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輕時候充滿熱情與理想,至今依然。我曾說過:「絕不做不具理想性的事。」至今依然。
然而我對生命、正義與社會發展的願景卻在一截截地往下調整——盡管我不以為自己是在「妥協」。
關鍵的原因在於:我越來越體會到自己和他人的有限性。
第一堂課:《不完美的社會》
大概是念大學的時候,買到了吉拉斯(Milovan Đilas Đido,南斯拉夫共產黨中央書記、國民議會議長、副總統)的《不完美的社會》(1975年,今日世界出版社)和《新階級:對共產主義制度的分析》。
當年這兩本書是被當作反共書籍出版的,然而《新階級:對共產主義制度的分析》卻讓我了解當年歐洲原始共產黨員有多稀有、傑出(能力過人,熱情與理想性罕見,樂於犧牲奉獻而不求回報),以及如此稀有、傑出的人如何在獲得不受節制的權力之後腐化。
《不完美的社會》則讓我第一次警覺到:當領頭的人理想過高的時候,有可能會把整個社會帶進災難的深淵。
然而當時我只知道「人非聖賢,不能期之以聖賢之所為」,而對於這個世界必然的不完美仍舊所知極其有限,依舊是「不知天高地厚」,嚴重地欠缺現實感。
第二堂課:動機論與結果論
當二個重要的教訓發生在劍橋大學,那時候我依舊是個無可救藥的理想主義者,依舊堅持著毫不妥協的道德感。所以,我跟一位哲學系的朋友討論問題時,依舊堅持:道德上的善是只問動機與情懷,而不算計後果。
這位朋友聽多了之後極端反感,開始舉出許多道德原則上似乎值得嘉許的作為,以及其貽禍世人的後果(兩次歐戰期間各國的「愛國情懷」導致慘絕人寰的殺戮,連納粹滅絕猶太人的慘案都是出自於「對德國民族的愛」)。
這些案例聽多了以後,我逐漸懂得「通往地獄的道路上鋪滿了善意」,也開始懂得兼顧倫理學的「結果論」。
後來,我也常提醒社運圈內的年輕朋友:「好心好意有時候會害死人。」
第三堂課:理論、結論與隱藏的假設
讀《國富論》的時候,我想知道的是:愛丁堡大學的倫理學家為何會主張「每一個人都自私的話,這個世界會更好」。
後來發現,亞當·史密斯的原意是:「如果每一個人都自私地捍衛自己的利益,結果你想要從我手中拿走一塊錢,就必須同時對我做出值得一塊錢的貢獻。」也就是說,他捍衛的是「所得等於貢獻」的完全競爭市場,而不是人類的自私。
亞當·史密斯對市場經濟的想像是基於 1776年他對家鄉 Glasgow 手工匠人的觀察——他們的規模都很小,誰也無法壟斷生產與交易,因此可以維持完全競爭市場裡「議價權平分秋色,徹底的公平交易與心甘情願,誰也不無須委曲求全」的基本特色。[註一]
然而近代經濟社會學的「商品鏈」(commodity chain)已經用充分的證據指出:當代商品幾乎都是由世界上許多國家分工生產的結果,然而最大的利潤被最具有壟斷地位的環節寡佔(lion-share),其他參與分工生產的人所得嚴重地不成比例。
譬如,咖啡豆的生產過程中,咖啡農只獲得一杯咖啡售價的3%,5%的售價歸中間商,13%歸烘焙業者,79%歸零售商。然而因為這些人經手的咖啡豆數量差異甚大,且成本不同,結果獲利最大的是大品牌的貿易商和連鎖店,付出最多而所得最少的卻是咖啡農。這個事實也是後來有人提倡「公平貿易」的背景。[註二]
這個故事告訴我:亞當·史密斯因為沒有覺察到一個錯誤的假設(公平交易),而造成了後世資本主義的大災難,還被有心人斷章取義地曲解,被一知半解的人廣為傳播、實踐與捍衛。
我終於學到:不只是動機和結果都很重要,預設的前提是否成立也同等重要。[註三]
第四堂課:不完美的人性
上述三堂課都把錯誤指向別人,所以我對自己的有限性依舊欠缺警覺。
後來讀到托爾斯泰說的:這個世界最大的問題是,每一個人都想要獲得比別人更多,同時又付出得比別人更少。
反身自省,其實我也是。
只不過有些人比一般人聰明,所以可以用正當的手段達到「所費心力比一般人更少,獲得比一般人更多」,但是對社會的貢獻不會低於一般人,也不會低於所得。
沿著托爾斯泰說的方向去思索,逐漸體會到馬克斯的共產主義也只是犯了一個假設上的根本錯誤:當所有權被取消時,所有的人就通通都平等了。
