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契訶夫之謎（上）」裡我問了這麼個問題：「最近讀起契訶夫的短篇小說集，每一篇都黝暗、陰沉、絕望到到讓我難以置信。不禁疑惑：到底這是時代使然？還是個性使然？還是兼而有之？」
在搜索過一些他的書信、關於他的評論，合併我自己的思索之後，逐漸以為「恐怕是兼而有之」。
現代主義（繪畫與文學）的背景
美術史的書常將印象派的崛起視為現代美術的先河，其中塞尚最常被稱為現代藝術之父，而畫家馬奈（Édouard Manet）在1863年創作的 《草地上的午餐》和莫內在1872年創作的《印象・日出》則被視為早期印象派告別傳統寫實主義的代表作。至於印象派的崛起，工業革命常被視為關鍵性的影響因素。
關於文學上的現代主義，《大英百科全書》把其崛起的因素歸諉於工業革命＋城市化，以及對於巨變的社會的回應。此外，對於艾略特（T. S. Eliot）等人的著作特色則歸諉於第一次世界大戰（1914-1918）。
從學生時代開始，我一再對這種「文化史概論」的籠統概括感到極為困惑。尤其當它們把實質上差異懸殊的創作者給一起丟進某個「學派」或「主義」的大範疇裡，然後再給他們編派一個共同的名稱、一堆貌似的特色，和一堆「遠因與近因」時，總讓我感到渾身不自在。
以印象派為例，仔細去個別研究其中的畫家、作家或思想家，就會發現他們的個人特色往往跟文化史概論硬套給他們的集體特徵處處干戈、牴觸。譬如，塞尚跟其他印象派畫家的創作動機與目標大相逕庭，硬把他的畫風歸類為印象派，固然貌似，然而其美感特質根本大相逕庭。以風格上的貌似混淆實質（創作動機、目標與作品的實質美感特性）上的差異，真的有如「紫之奪朱，鄭聲之亂雅樂」。
回到文學史，一次世界大戰號稱史上最殘酷的戰爭，關鍵在於長期僵持的壕溝戰：殘破的肢體與鮮血充斥壕溝而與雨水、污泥混成一團，傷兵的哀號聲淒厲而不絕於耳，曠日持久的壕溝戰猶如困於地獄。親歷其境的人身心所受創傷往往難以撫平，尤其是曠日持久而僵持不下（進退不得）的漫長壕溝歲月裡，逼迫許多能深思的人反覆思索戰爭、愛國、高貴的熱情等原本抽象的概念和感情，使得他們的人生觀與世界觀天翻地覆的徹底經歷無數次的改造（參考1、參考2）。
然而對於未親歷其境的人而言，究竟有多少人能從耳聞與文字報導中「感同身受」，我一直感到難以推測。以艾略特為例，雖然當時他身在倫敦，他的妻舅也因參戰期間戰爭的恐怖而在精神上受到極大的衝擊，然而到底戰爭對艾略特本人及其著作（《荒原》有多大影響），恐怕尚未有定論（有一篇文章舉證想論辯說戰爭對艾略特影響很深，然而文章開端卻也指出其他作者認為影響甚微）。此外，《荒原》的特色是充滿各種跨時代的影射，因而容許多種不同的解讀，甚至可以被解讀成是在 1920年代初期對當時人類精神狀態與之前的歷史精神間的對比與對話，而所謂「1920」年代歐洲精神上的荒蕪可以跟一次世界大戰有關，也可以跟大戰之前那種普遍迷戀俗世富裕而欠缺精神上的追求有關，更可以是因為當時數學界與物理學界一再顛覆既往視為「永恆真理」的信念而使得知識分子不確知還能相信什麼。如果硬要把《荒原》窄化成僅僅只跟一戰有關（或主要是跟一戰有關），恐怕反而是在戕害這詩篇的豐富意象和它之所以能影響廣泛的真正關鍵。
其次，杜思妥也夫斯基被稱為「存在主義文學」的先驅，但是他跟一次大戰毫無關係，跟工業革命也毫無關係！英國與法國社會相當早就深受工業革命之苦，因而馬克斯在1848年就發表了《共產黨宣言》。然而俄國因為有農奴制，買蒸氣機與紡織機的成本遠遠高於養農奴，因此俄國工業難以發展。盡管農奴制在契訶夫出生後一年（1861）廢除，獲得自由的農奴依舊是大量的廉價勞工，聘僱他們依舊比投資在蒸氣機與紡織機更划算。
