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傳統習慣，過了除夕我就算是「虛歲七十」了；甚至一個多月前的冬至裡，吃過湯圓就已可勉強號稱「虛歲七十」。想到這一點，一時愕然。
從沒想過自己有一天會「突然」變成老式散文裡說的「七旬老翁」。面對未來，更是從沒認真盤算過七旬以後要怎麼過。仔細想想，又真能有什麼盤算嗎？
我又到底是怎麼走到今天的？
年少不識愁滋味
小時候在田野間長大，樂趣無窮，整天只想著現在要怎麼玩，頂多是接下來要怎麼玩。從沒想過明天。
上了中學，迷上詩詞和散文，迷戀的是遠古的情懷、蒼翠的草地、迷濛的月色，漸暖的春風，也從來沒認真想過「明天」。
上了高中，終於清清楚楚地決定：重要的是認真活過每一天，讓每一天都有思想、精神與情感上的成長，不讓任何一天虛度。那時候，聯考與「未來」都是俗不可耐，「為聯考而活著」更是我所鄙夷的。我終於開始有「未來」，然而所謂的「未來」僅只不過是對下一個生日的期望（期望在知識、思想與精神、情感有哪些成長與突破）。
妄言、妄聞、妄信
高三畢業時，突然發現所有的人都在出社會後不久就被現實所吞噬，包括遠比我聰明的人在內，無一倖免。頓然心生惶恐，決心要在大學畢業之前找到一個辦法，讓我可以一輩子都保有熱情，永遠不被現實吞沒。
帶著惶恐而沈重的心進入大學，猶如要去完成一項不可能的任務。那時候的「未來」就是四年後的一場「靈魂的審判」：或者從此保有熱情，或者從此成為行屍走肉。
大一快結束的時候，意外地想到一個辦法：只要一輩子持續閱讀可以感動我、激勵我熱情的好書，就不會從此被現實淹沒。從此以後，「讀好書」變成我唯一關心的事。
沒想到，大學畢業後不久，卻始料未及地發現自己一方面滿是熱情與精神上的嚮往，一方面卻在內心深處暗藏著無法根除的「人欲」，因而對自己心生厭惡、鄙夷，甚至覺得自己齷齪到不值得活（其實今天看來這些慾望不過是「人情之常」而已，一點都不齷齪；然而當年被宋明理學誤導，深陷於「不近人情」的精神性潔癖而不自覺）。
有將近一年的時間，我經常處於自殺的邊緣。卻又始料未及地，某天突然警覺到：我幾乎是比自己認識的每一個人都更認真地追求精神與情感的昇華，也幾乎比每一個人都更不在乎現實；假如連我這樣的人都不值得活，別說還有多少人值得活，恐怕連歷史都難以存續。
我因而覺悟到：要麼我真的齷齪到不值得活，要麼我曾相信且追求過的儒家道德（盡除人欲，純潔如聖）根本不是人之所能，只不過是前人的「妄言」，而我則是「妄聞、妄信、矢志貫徹」的痴人。
虛無與哲學的年代
擱置了曾經讓我在精神上賴以立足的儒家理想後，我變成在精神與情感上無立錐之地的喪家之犬，每天像在黝黑的汪洋中載浮載沉地拼死求活。
那是我的「虛無年代」，同樣地沒有未來。
還好哲學救了我，它沒有讓我找到新的「信仰」與安身之地，卻讓我確確實實地逐一看破曾經誤導過我的新儒家、王陽明與宋明理學中的誇大與不實。我慢慢地知道自己不比別人齷齪，也確信自己不比別人更不值得活，只是還不知道究竟有什麼樣的人生理想是人力所能企及，因而值得追求的。
范寬的蹊山行旅圖、貝多芬的音樂和托爾斯泰的小說給了我堅定的信念：只要走得過這一段的虛無，就有機會再度看見比宋明理學更真實的情感世界和人生的希望。
三十歲生日的那天夜裡，我一如預感地證實：自己整整一年沒有思想、精神與情感上的累積或突破。哲學把我帶到一個階段的終點，我不知道下一個階段會是怎樣，如何走下去；只知道精神與情感上的再生需要約莫十年以上的時間。
如果人生有可以浪費的歲月，約莫就是這個時候。第二年，我出國去念博士，一邊等待著精神與情感上的再生。
等待新生命的萌芽
在劍橋的歲月裡，我只有知識和思想的成長，精神與情感上幾乎是一片死寂，如同劍橋冬季裡沈重、陰霾的烏雲和寸草不生的黝黑大地。
第二年春天裡，草地上突然在一週內強勁地冒出一整片嫩芽，生命力旺盛地瞬間化為似錦繁花。我的內心也受到強烈的震撼，繼而開始覺察到內心裡有一種新的感受正在萌芽——猶如新的生命在醞釀著，即將冒出黝黑的泥土地。
