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1月1日 星期一

不聽可惜的一堂課

      我常感慨:台灣的頂尖學生絕大部分在浪費青春,因為沒有人告訴他們有什麼值得學的,以及去哪裡學。
      譬如,YouTube 上面有那麼多精采絕倫的演講與課程,很多頂大學生還是在忙著學一堆幼稚、膚淺的東西而且洋洋得意(譬如,把備受學術界質疑而無法進入學術主流的「非形式邏輯Informal logic)」看成了不起的「哲學」)。
      尤其是在看過 Robert Reich 的大學部跨系課程「Wealth and Poverty」之後,感慨更深!於是,有一天我實在忍不住地硬要一個大一新生看這個柏克萊著名的大學部課程。沒想到,看得津津有味的卻是一同來訪的社會學博士和建築碩士。

課名、主旨與一些感慨
      這個課名很有趣:「財富與貧窮」。亞當·史密的名著《國富論》(The Wealth of Nations)聚焦於國家的總財富,結果後世自由派的經濟學者往往罔顧所得分配的不公平(尤其是資方對勞方的剝削,或者含蓄地說:「資本所得增長率高於生產總毛額增長率,而導致勞動所得相對地下降」)。
      Robert Reich 的課名既談國家的總財富,也談富裕中的貧窮,這才算是經濟學起碼必須要兼顧的兩大議題:只管分配正義而罔顧總體生產毛額的話,就會淪為共貧;只管總體生產毛額而罔顧分配正義的話,就會淪為劫貧濟富與剝削勞工。
      不過,因為美國社會當前最大的問題是貧富差距大到極端不合理,因此這門課先是讓大家看一看財富非配的具體事實(從過去到現在,以便凸顯現況既非必然,也不是注定無法改變的),再引導學生去看導致所得嚴重分配不均的各種因素與機制(有些的確純屬市場機制的作用,有些則純屬白宮圖利華爾街大老並欺騙選民的機制),然後再讓學生從民主政治、經濟學原理(市場機制)與是非善惡(或者美國人的共同核心價值)等各種角度去思考「這樣的現象是不是我們想要的,是不是我們必須容忍的,或者是應該要被改變的」,最後再引導學生去思索:「如果某些現況是應該要被改變的,應該要如何改變(目標與步驟)」。
      每一個社會的公共事務都很複雜,尤其是在當代。而政府的每一項法令、措施都會使某些人獲利,使某些人受害。如何減損或彌補受害的人?如何節制不當的獲利,以期社會總體獲得最佳利益?「總體利益」又該如何計算(不該只有 GDP)?如何定義「最佳」?這些問題都是關心自己所屬社會的人應該要有能力回答的——尤其是那些能力出眾且有機會參與公共決策與企業決策的人,以及那些有機會和能力影響或評論公共政策的人。
      然而這些問題都太複雜,不能從單一的角度或者單一的價值觀去理解與評價,至少必須要兼顧價值哲學(什麼是「公共利益」,什麼是一個社會該追求的核心價值,etc)、政治學(民主國家各個政府部門的當為與不當為,一個政府法令與施政可能會對社會各階層、區域、產業產生多麼廣泛的多元影響,如何預測與評估這些影響,etc),政治經濟學(政府作為會如何影響經濟的產出與分配)。這是牛津當年設立著名學程 PPE(Philosophy, Politics and Economics)的初衷,而「財富與貧窮」這門課則具體而微地在體現 PPE 的這種精神。
      我不禁這麼想:假如台大的傑出校友都有認真上過這樣的一堂課,認真地從是非善惡、政治的原理與事實,以及經濟的原理與事實三個角度思索過經濟成長與貧富差距的重大議題,台灣社會會不會因而多一點正義,高科技公司的領導人會不會少說幾句「貧富差距有助於經濟成長」這樣的蠢話,社運圈的領導人會不會比較知所節制而不敢公然賣身給民進黨(甚至淪為民進黨的打手),總統府與行政院裡會不會少一點貪腐與無能?
      我邊想著這個問題,邊想著 
這本書裡對精英霸權(暴政)的批判。看看台灣政壇、社運圈、學術界與科學園區裡位高權重的台大校友們,有多少人真心在捍衛社會正義,有多少人對台灣社會的正向發展有所助益,又有多少人只不過是 Michael J. Sandel 所要批判的精英霸權(暴政)?
      管爺當選台大校長後被深綠阻撓而無法依法就任,因此滿腹委屈。然而後來管爺終於如願上任了,問題是,在他任內台大的「校風」有因而「改善」了嗎?台大人會因為管爺當過校長而變得更有能力促進台灣社會的正向發展嗎?反過來說,那些蓄意阻撓管爺就任的人,除了堅持「聯考沒考上台大的就沒資格當台大校長」之外,他們還思索(懂得)任何關於「台灣首學該教什麼,學什麼」的問題嗎?
      在我看來,兩大陣營的眼界、氣度都距離「一流大學」太遙遠。爭來爭去,不管說得多好聽,實質上都對台大師生的具體教、學發生不了實質作用。這場鬧劇真的是吻合莎士比亞的劇名「Much Ado About Nothing」!
      台灣是個落後社會,首先表現在:我們不知道台灣的頂尖公立大學該教什麼。
      柏克萊就真的會比較好嗎?讓我們用 Robert Reich 的課程成效來檢驗。

