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夏天我開始休一年長假，準備在一年後離開自己最愛的工作，原因是台灣的大學已經在許多方面背叛了我所相信的核心價值。次年4月我寫了「學術自由的本意與淪喪」和「亡台從五年五百億開始」等文章，那時候的心情很像陶淵明說的「世與我而相違，復駕言兮焉求」，從沒想過有人能理解。
沒想到事隔十年，竟然有倫敦大學的教授願意用一整本書去論述英美的高等教育如何深入歧途，背叛了她的學生和應當肩負的社會責任，成為一個自我複製（自閉）的龐然怪獸。同時，他在一個牛津大學的網路會議裡指出：納粹的崛起，跟德國學術界開始背棄其社會責任是同時發生的。
雖然他拿到過倫敦政學院院的經濟學士（1988-1991）和倫敦大學國王學院的醫學院博士（1991-1997），然而他仍就算是英國頂尖大學教師團中的異數。因為，他在拿到博士後的17年內（1997-2014）都是在非營利組織（基金會）從事醫療政策的研究，目的是在確保醫療資源可以發揮最大的社會效益。
因為先後在 Wellcome Trust（英國最大的醫療基金會）和 RAND Europe 的優異表現，他在2014年被國王學院（母校）挖回去擔任講座教授，同時負責創立一個全新的單位 Public Policy Institute。國王學院也算是英國的頂尖大學之一，曾經產出過14個諾貝爾獎得主，這種毫無學術背景而直接空降的例子算是罕見（通常慣例是先聘為研究員，之後再轉聘為講座教授）。因此，當他在2020年六月受邀在牛津大學全球高等教育中心（CGHE）的網路會議裡主講時，還羞怯地一付「半個局外人」的姿態。
然而也因為他在回母校前的經歷都是在思索「如何讓醫療體系的資源發揮最大的社會效益」，他在回到母校之後感到極端不適應——即便他認為國王學院已經算是英國頂尖大學中最重視社會效益的一個。
他尤其驚訝地發現，英國的頂尖大學幾乎都為了平衡營收而淪陷在爭取資金的苦戰（文中稱之為「市場端」，事實上不僅要爭取業界的委託研究，還得迎合公部門各種經費獎勵與資助的條款與競爭，並且浮濫招收外國籍學生來擴大學費收入而不顧其社會效益）；而影響後兩項資金來源（公部門的經費和外籍學生的學費）的因素又跟真實世界（real world）的需要嚴重地脫節（全球排名、期刊論文發表量、SCI impact factor，等等）。結果，以他最關心也最深入了解的醫療相關研究為例，全球每年投入各大學的研究經費大約1,200億美金，其中大約85%是被浪費的（對社會沒有帶來實質效益）！此外，許多大學舉債蓋大樓來吸引不明就裡的家長和學生，卻不願意改善教師待遇和嚴重超載的教學、行政與研究負荷（結果被犧牲的往往是學生）。
面對這種駭人聽聞的浪費程度，他去追索原因，發現大學的實際運作已經被1980年代以來的「新管理主義」所綁架（源自雷根和柴契爾對高教經費的裁減，要求學經費自主，同時對大學的經費支持改成根據所謂的「客觀成效指標」核發），因而嚴重違背她原本對學生與社會所肩負的使命。他並且呼籲大學應該要重新思索她對社會的責任，積極面對氣候暖化等嚴厲的社會問題（實質問題）去思索原因與對策，而不是空洞地追求「學術卓越」。
另一方面，他指出學生的特質已經迥異於過去（更長壽、更晚婚、更需要培養終生學習的能力與意願），科技的進步也讓高教界可以有不同於既往的教育、學習、管理模式，因而呼籲從大學的目標（任務、使命）、教育的目標與方法（模式），以及大學的管理進行徹底的變革。
可惜的是，這本書在今年3月16日出版的，至今我卻只看到 FT 有一篇書評，似乎沒有引起太多的注目或重視。同樣地，他在 2020年6月在牛津大學全球高等教育中心（CGHE）主講的網路會議也是至今只有254次觀看。原因之一或許是因為他談的病徵雖然屬實且駭人聽聞，他的診斷也有一定的道理，但是他所提的處方在我看來並不切實際（他畢竟只是「半個學術圈內人」）。
被漠視的不只是這本書的聲音。2020年2月20日有數千名英國的大學教職員上街頭抗議日益惡化的工作條件與待遇，以及大學的日益企業化與公司化，這是大學教師連續三年一系列抗議中的一幕，直到疫情使得抗議被中止。
對於這些聲音的被漠視，我越來越不感到訝異：包括大學在內的人類組織，決策者往往就是現行制度的既得利益者；而且（就像馬克斯說的）這些既得利益者不會因為公平與正義的理由而放棄（改變）現行制度。
此外，我也越來越深刻地覺悟到：人類的社會組織從來都不保證會具有自我調整與自我療癒的能力，所以偉大的羅馬帝國會衰敗，美國的通用汽車（全球第一個跨國企業）會破產。
基於相似的理由，英美學術圈也有可能在被政治人物（雷根、柴契爾和他們的追隨者）拋棄後進一步陷入自設的困局而脫身乏術。
面對這些疾呼高教改革者的無奈，想起自己2010年時的悲憤，不知道為什麼卻感到一種安慰：原來我並沒有自己原本所想像的那麼孤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