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崩世代」到「新四不一沒有」，從「內卷」到「躺平」，兩岸流行語一波又一波地反應著年輕世代的苦悶：看不到人生前景。同樣地，日本有「佛男子」與「悟世代」（無欲世代）。這個世界是不是真的已經出現嚴重的問題？
一個在海外名校任教的年輕學者寫信給我：「老師，我覺得你們那個世代比我們幸福。你們只要努力就有希望，我們則是再怎麼努力都看不到未來。」我當下的反應是難以置信：海外名校任教是鮮少有人能及的成就，為什麼連這樣的人也看不到未來？
會不會是說，年輕的世代只看到我們晚年的收成（物質的與精神的），而沒看到我們年輕時的辛苦？譬如，我們那個世代幾乎都要靠雙薪才能儲蓄、購屋，下班還要煮飯、洗衣、照顧子女；而我們的下一代不乏單薪家庭，他們真的會比我們更辛苦嗎？又或者是說，我們這個世代對人生的期望較低，所以容易心想事成；而下一代則對人生的期望較高，所以容易有夢難圓？還是說，新的世代確實受到較多的限制，以致有志難申？
查索了相關的統計數據與研究報告，又思索很久之後，我傾向於這麼說：每一個世代各有它的難處與機會，無法一概而論地進行跨世代的比較。更重要的是，每一個人在追求理想、夢想或自我實現的時候，都會因為一些現實條件的無法配合，以至於有些夢想難以實現，甚至被時代環境埋沒了某些才華；然而與其嗟嘆生不逢時，遠不如認清現實，積極掌握操之在我的因素，以便在每一個當下找到最適合自己扮演的角色。
工作貧窮的新世代
我們這個世代的夢想真的比較容易實現嗎？看你從什麼角度去觀察，以及用什麼樣的尺度去衡量。
從創業與購屋來看，新的世代確實比舊的世代更難。我父親的世代跟著台灣從農業社會轉型到輕工業與電子業的加工出口，技術相對地容易掌握，創業所需要的資金相對地少而容易籌措，又鮮少有成熟的大企業用規模經濟在壟斷內需與外銷市場，因而隨便一個水電師傅或沙模鑄造廠的學徒，只要認真學習並勤儉儲蓄，都有機會成為資產上億的小老闆，而清白勤儉的公務員也有能力在台北市給孩子們留下兩、三棟公寓。
然而我們這個世代開始發展園區科技產業以及國內的連鎖通路，以至於今天的年輕人創業維艱，很難拼過大企業的規模經濟和人才優勢。
根據《天下雜誌》2015年的報導，台灣的的企業中新創企業的比例是全球第二高，但是歇業率卻是全球第一高。此外，可以存活下去的企業資本額越來越高，1990年時是一千萬台幣，2013年時已是將近三千五百萬台幣；然而新創企業的資本額卻越來越少，1990年時是兩千萬台幣，2013年時只剩五百萬左右，難怪創業越來越困難而歇業卻越來越常見。
對於上班族而言，「薪貧」的感受也遠比我們這個世代更鮮明。過去三十年來，台灣社會的所得分配不均日益惡化：最富有的1%~5%人口實質所得迅速成長，速度遠超過經濟成長率；然而有將近90％的人實質所得卻倒退了2%~5％，因而有劫貧濟富之嫌。更重要的警訊發生在五等分的家戶平均年儲蓄，年所得最低的20％家戶原本的平均儲蓄都是正值，但是過去十年內卻持續處於負兩萬元至三萬元之間，約佔他們每年可支配所得的5%~10%。
