讓你更聰明，而是讓你更清醒，也更踏實地面對世界與自己。」
從一門課到一本書：跨世紀因緣的起點
我在1989年剛從劍橋回國時應邀去通識中心開授「科技與人文」這門課，中心主任說：這門課很重要，但是沒有人開過，也沒人能教，你自己全權斟酌內容。
有什麼內容是理工學生該知道，人文與社會科學的學生也該知道的呢？我思索多時，決定講科學與人文最精粹的成就與意義，以及他們對人類而言最不可被取代的核心價值，以便鼓勵理工人探索人文，也鼓勵文科學生理解科學的方法與精神。
當時社會不少人喜歡講「科技與人文的對話」，但是我都覺得太膚淺、無聊。談起科技只知它對現實世界的應用價值，而不知道十九世紀末到廿世紀初的數學與物理學不只是代表著科學革命的黃金年代，也象徵著人類全面性觀念革命的年代，吸引過無數原本熱愛文學、哲學與藝術的頂尖人才，顛覆過康德的哲學，顛覆過歐洲頂尖心智對理性與科學不曾動搖的信心。那是一個顛覆一切，再造一切的時代。真的是一個科學史上史詩般的年代。
談起人文，更是膚淺無聊，往往止於賣弄國學知識和淺薄的抒情散文與詩歌，沒有人文的深刻度，更遑論人性最深層的底蘊與生命的終極關懷。
然而我希望這門課讓學生認識科學與人文最巔峰、最激盪人心，最鼓舞人熱情與理想的精髓。基於這一份認識，不管他們未來是往理工或人文發展，都記得「這原本是值得人為它付出一生的偉大精神與理想」。儘管台灣社會的科技與人文產業都離這境界太遙遠，我希望他們至少可以「雖不能至，然心嚮往之」。
在教這門課的那些年裡，我最大的鼓舞是看見他們的眼神逐一亮起來，猶如內心有一股熱情被點燃一般。還記得，有天一個物理系的女孩站在教室門口猶豫著不知道要不要進來。我納悶地問她何以故。她說：「不知道要選擇諾貝爾獎還是選擇感動。」原來，同一時段有一場諾貝爾物理獎得主的演講，而物理原本是她的理想，但是這門課帶給她許多攸關生命的感動，使她捨不得錯過。還有一位經濟系的女孩跟她導師說：清華四年，只有這門課對她有過深刻的啟發，而且徹底改變她原有的人生計劃。
我精讀過 David Hilbert 的 Foundations of Geometry，愛因斯坦的相對論簡介和 Ideas and Opinions，海森堡的 Physics and Beyond，Niels Bohr 的 Atomic Physics and Human Knowledge，也熟知相關的科學史，深刻體會到他們對數學的哲學、科學的哲學，以及胡賽爾現象學與維根斯坦語言哲學的深刻影響，以及它們在人類文化史上所扮演的意義和角色，並且被他們崇高的理想和熱情所感動。
另一方面，我也會提醒他們：人文的核心價值是認識人性的底層與崇高生命的理想，而不只是風花雪月、舞文弄墨、賣弄國學知識。我還會提醒他們人文與科學各有各的方法、目標與核心價值，可以互通而不可能彼此取代。
後來我好奇地問幾個修過課的學生：到底是什麼樣的學生在修這門課？他們一致地回答：只要是有在想問題的學生都修過這門課。有一位材料系的高材生放棄當時名額很少的碩士班直升機會，去念哲學，據說就是因為這門課的啟發（他還同時要女朋友來修這門課）。還有一位數學系的學生後來去念了戲劇博士。
當時清大的學生不多且不乏聰穎，校內真正能同時啟發學生理想、熱情與思想的課不多，因此這門課的前幾年幾乎是吸引了清大最有理想與思想深度的學生。因此，我教得很開心。
然而這門課沒有課本，沒有講義，我想到哪裡講到哪裡。後來總覺得自己像在課堂裡表演特技，引領學生在文化史與科學觀念史裡穿梭，讓他們聽了既神往又興奮，課後能記得的卻有限。
於是我努力找很多與「科技與人文」有關的中、英文書，前者膚淺至極，後者又不吻合我對這門課的設想。
後來只好停開這門課，改開「俄國小說與人生」和「存在主義小說與思想」，引導學生去讀托爾斯泰、杜斯妥也夫斯基、卡繆、昆德拉的小說。這樣，他們上課前可以先讀小說，上課討論，下課後還可以繼續讀小說，用一輩子去深化自己的思想與情感。
