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二戰結束的1945年到第一次石油危機的1973年被稱為西方「資本主義的黃金年代」。這一段期間內西歐人均所得年成長率約4.1%，美國約2.5%，西德則為5.0%。相比於西歐在 1870-1913 間的 1.1%，算是非常高的成長率。而且這一段期間失業率低，通膨低，社會福利覆蓋度高，經濟成長的果實均勻地分給高、中、低所得的所有社會階層，每一個人都是安居樂業且看得到未來。「有努力就會有收穫」是社會的普遍信念，卑劣的政治人物還進不了美國的白宮，因而美國選民對政治還是有相當的信心與自豪。
此外，各種人權運動也是在這期間勃發、成長、茁壯，其驅動力或許不只是因為越戰所涉及的不義，還因為 60-70 年代的大學生正是在資本主義黃金年代中無憂無慮地長大，因而在經濟問題之外對人生有更高的嚮往與憧憬。
然而在川普再度當選後，我細思了一夜，不禁認真自問：曾經有過的那個美好年代會不會根本就只是歷史上曇花一現的偶然，不只是「均富」的高成長率不會再來，連民主政治在可見的未來都有可能會像支雞肋，「食之無味，棄之可惜」？
川普為何當選？
我們只知道投票的結果，沒有人能確知川普為何當選。
然而在我眼中他是暴亂罪的策動與鼓舞者，甚至涉嫌叛亂。而他的競選過程充滿謊言，他的承諾充滿空頭支票，他的政治觀點比較像瘋子而不只是狂人。
這樣的人能當選，或許真的只能怪拜登四年的經濟治理令美國人不滿。就像好幾個受訪者說的：賀錦麗已經有過四年的機會，假如這四年的經濟表現無法讓人滿意，很難相信她的「to-do list」可以在未來四年內兌現。
問題是，川普不也是有過四年嗎？不也是因為政績不令人滿意而下台嗎？為什麼現在選民就相信他的未來四年會比前面四年更讓人滿意？我只能猜：選民是既健忘，又容易被愚弄的。
大多數選民本來就是既健忘，又沒有足夠的知識和耐性去認識攸關整體社會發展的大事。所以，民主政治的品質不是仰賴投票，而是仰賴媒體的專業品質。問題是，全世界普遍地都淪陷在劣質的社群媒體裡，民主政治的品質也就只好跟著沈淪。
他以污辱女性、鄙夷女性來吸引拉丁裔和非洲裔男性的支持，策略似乎湊效了。而賀錦麗以墮胎自主權來吸引女性選票，則讓所有評論者跌破眼鏡地無效。
我也傻眼！女性真的不在乎川普這種粗暴、蠻橫的男人當政？還是說，1960年代以來的女權運動是社會昇平的產物；一旦遇到經濟困境，衣食足還是比抽象的「女權」更能吸引選票？（想知道女性選民為何支持川普，可以參考這個深入報導。）
此外，今年雖然沒有 Cambridge Analytica 的精準行銷，或許類似的技術和資訊早已悄悄流到川普的選舉陣營，為他在選舉後期拉回聲勢？
「得賓州者得天下」，這句話或許該改為「得精準行銷技術者得天下」。「民主政治」這個遊戲規則恐怕會被社群媒體和網路精準行銷技術改造成我們所不認識、難以想像，且毛骨悚然的怪獸、妖魔。
或許「民主政治」早已是虛有其表的「行屍走肉」，只是我們一直沒有覺察而已。
然而川普當權後，美國經濟就會比較好嗎？
資本主義的黃金年代，如何煉就？
張夏準的《拚經濟：一本國民指南》用超過五頁的篇幅去講述 1945-1973 這個黃金年代的成因。我知道新自由主義陣營及其嫡系會有很強烈的反對意見，並且有他們自己的版本，但是我沒去查。不是看不起他們，而是看破經濟學界的慣例：雙方陣營都經常是以偏概全，各執一詞。
以 1929 的大蕭條為例，凱因斯有一套看似合理的解釋，包括大蕭條之前的盲目過度投資以及後來的有效需求不足。
後來 Milton Friedman 為首的芝加哥學派仔細盤點大蕭條前後的各種經濟與金融並加以分析後，指出是美國中央銀行體系（聯邦準備制度，Federal Reserve System）因應策略錯誤，才會讓災難擴大且延長，否則盲目投資所造成的負面效應早已被市場的自我校正機制給解決了。
然後兩位凱因斯學派的學者在1970年代分別從全球經濟與全球貿易的數據下手，企圖重新解讀大蕭條，並用以反駁 Milton Friedman 在其名著A Monetary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 1867-1960 中的解釋與觀點。緊接著，與 Milton Friedman 合寫前述名著的 Anna Schwartz 在 1987年撰文反駁。我也沒有把這篇論文讀完，因為再也不相信經濟學有能力跳脫「各執一詞，以偏概全」的宿命。