更讓年輕人感到鬱悶的，是房價極端不合理：房價所得比是歐洲先進國家的二、三倍，甚至還比日本高出八成，不靠父母的挹注根本買不起房子。
從這個視角去看，嬰兒潮世代願意儲蓄買房是因為看得到希望，年輕世代缺乏儲蓄與買房動機是因為看不到希望；如果嬰兒潮世代當年也是面對著高到令人絕望的房價，還有多少人能夠在絕望中積極地儲蓄，還有多少人可以拒絕用小確幸來排遣絕望、低沈的情緒？
從這些事實來看，年輕世代的鬱悶有其客觀的背景，而不單純只是個人的主觀感受。
可是反過來說，我們這個世代都不敢有太高遠的夢想，而許多人在決心返國的那一天就自知必須放下許多國外才能有的圓夢機會。
有夢難圓的舊世代
一九八九年我從劍橋大學回國，大學時成績優異的同學還在中鋼從事不需要高深學理的設備維修，而國人首度自行研發、設計的裕隆飛羚車系則在日產汽車的擠壓下逐漸銷聲匿跡。
為了避免學非所用，出國前我特地選擇去英國，研究有廣泛工業應用價值的控制理論：這個理論是歐美高純度化工控制、高階軋鋼機與製紙機急迫需要的技術。沒想到回國後四處聯絡相關產業龍頭，才一再被告知：台灣的化工控制器、軋鋼機與製紙機控制器都是進口的，不需要自己研發任何先進的控制技術。我像大夢初醒般地覺悟到：台灣的產業技術落後歐美數十年，根本就用不著最先進的學理、技術。
於是，我放下身段去幫一家油壓廠研發伺服閥（二次大戰期間的發明）。三年後油壓閥開發成功了，沒想到老闆因為炒作股票而致工廠倒閉，氣得我不願意再幫傳統產業做研發。
後來，我注意到一種新穎的六軸工具機，美國機械工程師學會稱之為「二十一世紀的機械」，預言它會帶來機械產業的革命。由於耳聞台灣的工具機產業較願意投入研發，我便帶著研究生開始研究這種機械，並且很快地發現它有一個致命的缺陷：在某些特殊的姿態下它會突然失去剛性，自己垮下來。為了解決這個問題，我特地到法國國家研究院去跟一位權威共同研究了三個月，並且在回國後獨立想出徹底解決該問題的方法。同時運氣也似乎很好，當時國內工具機產業第二大廠的總經理恰恰是我認識的成大機械學長。我聯絡好時間後滿懷期待地去拜訪他，沒想到他聽完我的簡報後，冷冷地告訴我他沒有興趣研發這樣的機械，原因是：「這世界上沒有任何機械廠會相信台灣有能力超越歐美國家，搶先解決該缺陷。所以，就算我真的跟你合作開發出這一台工具機，它也注定會賣不出去！」
這一段話為台灣自創品牌的艱難歷程做了最佳的註腳，也結束了我在這一項工具機的所有相關研究。
由於不死心，我又繼續四處尋找機會。最後，在歷經無數失敗的產學合作經驗之後，終於在退休前為國內業界開發出一項半導體產業的瑕疵檢測技術，讓他們的產品藉此打敗了全球產業龍頭安捷倫，也終於了結一樁心願。
換個角度看，花二十幾年的時間才達成這樣的紀錄，其實很可悲。如果跟我的博士論文比起來，更是不值得一提。我在劍橋大學工讀博士時，因為博士論文有重大的突破，獲得校方特許兩年畢業。當我在系上發表主要研究成果時，一位聽講的德國魯爾區化工集團的總廠長邀我舉家移民去德國，為他們進一步研發該技術。此外，指導教授也有意讓我留在劍橋當研究員。