然而沒有工業革命就很難有鋼鐵工業，沒有鋼鐵工業就很難有國防工業。在克里米亞戰爭（1853-56）中慘敗的俄國亟思工業化，因而由交通與財政部長 Sergei Witte 在任內（1892–1903）大力推動一系列建設重大建設（西伯利亞大鐵路，既可以促進交通與經濟發展，也可以激勵鋼鐵工業）與財政、金融改革，引進外資與外國技術等。然而這一系列激勵措施還要等到 1890年代末期才開始看見成效。不過，盡管如此，到1896-1900年時俄國的工業產品產值還是只佔全球的5.0%，略低於法國的7.1%，遠低於德國的16.6%和英國的19.5%（美國的30.1%居首）。然而那時候契訶夫已經完成他的主要著作（詳見下表）。
因此，想用工業革命或一次大戰的社會背景去理解契訶夫，恐怕只是牽強附會和恣意扭曲而不自覺。如果我們想要尋找跟契訶夫創作因素有關的時代背景，必須針對俄國的特殊情況去考察，而不能在「西洋文學史」或「歐洲文學史」的大架構下考察。
在這考察之前，且讓我先簡略彙整些跟契訶夫較密切相關的大事年表（如下）。
契訶夫的時代背景與文學大事
1813 Jane Austen：《傲慢與偏見》
1847 Charlotte Brontë：《簡愛》
1848 馬克斯：《共產黨宣言》
1856 福楼拜 ：《包法利法人》
1856 屠格涅夫：《羅亭》
1860 屠格涅夫：《初戀》（屠格涅夫本人最愛的作品）
契訶夫出生
1861 俄國解放農奴
1862 屠格涅夫：《父與子》
1863 印象派畫家馬奈：《草地上的午餐》
1864 杜思妥也夫斯基：《地下室手記》
1866 杜思妥也夫斯基：《罪與罰》
1869 托爾斯泰：《戰爭與和平》
1872 畫家莫內：《印象・日出》
1877 托爾斯泰：《安娜·卡列尼娜》
1880 杜思妥也夫斯基：《卡拉馬助夫兄弟們》
1882 托爾斯泰：《懺悔錄》
1888 契訶夫：〈草原〉
1893 俄國經濟與產業制度改革（Sergei Witte's reform）
1897 契訶夫：《凡尼亞舅舅》
1900 契訶夫：《三姐妹》
1902 纪德（André Gide，1869-1951）：《背德者》
1904 契訶夫過世，《櫻桃園》
1905 夏目漱石（1867-1916）：《我是貓》
1914 喬伊斯（James Joyce，1882-1941）：《都柏林人》
1915 卡夫卡（1883-1924）：《變形記》
1922 艾略特（T.S. Eliot，1888-1965）：《荒原》
1925 吳爾芙（Virginia Woolf，1882-1941）：《達洛維夫人》
1929 福克纳（W. Faulkner，1897-1962）：《聲音與憤怒》
1942 卡繆（1913-1960）：《異鄉人》
「進步思想」對傳統價值的全面否定：俄國版的「虛無主義」
契訶夫的生平常讓我想起屠格涅夫在1862年出版的《父與子》，尤其是其中的男主角 Bazarov（一個鄉村醫師，一個什麼也不相信的人，一個「虛無主義者（nihilist）」）。
契訶夫的本業恰好也是醫師，他常在作品中提到屠格涅夫，把他的著作當作是一種對俄國知識分子的正面啟發。他也常在著作中諷刺、輕視「自由主義」，把他們有關社會改革的一切倡議當作空想與空談。然而有一點很重要的不同：Bazarov 反對一切，嘲笑一切，卻不知道自己真正想要的是什麼，該追求的是什麼；然而契訶夫對醫療與寫作的情感始終沒變，始終認真對待。
稍後我會再回來談契訶夫相信什麼，追求什麼，否定（批判）什麼。現在先談談 1960年代左右的俄國知識階層的精神狀態。
如果說屠格涅夫在1862年出版的《父與子》是讓「虛無主義」（nihilism）這個詞在俄國與法國流行起來的關鍵，那麼屠格涅夫早在1862年就已經深刻體驗到俄國傳統價值可能會被新世代全面否定的徵兆。