事實卻是:唯有分工才能促進技術進步;然而只要有分工,就會有組織,有組織就必然會有決策與決策權的分配;只要有決策權的分配就會有階級,只要有階級,就會因為「想要獲得比別人更多,同時又付出比別人更少」而逐漸地在權力中腐化。
反諷的是,如果亞當·史密斯的假設可以成立,資本主義社會將會是均富的,這恰恰是共產主義的最終理想;而且,假如馬克斯的假設可以成立,共產社會將會是最公平、進步的社會,這恰恰是亞當·史密斯的理想。
原來,大家為這兩家理論吵翻天,卻鮮少有人警覺到:問題不在理論的對錯或最終目標的差異,而在於隱藏的假設根本都不成立。
而使他們的理論終歸無效的根本原因就在於:我們都想要獲得比別人更多,同時又付出比別人更少![註四]
第五堂課:有限的心力,有限的正義
有人以「一碗麵的捐款故事」為例,跟我說:台灣人只要看到真正的弱者和需要,捐款從不手軟。我相信這基本上是事實,也相信這是台灣社會比其他社會更溫暖的具體證據。
然而這些捐款的人不必然是台灣的多數人,而更像是不到成人人口總數一半(乃至於不到十分之一)的少數人——雖然這樣的人數確實就已經夠溫暖到外國人都有強烈的感覺。
不過,我還是得說說台灣人的另一方面:大多數人(或絕大多數人)不會花心思去了解別人的委屈和是非曲直;涉及個人利益時,很人更往往是先捍衛自己的利益,而寧可犧牲是非正義。
然而再想想自己在國外的各種親身經歷,「莫管他人瓦上霜」的又豈止台灣人?尤其是社會底層的人,顧溫飽都已耗盡心力,如何還能有多餘的心力顧他人?好打抱不平的人在每個社會都稀有,不獨台灣為然。
不過,這幾天又學到新的一課。
前幾天聽到電視名嘴質疑宜蘭縣長被起訴的案件是政治迫害。事實如何?我不知道,也從沒去認真細查相關的報導。自問為什麼?才警覺到:盡管我積極參與社會運動數十年,其實自己的心力也有限,只夠選擇有限的事件去關心;況且台灣的媒體品質又那麼差,要根據媒體去查索事實的真相,往往是既費力,又很容易徒勞無功。
這時候我才終於驚醒:假如連我自己都不願意去追查宜蘭縣長被起訴案的是非曲直,那還會有多少人願意認真去追查?假如絕大多數人都像我一樣地沒有多餘的心力去追查,那麼國家機器豈不是可以被執政黨任意操縱,而不受民意制裁?
可惜,最後我還是放棄去追查宜蘭縣長案的真相。至此,我不得不清楚地面對一個事實:人的能力與心力有限,只能關心很有限的事。
有限的人,有限的心力,必然只能促成有限的公平與正義;再加上不完美的人性,必然只會有不完美的社會。
不管哪一個國家,絕大多數人都只有有限的能力、有限的心力和充滿瑕疵的人性。我最後終於不得不面對這個事實。
很籠統地說,即便是最在意人權的歐洲,會走上街頭的人還是極端少數(不到成人人口的1%),會願意搞清楚是非的還是非常的少數(視議題而定,往往不到投票人口的5~10%),而願意當「社運人士」(activists)的人,更是往往不到總人口的0.01%!
然而在這「舉世皆然」的背景下,台灣跟美國還是有些明顯的不同。
第六堂課:美國能,台灣卻是「以前能,近年已經不能」
盡管要實現社會的公平與正義不容樂觀,2015年以來美國的基本工資的運動「爭取15美元」(Fight for $15)還是蔚然成風,且美國眾議院也在2019年通過決議,要慢慢地將基本工資給調整到時薪15美元(中文報導參見1、2、3)。
為什麼在美國這樣的改變是有可能的?
一部分原因是有學術界最新的研究成果當後盾(參見 [註一] 和 [註二] 的事實),一部分是美國的人口基數大(3.295 億),即使是人口的0.01%也有3.2萬人。
這些長期獻身於社會運動的人一旦有效地組織起來,確實足以慢慢地推動一些深遠的改革。譬如,Netflix 上面的紀錄片《拯救資本主義》(Saving Capitalism: For the Many, Not the Few)就側寫了「爭取15美元」的一部分運動過程,以及美國前勞工部長 Robert B. Reich 長期而不懈的努力。(很值得看喔!)
那麼,台灣呢?人口的0.01%就是2,300人,不也是一鼓力量嗎?他們能改變什麼?