我懷著說不清楚的盼望回到台灣，時年三十四。一邊享受著指導研究生和教學的樂趣，一邊重拾哲學經典，一邊等待著新生命的落地之聲。
忘了是哪一年，即將四十左右的時候，我突然警覺：胡塞爾的 Cartesian Meditations 是寫給他自己的筆記，根本不是他人能讀得懂的（從來沒想過要寫給別人讀）。我也體認到，真正的哲學，就是為自己寫的哲學——即便看似系統嚴整的《純粹理性批判》亦然。
同時，我也警覺到，如果我可以有下一個階段的進境，必然是超乎文字論辯，必須靠自己去摸索、體察的。
我擱下了 Cartesian Meditations，也從此擱下了哲學經典。我也同時警覺到：倚靠前人的提攜來成長終有個盡頭，從此以後我的成長完全只能靠自己；然而真正的生命有它自己孕育、醞釀、熟化的節奏，不是我們平理性的思辨所能規劃、促成或左右的。
我唯一能做的事似乎就是耐心地等待，同時對內心世界的變化隨時保持著敏銳的自我覺察。時年約莫四十歲。
走出書房，進入紅塵
不久，我走出書房，受邀擔任清大藝術中心主任。一部分的理由是：我自覺此生所得遠較他人多太多，如果有機會分享其中的一部分，似乎是理所當然。
為了把藝術中心的活動和資源跟自己的故鄉（新竹市）結合與交流，我開始結識地方上的藝文人士，也開始涉入地方上的文化活動。接著又逐漸涉入了當時文建會的「社區總體營造」，因而結識了來自全省各地的文化工作者與草根運動的人，並進而結識關心社會改革運動的社會人士與學者。
就這樣，一步步走入了萬丈紅塵，直到五十五歲退休那一年。
在這十五年裡，我慢慢體會到兩件事。其一、托爾斯泰說的：「唯有在覺悟到『單獨個人的幸福是不可能的』的時候，一個人才會懂得『愛』。」
其二、社會參與表面上是「奉獻、犧牲、無私」，其實這過程也在充實一個人的人生價值與意義（「to make the world a better place」本身就是一種理想，一種自我價值的提升）。
作家與公共知識分子
純屬意外地，退休前的一系列部落格文章讓我成為「第一代網紅」和「公共知識分子」。那時候的許多社會反應真的讓我誤以為我可以靠著自己的知識與思索去改變台灣，或多或少（不是全盤地，而是局部地，或者微小地）。
緊接著，我成為專欄作家和好幾個出版社所爭取的作家。這一切都不在我原本的人生規劃之中。
我始終記得白象出版的一段話：如果一本書只有數十個讀者，就不需要費事地去出版，而只要自己排版後交給影印店影印和裝訂就可以了。
於是，我認真地開始寫值得出版的書。但是中間穿插了兩本不求暢銷，但求「藏之名山，以待有緣」的書：2014年的《崇高之美：彭明輝談國畫的情感與思想》和2020年的《慾望的美學：心靈世界的陷阱與門徑》。
《崇高之美：彭明輝談國畫的情感與思想》是舊稿重寫，只算是了結宿願，沒有特別的收穫與成長。
《慾望的美學：心靈世界的陷阱與門徑》原本只想「我手寫我心」，將自己原有心得通俗化以求其可讀性。實際撰寫過程中卻重拾許多曾經讀過或者只讀一半的書，並且在遠離塵囂的精神與情感世界裡浸淫了將近兩年。那一段時間裡精神與情感上的飽滿、昇華，誠然是七十年來罕有的幸福。
退出江湖，重返書齋
2016年蔡英文上台後不久，不只是對農陣的徹底失望，更發現社運圈年輕世代普遍地不解（或曲解）「第三部門」的意義（國民黨執政時搞社運，民進黨執政時成權貴、入幕之賓，乃至於鷹犬），因而再也不願意跟社運圈有所括葛。
再加上兩大黨都已徹底腐敗，第三黨又難以寄望，而決心退出社運圈，重回書齋。
另一方面，我也覺悟到：台灣社會當前最根本的困境，是人才嚴重匱乏。其背後原因則是：兩蔣時代的政壇人才是大陸四億人口中的三分之一精英（三分之一留在大陸，三分之出國或留在香港），馬英九能用的人才都是再台灣培養出來的，人口基數只剩一千萬，約莫兩蔣時代的十分之一。偏偏兩蔣時代台灣從一無所有中成長，成長容易；馬英九時代要面對四方崛起等複雜的國際競爭，成長不易。
人才稀缺而世局艱險，難矣哉！