但是我都婉拒了，因為我一心只想要回台灣。其實那時候我心裡很清楚：不管是留在劍橋或者去德國，可以發揮的空間都遠大於回國；一旦回國，就必須放棄國外所能提供的一切機會，去遷就台灣社會的現實。對於我這樣的決定，英國的朋友都很訝異而難以置信。
對比之下，台灣今天的產業技術水準已經遠比我剛回國時高，而服務業的發達程度更遠遠超乎我回國時所能想像，使得年輕人的才華遠較我們當年更有發揮的空間。譬如，全球半導體微影技術龍頭艾司摩爾（ASML）在2020年宣布要在南科成立極紫外光 （EUV）的全球技術培訓中心，Google 也在2021年啟用位於台北遠東通訊園區的全球最大硬體研發基地。至於全球第一的吳寶春麵包和吳則霖咖啡，以及許多世界頂級水準的糕點，都讓我對台灣人的味蕾與手藝感到經驗而難以置信。而這樣多元的就業市場，更不是我們年輕時能夠想像的（更別說是敢於想像）。
如果我們這個世代的心願相對地容易達成，那麼有一部分原因是我們願意放下身段，去追求相對地卑微的目標。而我們的上一代更是如此，他們受困於社會資源的匱乏，許多比我更優秀的人也只能追求比我這世代更卑微的目標。那麼，究竟哪一個世代比較幸運？
其實，問題不在哪一個世代比較幸運。每一個世代都有它的難題和機會，關鍵的問題在於：你是否有足夠的能力去認清當下的現實，據以調整自己的夢想和目標，以便找到當下最值得你做，且現實條件又允許的事情，然後認真去做。
眼高手低的草莓族，還是初生之犢不畏虎？
另一方面，有些嬰兒潮世代的老闆、家長埋怨年輕世代不能吃苦。聽到這種論調時，我也經常狐疑：這個論調公允嗎？會不會又是以偏概全的評價，沒看到完整的事實？
譬如，嬰兒潮世代之所以能吃苦，不是因為我們樂於吃苦，而是因為我們被環境所迫而沒得選擇。
我們很年輕就結婚，因為晚婚是社會的禁忌，會被人用異樣的眼光看待，懷疑你是大陸所謂的剩男、剩女，或者日本所謂的敗犬；要不是精神、人品或生理上有病，就是沒有人要的無能之輩。我們不輕易離婚，因為會讓家族蒙羞，還會被懷疑家教有問題而妨礙弟妹的姻緣，因此無論如何艱苦都只能咬緊牙根，忍辱負重。反過來說，年輕世代的「愛無能」只是結果和表象，原因在於社會的多元與寬容讓他們有了更多選擇的自由。
還有人說年輕的世代眼高手低，有太多不切實際的理想和過分膨脹的自我。這或許是一部分的事實，卻不能因而推論說嬰兒潮世代比較有自知之明。
我們沒有自我膨脹，沒有眼高手低，是因為年輕時社會環境讓我們不敢有太大的夢想。在戒嚴的時代裡，沒有幾個人敢夢想著改變世界；在經濟與產業技術都不發達的社會情境裡，有許多人夢想著創立不到十人的微型企業，卻沒幾個人敢夢想著一展所長；在文科畢業生一職難求的現實環境裡，鮮少有人敢夢想著職業就是志業，更不敢嫌棄工作無聊或與志趣不合。連愛好文學藝術的理工學生也只敢盼望有穩定的收入來養家，以便業餘時間可以繼續追求自己的愛好。沒想到我們的所得跟著台灣的經濟一起飛速成長，而解嚴與政黨輪替更讓我們對未來充滿希望，同時又把這一股希望注入孩子的心裡，鼓勵他們要敢於做夢，要勇敢地活出自我——那不只是他們的夢想，也同時是我們的夢想，不是嗎?