要說大的變革,也是有的:解嚴、廢除憲法中的思想犯(憲法100條與101條的修與廢)、政黨輪替、同志婚姻,etc。
要說社運力量的弱化,也是有的:美豬、核食、空污、「反低薪、禁派遣」,ect。結果都是執政黨(民進黨)「依然故我」!
為何台灣的社運力量時大時小(國民黨執政就極其活躍,民進黨執政就冬眠)?根本原因是社運團體跟民進黨早就已經「褲帶結作夥」。你沒看到農陣成員如何成為民進黨的新權貴?你忘記范雲曾經是社民黨主席?其他跟民進黨「利益均霑」的社運團體我也就不去一一清列名單了。
結果,低薪依然,派遣依然,民進黨也依然故我。唯一的變化是,2016年起就沒有再聽到「反低薪、禁派遣」的運動號召,也沒有再聽到農民的聲音。
新權貴當然不會站在街頭上反權貴,堅持在野的也往往對昔日戰友心軟。結果是,社運人士只會跟民進黨政治人物談「江湖道義」,面對昔日的同志卻往往不惜翻臉!
面對這種台灣社會(社運圈)獨特的事實,該怎麼辦?我也一籌莫展。
附記:以後將於每個月的 1日、11日 & 21日刊出新文章
註解
[註一] 其實,今天 IMF 與世界銀行等經濟組織所提倡的「包容型成長」(inclusive development)才是亞當·史密斯對市場經濟的想像。
此外,較新的研究顯示(文獻1、文獻2):所得分配越均勻的國家,有利於長期維持較高的經濟成長率;而二次所得分配所需要的稅收,對未來的經濟成長沒有明顯影響。這兩位 IMF 的研究者甚至在美國國會作證說:美國因為 1980年以來日益惡化的貧富不均,很可能已經讓經濟成長率被犧牲了 1/3!
[註二] 諾貝爾獎得主 David Card 帶動的「基本工資的新經濟學」研究已經有充分資料顯示:勞動力場的真實表現極端接近資方寡佔市場,而遠離完全競爭市場。譯成白話文:企業的所得分配絕大部分被資方寡佔,上班族(勞工)所分配到的比例隨著經濟成長而下降。其實,這也是《21世紀資本論的主要結論》。
[註三] 工學院的人都知道:所有理論都可能會因為假設跟現實不吻合,以至於結果跟預測大相逕庭。當結果攸關人命時,我們不僅會事前做實驗,還會事後收集結果來繼續修正理論與假設。所以,我們會把整輛汽車拿去做撞擊試驗,還會在每一架飛機上面裝兩個黑盒子,每一次空難都一定徹底分析出所有可能的肇事原因,再進行模擬以確認分析的結果吻合所有找得到的證據。
經濟學界卻要等到 1995年 David Card & Alan B. Krueger 出版了《Myth and Measurement: The New Economics of the Minimum Wage》之後,才開始認真重視實證研究——根據兩位作者在 2015年的「20週年版」序言裡說,1980年代的經濟學頂尖期刊裡只有不到 40%的論文有實證研究,2011年時終於上升到 72%。
[註四] 私心對社會好不好,牽涉到太多複雜的事實,無法「一言以蔽之」。
以技術進步而言,它的火車頭是科學觀念的創新,既而是科學帶動的技術創新,繼而是創新性技術的擴散,繼而是經濟的成長,而後者又促進了分工且讓科學與技術創新的工作者人數增加,因而加速了科學與技術的創新。
科學的創新主要源頭是政府的經費和科學家的好奇,私心的推動力貢獻較小;技術的創新有些是因為好奇和好玩,更多的是因為私利的動機;技術的擴散主要是源自企業的牟利行為。
總的來說,打壓私利的結果有礙技術創新與技術擴散;鼓勵私心的結果對科學革命的直接幫助很小,但是間接幫助不小(因為促進經濟成長而增加科研人員的就業機會);但是過分鼓勵私心的結果卻會讓勞動階層有嚴重的相對被剝奪感,而且對底層勞工極端不公平(間接鼓勵資方對勞方的剝削)。
所以,過度鼓勵私心與貧富不均的結果,是窮人與富人一起受害!
過度壓抑私心的結果,使得蘇聯瓦解;過度鼓勵(放縱)私心的結果,使韓國內部的各種對立極端化到變成 OECD 的第三名,而美國則製造出白人勞工階層的不滿與川普這個怪物。[註二]
從結果論的角度看,最麻煩的就是:過度壓抑私心不好,過度鼓勵(放縱)私心也不好,最佳的均衡點卻沒有人知道,因此所有的人都可以為自己的立場找到以偏概全的證據,所有的人都可以指著對方的鼻子說他們是白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