不管是中文的論文（《虚无主义在俄国的发生和流变》）或英文的論文（"Russian nihilism: The cultural legacy of the conflict between fathers and sons"，"‘Strike out, right and left!’: a conceptual-historical analysis of 1860s Russian nihilism and its notion of negation"），都說：俄國在1960年代起流行的「虛無主義」（nihilism）一詞不是嚴格的哲學詞彙或哲學主張（徹底否定一切價值的可能性，包括否定過去的一切，也否定未來的一切——簡言之，人生中沒有任何值得追求、肯定的目標、意義、價值）。
它被俄國貴族（尤其是1960年代的「父輩」）用來形容1960年代「激進派」的大學生（1960年代菁英階層的「子輩」）和相關學者，他們否定俄國的一切傳統價值與規範（因為它們代表著盲從虛假與錯誤的道德教條與宗教信仰、壓迫人性與工農、守舊、落伍、愚昧），但是堅信必須以物質主義與自然科學為基礎創建立新的社會（否定一切主觀的與精神性的價值，但標榜客觀與物質性的真實，至於摧毀一切既有之後的未來，似乎並非他們最關心的，也不見得認真思索過或有任何願景——就像《父與子》裡的男主角）。
因此，它比較像是子輩否定父輩的價值體系（而非哲學性地否定一切價值），以西歐的進步思想否定俄國的一切傳統價值，以科學的（唯物的）否定一切精神性的（唯心的）。
至於屠格涅夫本人，他最在意（掛心）的似乎是：這一群「激進派」將會以「客觀（物質性）、真理（科學）」為名否認詩與藝術的（主觀的、精神性的）價值。或許是這個原因，屠格涅夫讓他的男主角年紀輕輕就死於傷寒的感染（幾乎死得很不值得，而且一生中除了當村落醫師之外無所成就），而臨終的唯一願望是見他所愛的女人（一個喜歡他卻不願意嫁他的女人）一面（似乎意味著「愛情」最終還是戰勝他的「虛無主義」，成為他臨終時唯一的關懷——儘管愛情跟詩、藝術或任何精神性的價值一樣地不客觀、非物質性）。
此外，就像《父與子》裡自命為改革派的舊貴族帕維爾·彼得羅維奇對這個詞的用法，它是被用來誇大地貶抑「激進」派的言行，質疑他們否定一切價值，猶如嚴格哲學意義上的虛無。在這種用法下，只要是否定俄國傳統信仰、道德與社會價值的人都會被（保守貴族與主張溫和、漸進改革的自由派貴族）蔑稱為「虛無主義者」，尤其是1860年代要求徹底（激進）改革的大學生、「激進的」自由主義，以及革命份子——他們也常常被稱為「60年代的人（šestidesjatnik）」。
另一部在俄國影響深遠的小說是車爾尼雪夫斯基（Nikolay Gavrilovich Chernyshevskiy）的《該怎麼辦？》（小說簡介1、小說簡介2、小說中譯本）。這本書提倡「合理的利己主義者」（在不損及個人利益的前提下樂於成全他人）：「“假定有誰能使別人快樂，自己又沒有什么不愉快……他從自身的利益要求出發，能使別人快樂，因為他自己也將從中得到快樂。”」以此為立論基礎，小說裡隱晦地描繪了類似公社的社會主義願景，當作解決俄國社會發展困境的解方（據說普丁訪華時曾贈送習近平一本車爾尼雪夫斯基的《怎麼辦？》，而習近平則在金磚國家峰會上兩度引用這本書）。
也就是說，俄國版的「虛無主義」與其說是哲學上的主張，不如說是一種社會發展取向的論爭：是要全盤否定俄國一切傳統的價值，不惜一切地全盤從頭改造；還是要珍惜傳統中值得保留的部分，有所選擇地、漸進地改革。
這個論戰很像中國清末到民初的中西論戰：是要全盤西化，還是要「中學為體，西學為用」（1894年發生甲午戰爭；1898年戊戌變法失敗，同年張之洞在《勸學篇》中主張「中學為體，西學為用」；1905年同盟會成立；1911年辛亥革命；1915年中國的《青年雜誌》開啟長達十數年的東西文化論戰；1917年俄國革命；1929年胡適與陳序經相繼提出「全盤西化」的主張）。
