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很討厭中文的「應該」一詞，因為它們通常是違背人性、強人所難，卻被包裝成「天理」與「應該」。偏偏，隨便哪個字紙簍裡翻一下，都會找到一大堆的「應該」。
一個媽媽急著要趕去上班，卻發現剛上小三的女兒又忘了帶便當。盡管學校方向跟上班地點相反，她還是開車衝去學校給孩子送便當，回到公司時已經遲到，被主管狠狠地白了一眼。下班後去安親班接女兒，路程上不禁回想起早上在車潮裡的焦急，以及主管的白眼。一見到女兒，忍不住在車上教訓起女兒：「妳今天忘了帶便當，害我遲到又被主管罵，知道不知道？」小女孩怯生生地說：「媽，對不起！」媽媽繼續嚴厲地說：「忘記帶便當是妳自己要挨餓，所以妳本來就應該要比我更在乎，對不對？」「對。」聲音低到幾乎聽不到。「為什麼我記得而妳反而不記得？」小女孩帶著啜泣的聲音低語：「媽，對不起，我以後一定想辦法記得！」「什麼以後？妳上個禮拜才忘記兩次，今天又忘記。我憑什麼相信妳不會再忘記？妳是不是根本不在乎，反正我都會幫妳送去學校？」小女孩泣不成聲地說：「媽媽，我真的不是故意的！」
類似的故事在每個家庭裡不知道要反覆上演多少次，卻鮮少有家長認真問過小學老師：小三的孩子，有幾個不是老忘記該帶的東西？成年人在教訓孩子的時候往往滿口都是「應該」，卻從沒想過：任何要求若超過孩子的能力所及，根本就是「不應該」！
以前我曾辦過好幾年家長成長班，談婚姻與親子的問題。因為考慮到年輕的家長夜間往往必須帶孩子，因此又找工讀的大學生來陪孩子玩。時日一久，我跟這些孩子也相當熟稔，經常有互動。有一天，一位母親憂心忡忡地問我：「老師今天打電話來，說我兒子數學考試作弊。怎麼辦？」我一聽就覺得詭異，小二的孩子本就不知道什麼叫「考試」，他哪有可能作弊？於是我去找他，「你今天的數學課有沒有考試？」「沒有啊！」「老師有沒有發給每個同學一張紙，要你們寫答案？」「沒有啊！」「老師有沒有叫每一個人拿一張紙，把黑板上的題目給抄下來，然後自己寫答案？」「有啊！老師寫了十個加法問題，要我們把答案寫下來。」「那你有沒有看同學的答案？」「有啊！我有一題不會，隔壁的同學說他會，就把他的答案給我看。」「你為什麼要看同學的答案？」「因為老師說要認真寫，要盡量想辦法把每一題的答案都寫出來啊。」
作弊是一個比考試還更抽象的概念，這個孩子連「考試」和「作業」都分不清楚，哪有可能「作弊」？
很多家長都怕：孩子從小就作弊，長大了還得了！其實，道德是個高度抽象的概念，而且是高度社會化以後的結果。中、低年級的小學生不但根本不懂抽象的道德概念，甚至連社會化的過程都還處於起步狀態，他們的言行根本無關乎道德！。
然而很多家長卻不明就理，動不動就對孩子的言行賦予過度的道德解釋，沒必要地予以嚴厲斥責。
我自己對此深有警惕，因此在子女小時候時，不管是他們的功課或者言行、常規，都只希望他們的表現跟得上同學的平均值（套句學測的術語，PR 50）。等我當了祖父之後，也常提醒已經為人父母的子女：教養年幼的小孩時，不要太緊張，只要他們的表現跟得上一般表現就可以。
事實上，我相信，國小的成績與言行表現主要是反應了他們社會化的程度，跟他們的學習能力或所謂的「品性」距離相當地遙遠，根本不需要過度推論。
德國哲學家康德（Immanuel Kant）有一個著名的道德法則：「道德上的『應該』，必須以『有能力做到』為前提。」（英語學術界往往把這個原則稱為「Should implies can」） 我喜歡把這一句話改寫為：「『應然』必須吻合人性的『實然』，否則就是對人的迫害。」也就是說，我們必須先了解人的能力極限，甚至了解當事人的實際能力，然後才可以談「應該」與「不應該」。
然而華人社會卻太愛講道理，往往拿著「應該」當令箭，而鮮少去認真考究人性的實然或當事人的能力，結果才會產出「吃人的禮教」。不只過去的封建社會如此，即便是到了今日，隨便從華人的字紙簍裡揀出一張紙來，都可以在上面看到「應該」兩個字；即便看不到這兩個字，也總是會有些句子帶著「應該」的意味。
生活在這樣的社會裡，往往朝夕薰染而不自覺。因此，不管是面對自己的伴侶、配偶、子女或家長，每當我們想到「應該」的時候，都要機警地立即反問自己：「真的『應該』嗎？我們真的有足夠的經驗證據說這是當事人能力所及，或者吻合人性的實然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