眼高手低的原因，有時候是高估自己，有時候是高估社會形勢。然而社會如此複雜且瞬息萬變，沒有試過不會知道。翟本喬不也是在三年內燒掉郭董的三億資金，大家才從極端看好改為保守地看待雲端產業？從五大代工產業的慘業化，到今天空有龐大資金而沒有能力培育出新的產業，嬰兒潮世代真的就比較能幹嗎？
此外，如果說年輕世代確實比較眼光手低，那麼該怪誰？很可能是過去三十年來一連串的教育改革措施只給了教改世代不切實際的夢想，而沒有確實地培養出他們決戰千里的精實能力。我相信很多人都會同意：最該為年輕世代的各種缺點負責的，其實是充滿空想、妄想 與噱頭的教改。教改花太多心思在降低學生負擔，卻不知道要如何提升學生思考、批判、創造與運用網路各種資源的能力，結果學生的知識與閱讀能力下降了，思考、自我批判與創造的能力卻沒有提升。罔顧少子化的趨勢而盲目地推動廣設大學，結果是癱瘓了技職教育，培養出許多不吻合職場需要和個人特質的大學生。五年五百億和國科會的傑出研究獎以鼓勵學術卓越為名，卻扭曲了大學教師的升等制度和核心價值，結果教師們只在乎論文產量而無心於大學部的教育。假如說現在的年輕人眼光手低，自我太臃腫痴肥，教改先知和教育部長官豈不是更加千百倍地如此？
還有人說年輕的世代眼高手低，有太多不切實際的理想和過分膨脹的自我。這或許是一部分的事實，卻不能因而推論說嬰兒潮世代比較有自知之明。
我們沒有自我膨脹，沒有眼高手低，是因為年輕時社會環境讓我們不敢有太大的夢想。在戒嚴的時代裡，沒有幾個人敢夢想著改變世界；在經濟與產業技術都不發達的社會情境裡，有許多人夢想著創立不到十人的微型企業，卻沒幾個人敢夢想著一展所長；在文科畢業生一職難求的現實環境裡，鮮少有人敢夢想著職業就是志業，更不敢嫌棄工作無聊或與志趣不合。連愛好文學藝術的理工學生也只敢盼望有穩定的收入來養家，以便業餘時間可以繼續追求自己的愛好。沒想到我們的所得跟著台灣的經濟一起飛速成長，而解嚴與政黨輪替更讓我們對未來充滿希望，同時又把這一股希望注入孩子的心裡，鼓勵他們要敢於做夢，要勇敢地活出自我——那不只是他們的夢想，也同時是我們的夢想，不是嗎?
眼高手低的原因，有時候是高估自己，有時候是高估社會形勢。然而社會如此複雜且瞬息萬變，沒有試過不會知道。翟本喬不也是在三年內燒掉郭董的三億資金，大家才從極端看好改為保守地看待雲端產業？從五大代工產業的慘業化，到今天空有龐大資金而沒有能力培育出新的產業，嬰兒潮世代真的就比較能幹嗎？
此外，如果說年輕世代確實比較眼光手低，那麼該怪誰？很可能是過去三十年來一連串的教育改革措施只給了教改世代不切實際的夢想，而沒有確實地培養出他們決戰千里的精實能力。我相信很多人都會同意：最該為年輕世代的各種缺點負責的，其實是充滿空想、妄想 與噱頭的教改。教改花太多心思在降低學生負擔，卻不知道要如何提升學生思考、批判、創造與運用網路各種資源的能力，結果學生的知識與閱讀能力下降了，思考、自我批判與創造的能力卻沒有提升。罔顧少子化的趨勢而盲目地推動廣設大學，結果是癱瘓了技職教育，培養出許多不吻合職場需要和個人特質的大學生。五年五百億和國科會的傑出研究獎以鼓勵學術卓越為名，卻扭曲了大學教師的升等制度和核心價值，結果教師們只在乎論文產量而無心於大學部的教育。假如說現在的年輕人眼光手低，自我太臃腫痴肥，教改先知和教育部長官豈不是更加千百倍地如此？
跨世代的比較：沒有共同的衡量基準，也沒有實質的意義
總體來說，過去三、四十年來台灣社會的變化，有些地方進步了，有些地方原地踏步，還有些地方很可能是退步了。
然而解嚴以來這三十年的各種努力並非盡屬白費，我們確實為年輕人打造了一個比較人性化也比較自由的社會環境，以及相當開放的多元價值。可惜的是，我們給了他們自由，卻沒有培養他們認識自我和運用自由的能力；我們給了他們夢想，卻沒有打造出讓夢想可以起飛的現實環境；我們拼命地儲蓄、購屋，卻把房價墊高到他們必須靠父母的挹注才買得起。
然而要想簡潔地說哪一個世代比較幸福，恐怕不可能：兩個世代所擁有的資源、環境互有短長，很難找到跨世代比較的完整基準；硬要比較的話，恐怕都必然會是「以偏概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