眼看著台灣已經耗盡向上提升的力量與資源，唯一能慶幸的只剩：即便再向下沈淪也不足畏（因為早已沈落谷底）。這樣的世局，看了心煩，不看也罷。
結果，我再也不看台灣的新聞。
這時候我已過六旬，投入社運超過廿載。
此生足矣，無需他求
江湖一去廿載有餘，沒想到重回書齋後轉眼竟然已經七旬。
回首前塵，沒什麼好後悔的。世事難料，原本不該有過分執意的期待。
盤點內心世界裡的精神、情感與思想，慶幸蒼天厚待，讓我在不知不覺中徹底走出三十歲的虛無，四十歲的不知何所之，而悄然孕育出新的精神與情感。我曾形容它是「常人難以想像的幸福」，實則它樸實無華，只是讓我看得清人的可能與不可能，因而在精神與情感得以安頓，不再惶恐，也不再妄想、浮誇；它沒有任何的高調，只是單單純純地知道自己有過極端美好的感動與情懷，也知道人的有限性。
慶幸的是，我始終不曾把現實擱在心裡，一心一意地追求熱情與理想，然而我非常幸運地始終不需要為現實煩憂，始終年年有餘。
面對曾經有過的歲月，儘管還不時有的知音難尋的感慨，卻不能說是遺憾，反而會說：「此生足矣，再無他求。」
唯一的「問題」是：依舊沒有明確的人生計畫，不知道下一步要怎麼走。其實，這不能算是個「問題」。
五十歲以後我已經很清楚：生命有它自己的節奏，而外在的際遇更不是人所能算計的。如果所求是為了自己，那就只能懷著敏銳的自我覺察，順應生命自身的節奏；如果是企圖在社會參與過程中促成一些自己所樂見的變化，看來時機已失，非人力所能挽回。
三、五年內能做的事，約莫就是兩三本構思已久的書。至於更長遠的未來，只能走著瞧——年紀越大，諸事越難逆料，很多時候只能順著天意而無法執拗於人意。
七十古來稀：伴我走過深淵的一些人
陶淵明，365-427，享年62，
高一的啟蒙者，終生的偶像
Henry David Thoreau，1817-1862，享年45，
高二的啟蒙者，教我嚴守「生命的本質」
托爾斯泰，1828-1910，享年82
我在虛無年代最重要的鼓舞者和指引者
卡卡繆，1913-1960，享年47
教我堅持「寧可虛無，絕不自欺」
范寬：950(?)-1032(?)，享年42(?)（難以確考）
讓我看見莊嚴、肅穆而近乎神聖的情感
Ludwig van Beethoven：1770-1827，享年57
讓我懂得最深沈的痛苦、堅持與感恩
Paul Cézanne：1839-1906，享年68
讓我看見心靈最豐盛的富足與幸福
林布蘭：1606-1669，享年63
讓我看見人如何從陰鬱、懷疑、自誇、自貶而逐漸走向
平實、篤定的生命信念，相信生命的神聖與可貴
Ludwig Wittgenstein：1889-1951，享年62
讓我徹底懂得人如何自欺，如何回歸真實而平凡
上述這些人都各自活出一種極致的生命丰采，為我標誌出一種生命的巔峰。在我人生中最艱苦、最陰沈黝黯，而不知道要如何活下的虛無年代裡（二十多歲到四十歲之間），他們讓我相信生命有著真實的出路，並非全是虛構、虛假的妄言、訛傳。他們是我生命中的貴人，我則是靠著他們的光照而走過那一段幾乎無路可走的歲月。
此外，有些人我認識得太晚，那時候我已經走出困頓。雖然欣賞他們的生命的丰采，就是少了一份「伴我走過死亡陰谷」的特殊情感。譬如，達文西（1452-1519）、 Alberto Jacometti（1902-1985）和 Wordsworth（1770-1850）等。
還有些人對我有重要的思想啟迪，然而我真的認識他們是在40歲之後，有點相見恨晚，但是少了一份的「救命之恩」的情感連結。譬如 René Descartes（1596-1650）、Immanuel Kant（1724-1804）、尼采（1844-1900）等。
這些人鮮少活過 70歲，卻都各自展現了生命的一種極致典型。相較之下，我有幸在 70歲以前認識他們，使得我能在人生路上一再有所指引與進境，也因而免除了高中畢業時最大的惶恐（被現實吞沒）。能至今熱情不減當年，是我最慶幸與自豪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