從通識到研究所：清大人類所與交大社會與文化研究所的因緣
後來，我在2000年起在全國各地協助推動社區大學，因而認識清大人類所（原職中研院）的潘英海教授。社區大學年會時我們有過幾次交談，某次偶然談起科學與人文的異同，他甚感興趣，就邀我去清大人類所開課，名義上是「合開」，實際上是我從頭講到尾。當年我剛好有一年休假，就認認真真規劃兩個學期的課程，第一個學期講「科學的方法和語言」，第二個學期講「人文與藝術的方法和語言」，甚至還寫了一部分講義。
結果，這門課裡有一位交大社會與文化研究所的博士生來修課，她聽完後慫恿交大社會與文化研究所的朱元鴻教授也邀我去開課。這一次到真的是兩人合開，我先帶學生讀柏拉圖的兩本書，再帶學生讀我寫的「科學的方法和語言」講義，最後朱元鴻從法國文化批判的角度帶學生討論科技。
朱元鴻曾經鼓勵我把「科學的方法和語言」的講義付梓出版，我總覺得它的完整度和可讀性還不夠，想再寫得更有可讀性與完整度實再出書。後來我問自己兒子：我如果出一本這樣的書，你會買嗎？他想都不想地徑直回答：「我當然是寧可買朱元鴻的書而不是你的書。」「為什麼？」「因為他很有名，你沒有名。沒人知道你的書好不好，甚至連從書店的架上拿下來翻閱的意願都很可能沒有。」我想想這倒是事實，也就從此斷了出書的念頭。
神棍滿街的台灣：重起爐灶
新冠肺炎期間，我認真閱讀國外醫學界最新的期刊論文和美國ＣＤＣ的最新報告，為的是吸收必要的知識以便保護家人。剛開始時我也會聽台大公衛所陳秀熙教授在公視的訪談。
沒多久，再也看不到陳秀熙教授的訪談，取而代之的是為政府政策與舉措護航的專家，以及專業領域不屬公衛的名嘴級醫師。他們的發言經常違背我從國外學術期刊直接獲得的資訊，我就對國內的報導越來越感乏味。沒多久，電視上講最新流行趨勢的都是與流行病學（公衛）無關的社區醫師（名嘴，有聳人聽聞的部落格，常上電視），經常信口雌黃，胡說八道，違背我從國外學術期刊直接獲得的資訊。更荒唐的是，國外才剛彙整相關流行病學數據進行研究，預期最快三個月後發表，這些名嘴已經像天橋下算命的那樣鐵口直斷。
緊接著，一位清大同事施行「生酮飲食」，一個月內體重銳減，得意洋洋。我去查相關的醫學論文，雖然沒有直接證據證實這種減肥法有風險，但是確實讀到心血管專家的憂心，而且有澳洲護士因為指導有心血管疾病的人進行「生酮飲食」而被撤銷執照（理由是違背專業倫理）。再查坊間書肆，相關書籍充斥，都很暢銷，作者則是沒有研究素養（沒念過研究所）的白袍醫師。
我很早就讀過一本《英國醫學期刊（BMJ）》出版的「Evidence-based medicine」，也從ＢＢＣ一系列關於重大醫療問題的介紹性節目知道醫學界對重大問題的爭議（譬如要不要吃降膽固醇的藥，運動對健康的總體影響是利是弊等），因而知道醫學界有許多爭議，也知道台灣在 1996 年才成立「台灣實證醫學學會」。後來讀過一些相關的醫學期刊論文，知道問題的癥結，也知道醫學跟古典物理相去甚遠，隱藏著大量的未知，甚至其知識的不確定性還遠高於工程科學。
後來，關於「幸福的科學」變成暢銷書，我特地去查心理學的期刊論文，發現台灣翻譯的書在國外心理學界備受批評，甚至都快要「惡名昭彰」了。緊接著，又發現 BBC 和國內外媒體聳人聽聞地在報導各種「愛情的科學」。我仔細去查閱相關的期刊論文，不但發現這些「愛情的科學」只有特定學術分支內「一小撮」特定學者在談，正經嚴肅的學者則對其大膽妄為很不以為然。我再去查閱這些號稱「愛情的科學」，發現其研究設計粗糙到不可思議。再查腦神經科學的相關論文，證實大腦的可塑性甚至遠遠超乎我遠本的預期和想像，而且腦神經醫學界至今對大腦的認識還止於冰山一角，所有相關的「理論」都是隨時等待著被修正的「假說」。