更精準地說，我相信 1985年諾貝爾獎得主 Robert M. Solow 說的：經濟學不像經典的「硬科學」，她沒有能力就兩個競爭的學說去判別孰是孰非，或者孰優孰劣。這不是個方法論上的根本問題，而且攸關人類經濟活動（決策）的根本特性，這個宿命不是任何經濟學家所能克服的。
其中一個根本問題是（就像《快思慢想》裡說的）：人類的決策行為有兩大相異的模式，有時候是衝動而不顧後果（吻合凱因斯所說的「野獸精神」或非理性決策，跟主流經濟學的「理性預期」假說恰恰相反），有時候是精打細算地慎思而後動（吻合主流經濟學的「理性預期」假說），但是沒有人知道下一個時刻（或者一週後的某一天）他會採用哪一種決策模式，或者什麼時候會集體失控。
於是，凱因斯學派的人說：有效需求不足而造成不景氣時，政府可以舉債支出在投資未來，同時刺激景氣；一旦景氣恢復稅收就會增加，足以還債。問題是，誰會確實知道哪一項（或者哪些項目的組合）的未來投資真的必然可以回收？誰又知道未來還會有幾次 COVID、俄烏戰爭、西班牙大水災、etc？誰有把握說景氣一定會在政府達到舉債上限之前就充分恢復，讓政府可以脫離債務危機？
反之，如果在不景氣（稅收減少）後一味地撙節政府開銷，會不會讓有效需求不足的處境雪上加霜，甚至墮入惡性循環？
經濟學的理論都是「言之成理」而具有參考價值，卻又帶著高度的不確定性因而不必然會成真。關鍵原因是人心不可測＋未來不可知。
在德國備受專業人士重視的經濟智囊團 Kiel Institute for the World Economy 在 2009年出了一篇論文，縷陳當代經濟學知識中所含的高度不確定性，並且呼籲經濟學界要誠實地對社會大眾坦承「經濟學的有限性，以及其誤用時可能會有的災難」。
面對這些事實，想要找到一群人來確保美國經濟走出谷底，恐怕是奢望。更何況，誰也不知道川普真正關心的是什麼？下一任？圖利自己和他身週的人（包括華爾街鉅子）？讓美國再度強大？
我不相信在他任內這是有可能的，甚至不相信在他任內美國不會走向衰敗、萎頓。就像 FT 的一篇文章標題說的「“美丽的新世界”：特朗普的胜利标志着美国领导的战后秩序的终结」。
風雨飄揚的德國＋全球
川普的當選位全球經濟帶來高度的不確定性，也讓許多財經評論者深懷憂慮。
11/7 的 DW 有兩大新聞：總理解聘財政部長，引來內閣改組的危機；川普當選，德國和歐盟必須增加國防支出。偏偏，德國去年經濟成長率為負，預期今年依然（病因之一是梅克爾留下來的十年爛攤子）。此外，政治評論者預期舒茲將會在明年三月大選後下台。接下來不管誰上台，恐怕很難預期德國的經濟會大振。
英國的經濟與財政一沓糊塗，誰也不知道她有沒有能力走出困境。
亞洲真的要交保護費嗎？台灣的經濟會不會雪上加霜？
IMF 在十月份才警告全球公共債務超高，能對全球經濟保持樂觀嗎？
美好的年代還會再來嗎？
也許戰後的黃金年代只是偶然。明白擺在眼前的是：長年被芝加哥學派洗腦後，選民沒敢指望政府用稅收進行財富重分配，也使得許多國家的政府政策明目張膽地偏袒富人，讓房地產變成世襲，資本利得超過勞動所得。未來很可能是「富者愈富，貧者愈貧」的趨勢。
會有革命嗎？我猜不會。年輕世代會用「不婚、不生、不養、不育」來「自力救濟」。看來唯有地球會受益？也難說！人口減少不必然浪費也跟著減少。
不過，別想那麼遠。也許在川普下台之前我們就有夠多的事要擔憂，甚至得面對我們不想要（或者難以承擔）的災難。
綁緊安全帶吧！前方不會是坦途！
後記
Robert Reich 和兩位較年輕的朋友再川普勝選後有一場咖啡談話，分析川普選贏的根本原因（底層群眾只記得四年前的物價比現在便宜而不確知其中有多少成分是 COVID 和俄烏戰爭造成，或者知道俄烏戰爭的影響但是只想要結束這場戰爭而不在乎所謂的「正義」；厭惡所有的政客和表面上斯文而骨子裡老是出賣他們、騎在他們頭上的「政治精英」）。
他們依舊鎮定或故作鎮定（假裝鎮定），依舊要為美國的民主前景奮鬥。我是頗佩服的。不過，說句洩氣的話，勞工與底層群眾不會投票給在政策對他們好的人（因為他們沒有能力分辨是非，只能任人欺瞞、擺佈、愚弄），而只會投票給懂得愚弄他們的人——舉世皆然，鮮少例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