課程特色與成果
      Robert Reich 在第一堂(第二堂?)課裡就跟學生說柏克萊是「全世界最好的公立大學」。由於劍橋、牛津和長春藤聯盟都是私立大學,他的論斷確屬事實。
      然後,他在前兩堂課裡有意無意地讓學生從主觀感受上去表達自己所屬階級,從而引出一個事實:柏克萊大學確實有不少出身貧寒的學生,然而他們絕大多數是大二才轉過來就讀(因為美國的基礎教育因社區的貧富差異而有天壤之別,出身貧寒的學生鮮少有足夠的教育資源讓他們在高中畢業會考裡取得足以申請到柏克萊的成績,往往必須去念一年社區大學或學院,以優異的成績取得轉學柏克萊的機會)。對於夠聰明而有正義感的學生而言,這個事實會改變他們的自傲與自負,使他們警覺到自己的「傑出」不盡然是靠自己的才華與努力,也讓他們警覺到美國社會沒有像她應該有的那麼公平與正義。
      然而 Robert Reich 不只是不急著灌輸學生任何理念,還一再提醒學生:在沒有掌握到較完整的事實之前不要輕易做出價值判斷;先理解較完整的事實,以及背後的影響因素和機制,把價值判斷給留在後面的課程裡討論。譬如,他用統計圖顯示二戰結束以來美國各階層的所得成長曲線,顯示所得差異的急遽擴大是始於1980年代(雷根執政,大力推動富人減稅、貿易與市場自由化、打擊勞工組織等)。但是他也不急著馬上下結論。
      他先用好萊塢明星的所得差距變化來凸顯制度與全球化的影響(二戰剛結束時的巨星都跟片廠先簽定數年合約,敲定片酬上限;後來巨星可以自由跟任何片廠合作,變成炙手可熱而每個片廠都不得不以巨資爭取的對象,再加上全球消費群眾的擴大與消費能力的成長,使這些巨星成為自由化與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然後他又用柏克萊大學教職員的薪資為例,突顯出「商學院與法學院名牌教授薪資遠高於校長,球隊教練的薪資又遠遠高於名牌教授」的事實(暗示:薪資高純粹是市場機制的作用結果,然而薪資高的人往往不是因為能力較強,或者對學校的貢獻較大)。最後,他又具體指出:柯林頓就任之初跟他一樣地看不慣公司高管的所得高入雲霄的不合理現象,因而跟他態度一致地想要在稅制上改革;然而當他提出具體方案時,出身華爾街大老的閣員卻反對,而力主要為企業高管設立避稅管道。結果,柯林頓竟然背棄初衷與老友,而接受華爾街大老的建議。
      也就是說,貧富差距的擴大有些是因為權貴勾結(且背棄選民)的結果,有些是純屬市場機制(但並非因而就屬於「正當、合理、公平、正義」)。權貴勾結的部分需要吹哨人與媒體予以揭露並廣泛流傳,再予以評論與譴責,最後以選票「揚善貶惡」。至於純屬市場機制的部分,即便不涉及「人謀不臧」的部分,只要有不合理或不恰當的部分,就該通過政治手段予以節制或矯正,而不是聽任「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或者讓嚴重的貧富不均造成社會的對立與分裂(川普現象與歐洲民主國家近年來極右派的崛起,都是因為對民主政治失去信心,而其禍首則是雷根與柴契爾夫人的施政與「芝加哥學派」的「只顧總經而不顧貧富差距」)。 
      鉅細靡遺地引導學生從各種角度去理解與思索這些公共議題,有用嗎?因為這一堂課裡有許多理工與商學院的學生(其中很多人志在賺錢而不關心公平正義),所以前幾堂課裡的問答中常常可以感受到有些學生很傲慢或者直接、間接地被主流經濟學的主張毒染過,不關心弱勢與貧窮,以為他們咎由自取。
      但是隨著課程發展,你會從學生的反應感受到他們越來越嚴肅、認真地面對 Robert Reich 提供的事實(經常是具體統計數據,加上必要的事實說明),也越來越認真地看待與思索 Robert Reich 提出來的問題。到了最後一堂課(這也是 Robert Reich 最後一次教這門課,因而是真正「最後的最後一堂課」)時,他一進課堂就幾乎聽到所有的學生以掌聲歡迎他;當他講完最後一句話(祝福學生)後,幾乎是所有的學生都站起來向他(以及他這一學期的課)致敬。對比下,第一堂課上課時只有極少數原本就是他粉絲的學生尖叫歡迎他。前後對比,你可以看出來這門課在一個學期(十四週)裡贏得多少學生的心與尊敬。
      我最感動(也最感慨)的是,他在講完最後一張投影片後,告訴學生:他放棄其他(教學、研究、從政等)機會而選擇花一整個學期的時間跟這些學生在一起,為的是兩個理由。其一是希望所有的學生在修完課之後會更深入地去了解與思索財富、貧富不均與種族的不公平待遇等問題。第二個理由是,他相信在一個學期的課程後,這些學生中至少會有一部分人願意把生命中的一部分(一部分時間,一部分關懷)用來改善這個世界。他說:「我相信你們,我相信你們的能力,我相信你們的的熱情投入與奉獻。我相信你們。」
      對於他的這個期待,學生報以熱烈掌聲,也起立致敬。這才像是一個頂尖大學該有的樣子!
      假如頂尖大學只是在盲目地追求無助於社會發展的「學術卓越」,那是對不起納稅人的錢。假如頂尖大學只是在「培養企業界所需要的人才」 ,學術界當然會被企業界看不起(也活該被看不起)。假如頂尖大學只是在培養自私自利的「社會各階層領導人」,那樣的社會注定會淪為 Michael J. Sandel 所不齒的 The Tyranny of Merit 。

最後一段話
      我熱愛教學,也真希望自己在含恨退休之前有機會跟學生說:「我相信你們,我相信你們的能力,我相信你們的的熱情投入與奉獻。我相信你們之中至少有一部分人會在未來奉獻出生命中的一部分,戮力讓這個世界變得更好。」可惜,我從來都沒有機會——過去沒有,未來更不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