於是，我又忍不住想：得想個辦法讓台灣人知道假說、理論與真理間的巨大差異，以及對實證科學的方法和侷限有基本的認識，以免一大堆人被各種妄言妄信的暢銷書所欺矇，甚至犧牲健康與生命（前面提過的那位鼓吹「生酮飲食」的清大同仁後來過世了，很多人感到意外，但是我沒去追問真正的死因）。
導正視聽：一本有深度且負責的「精準科普」書
後來，我開始積極構思如何寫一本書讓理工人更深刻地認識科學的方法與局限，也讓中文系校友能從中獲得重要的認識和啟發（以便避免受騙）。此外，還要讓所有的讀者都覺得「易讀、有趣且受用」（可讀性高）。
我試過很多種寫作架構和寫作策略（風格），總是不滿意。最後，先是體會到「歷史故事可以承載任何內容」，因此決定從 National Geographic 的 Air Crash Investigation 取法，參照偵探小說的風格，用實證科學發展史上最具代表性的案例抽絲剝繭地講述科學的方法。
後來，我又想到：雖然實證科學的研究結果不是「真理」，但是不同學術領域應用相同的實證科學方法所獲得的知識卻有「可靠程度」的鮮明差異。於是，我決定先講最容易理解的也最接近完美知識的古典力學，再講最能反映工程科學性格的流體力學與飛航力學（理論與現實落差最大，最具不確定性，也最能反應工程科學的複雜性格）。
其次再講醫學（實證科學在人體的應用），凸顯人體的複雜性遠超過物質的行為，因而實證科學所產出的知識有很高的不確定性。
接著，先用「送子鳥的傳說為何吻合實證研究的觀察，卻不是科學」為例，說明「統計學的相關」截然不同於「因果的關聯」，以及「混淆因子」的存在和作用，從而為「社會科學為何比醫學更難獲得確切、可靠的結論」埋下伏筆。之後就婚姻的研究講「實證科學在人群行為的應用研究」，闡述為何心理學、社會學與經濟學有關婚姻的許多研究都結論模糊，且很難吻合我們的期待，也很難回答李玟的問題：「男人到底要什麼」。
也就是說：（1）實證科學所產出的知識有各種不同程度的可靠性，局部取決於被研究的對象 ；（2）物質的行為模式（譬如行星軌道）往往有高度的可重複性，因而具有「可預測性」（「可預測性」是研究對象的特性，而非實證科學內在完備的方法特性）；（3）人類的經濟行為時而理性，時而衝動（系統一和系統二），因此立基於「理性預期」的經濟學理論必然無法完整掌握市場經濟的完整行為模式（所以2008金融風暴時所有的主流經濟學理論全部未能預見其到來） ；（4）人類的心靈（愛情與幸福）具有最高的不確定性與可塑性，因而其價值抉擇因人而異 ；且個體的差異遠比群體的共通性更重要，所以仰賴歸納法的實證科學無用武之地。
這樣的章節次序剛好可以由簡入繁，由淺入深，像剝洋蔥般地將科學方法在各種不同領域的應用給逐層展現開來。讀者可以從每一章認識科學方法的一部分，不會在閱讀上覺得吃力 ；但是逐章讀下去時，認識逐漸累積也逐層加深，就有機會在兼具「可讀性」的前提下深入而淺出地認識科學方法的精髓與其侷限。
有了這些認識之後，再利用第三部分的篇幅剖析人文與藝術的獨特價值與不可替代性，就會容易懂又有說服力。
從 1989 年開授「科技與人文」到2026年出版這本書，其間是近40年的反覆思索與嘗試。最後寫出這本書，我備感欣慰。
其實，在寫這本書的時候，我一再思索著：等這本書出版，就可以用它當「科技與人文」的主要參考書。也無怪乎黃貞祥在讀這本書時會想起當年聽「科技與人文」的情狀，以及今天讀這本書內心的變化過程。
他的推薦詞既真心又貼切，也勾引起我對過去近40年的相關回憶，因而把這篇文章命名「跨世紀的因緣」。
廣告：2/8 粉絲會（下午 4:00~5:00）
2/8 下午 4:00~5:00 我將在世貿書展的聯經攤位上講「真有愛情的科學嗎──簡介科學的能與不能」，講完後同時簽書。謹此敬邀各位粉絲屆時到現場見面、捧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