只不過俄國的歐化與「東西文化論戰」都遠比中國早。
俄國版「虛無主義」與「該怎麼辦？」的論戰起點
俄國的「西化」（歐化）始於彼得大帝，他在1696年下令成立海軍，在1703年建立聖彼得堡與波羅的海艦隊，並於1712年遷都聖彼得堡。從此以後聖彼得堡成為俄國西化（歐化）的中心和進步思想的代表，而莫斯科則成為傳統與保守勢力的代表。但是歷代沙皇對海軍時而重視時而忽視，而俄國的歐化（現代化）也是舉步維艱且阻力重重。
改革的困難導致一部分知識分子對其問題根源進行全面性的徹底反省，甚至因而認定：唯有徹底拋棄既有的俄國傳統（宗教、文化、社會制度等），未來才有希望。第一個有系統地公開表達這個論述的，是彼得·恰達耶夫（Pyotr or Petr Yakovlevich Chaadayev，1794-1856）。他從1829年起在《哲學通信》發表的一系列文章，痛心疾首地指出俄國的根本困境在於沒有自己的文化根源與創造力：「我們好像不能與時俱進，人類的普遍啓蒙運動並未觸及我們」「我們在時間中如此奇怪地運動著，以至於我們每前進一步，過去的一瞬便會無可輓回地消失。這是一種以借用和模仿為基礎的文化之自然而然的結果。我們完全沒有內在的發展，沒有自然而然的進步；每一個新思想都不留痕跡地擠走了舊思想，因為每個新思想都不是從舊思想中派生出來的，而是從天知道的什麼地方冒到我們這裡來的。我們所接受的永遠僅僅是現成的思想」「我們在成長，可我們卻不能成熟；我們在向前運動，可是卻沿著一道曲線，也就是說，在走著一條到不了終點的路線。我們就像那些沒有學會獨立思考的孩子，在成年的時候，他們體現不出任何自我的東西來。」「看一眼我們，便可以說，人類的普遍規律並不適用於我們。我們是世界上孤獨的人們，我們沒有給世界以任何東西，……沒有為人類的普遍利益做過任何事情；在我們祖國哪不曾結果的土壤上，沒有誕生過一個有益的思想；我們的環境中，沒有出過一個偉大的真理；我們不讓自己花費力氣去親自想出任何東西，在別人想出的東西中我們又只接受那欺騙的外表和無益的奢華。」「我們不屬於人類的任何一個大家庭;我們不屬於西方，也不屬於東方，我們既無西方的傳統，也無東方的傳統，我們似乎置身於時間之外，我們沒有被人類的全球性教育所觸及。」
後人形容這一系列的文章像「黑夜中響起的槍聲」，震驚了俄國1830年代的思想界，從此開啟俄國「該怎麼辦？」的系列論述和論戰（比張之洞的倡議早40年，比胡適的全盤西化早了100年）。
儘管彼得·恰達耶夫常被稱為第一個全盤否定俄國，以及第一個俄國版的「虛無主義者」，然而他卻不是哲學意義上的「虛無主義」，也不是徹底厭惡俄國的人。他說：「對祖國的愛，是一種美好的感情，但是，還有一種比這更美好的感情，這就是對真理的愛。」「我比你們中的任何一個人都更愛自己的國家，我希望它獲得光榮，我也能夠對我的民族的高尚品質做出評價；但是，我的愛國感情與有些人的有所不同……我沒有學會蒙著眼、低著頭、閉著嘴地愛自己的祖國。我發現，一個人只有清晰地認識了自己的祖國，才能成為一個對祖國有益的人；…現在，我們首先要獻身於真理的祖國。」他但精竭慮地思索俄國的未來之後，最終的思想歸趨是：歐洲的創新已達強弩之末，未來俄國將踵繼其後，在拋棄一切傳統後從天主教的基礎上發展比歐陸更進步的思想與文化（中文參考1、中文參考2）。
有趣的是，契訶夫對時事、時局與人生的感受既不同於《父與子》裡的男主角，也不同於1860年代的激進派大學生和自由主義倡議者，反而在「一個人只有清晰地認識了自己的祖國，才能成為一個對祖國有益的人」的這個堅持上，更像是彼得·恰達耶夫的後繼者。也似乎唯有從這個角度去解讀契訶夫，比較有機會獲得整體上一致的理解。
——未完，待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