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學曾是「一切科學之后」（queen of the sciences），為歐洲今天的一切知識奠定了基礎，包括宇宙論與物質科學（本體論）、倫理學（價值哲學、幸福學）、神學、美學、知識論、科學的哲學，etc。
自然科學興起之後，與人無關的物質世界逐漸成為科學的耀眼舞台，哲學則開始退守到跟人類心靈有關的領地裡（知識論、美學、價值哲學、倫理學，etc）。
然而今天的腦科學（腦部化學與MRI掃描下的腦部活動）逐漸地在取代過去的知識論與各種關於心靈與精神的人文領域，而心理學也開始侵入人的潛意識，AI 更已經打敗西洋棋王，會作文、從醫學影像進行診斷，etc，甚至自稱「愛情的科學」、「幸福的科學」等。
於是，科學與哲學（價值學）的劃界問題又開始成為一小圈知識分子極端焦慮的話題。
如果再想想實證與量化取向的經濟學、政治學、社會學、心理學、人類學、動物人類學如何在各種與人類有關的問題上跟傳統哲學競爭發言權與代言人的地位。而且，當哲學界的意見跟實證科學相左的時候，哲學界的聲音越來越難被聽到，也越來越難被認真對待。
尤其是當經濟學者針對公共事務發言時，不但哲學界的聲音很難被認真對待，連政治學、社會學、心理學等實證科學的聲音也微弱到幾乎聽不到。
於是，那些跟科學、經濟學持不同見解的一小群知識分子就更加地焦慮而心情抑鬱、沈重——幾乎是承受不起的重。
科學 vs 人文（科學 vs 哲學）的劃界問題
義大利思想家維科（Giambattista Vico，1668－1744）比康德早出生半個世紀，他就已經尖銳地指出理性主義和自然科學的謬誤：自然科學和笛卡爾的哲學都是以演繹方法為核心，其結果是把無法通過邏輯檢驗的情感與精神現象通通視為純屬虛構的想像或幻覺；然而這等於否定了人跟動物的一切差異，而把人等同於動植物，乃至於沒有生命的物質。
因此，他在代表作《新科學》裡特別指出來，人類有兩種智慧，除了自然科學與理性主義所強調的分析性智慧之外，還有一種詩的智慧，緊密聯繫著人類的創造、想像與各種精神、情感活動。唯有兼融兩種智慧，才有機會了解人類的觀念、風俗與行為在歷史中的發展與演替；掌握這三種歷史發展軌跡之後，才有機會進一步了解人類的本性。
維科對於「詩的智慧」的重視影響了康德的學生赫爾德（Johann Gottfried von Herder，1744－1803），而赫爾德則進一步發展出以詩歌、文學、藝術為基礎的人文方法，並且將它們跟哲學思想結合，從而奠定了獨具德國特色的人文科學傳統，以及跟黑格爾等德國觀念論分庭抗禮的哲學分支。這個分支在歌德（1749—1832）、狄爾泰（Wilhelm Dilthey，1833-1911）、尼采（1844－1900）等人的接續發展下逐漸發展出詮釋學與海德格（1889－1976）的存在主義哲學。
其中狄爾泰更提出了自然科學（Naturwissenschaften）和人文科學（Geisteswissenschaften）的劃界問題，並申述何以不能用研究物質的方法研究人類的精神活動。
維根斯坦在早期著作 Tractatus Logico-Philosophicus（1921）裡說：「倫理學無法用語言表述。它是超驗的（transcendental）」（6.421），並且把倫理學與美學劃歸為「神秘而不可言說的」範疇（6.522），要求哲學界對這樣的問題「保持沉默」。然而在 1929年的〈倫理學講座〉裡，他進一步釐清說：他反對的是作為「絕對的價值判斷」的倫理學，而不是相對的價值判斷和對於事實的說明。此外，他在1929年重返劍橋從事哲學研究，但是一輩子不曾採用實證科學的方法去從事哲學工作。我們也可以從他的後期著作裡清楚看見：就維根斯坦而言，科學與哲學的方法涇渭分明；在他眼中，用實證科學的方法去從事哲學工作想必是愚不可及！
（以上論述請參考《欲望的美學》第11~12章）
然而維也納學派的 Rudolf Carnap 等人卻無知於此，甚至扭曲維根斯坦的想法來為自己的主張撐腰，而以充滿敵意和蠻橫的態度要求以實證科學的方法和規範去改造哲學。[註一] 其中 Hans Reichenbach 更在 1951 年出版了 The Rise of Scientific Philosophy。
雖然這個學派的核心主張（如 verificability 、 falsifiability）都已被後來的研究證實為過分激進而不宜妄然採用，然而他們已經嚴重地誤導了哲學界較欠缺深思能力的人，以及大批不明就理的科學家、大眾媒體和常民，並且造成整個社會對傳統哲學嚴重的不信任。
這些背景事實都埋下了今天哲學界急於為實證科學畫定界線的背景因素。
於是，「哲學到底是什麼」或「哲學到底還剩下多少領土」就變成是一個哲學界許多人關心的問題。 [註二]
哲學到底是什麼？或者說，哲學有何不可取代處？
海峽兩岸有些著名的哲學系教授認為哲學就是「概念分析」、「邏輯與批判性思考」，或者「哲學史」。
這些說法恐怕都有些問題。
以概念分析與批判性思考為例，許多藝術創作者對「藝術」或「美」的概念分析與批判在廣度、深度與細膩度上都遠勝於哲學界，因此我寧可從藝術家的著作去理解藝術（譬如塞尚書信與訪談、康丁斯基的專著等），而不是從哲學家的著作去理解藝術（這些書經常充滿跟藝術無關的哲學式附會、曲解、加油添醋、狗尾續貂，有時候甚至幾近好萊塢式的「藝術狂想曲」）。
此外，愛因斯坦的 Ideas and Opinions，海森堡的 Physics and Beyond，Niels Bohr 的 Atomic Physics and Human Knowledge，David Hilbert 的 The Foundation of Geometry ，葛特爾證明（文青版，進階版），乃至於 Morris Kline 的 Why Johnny Can't Add: The Failure of the New Math 都曾讓我深刻而真確地認識科學的核心概念、方法與限制，甚至對我的哲學思考提供過許多確切的啟發；反倒是「科學的哲學」（philosophy of science）的書經常充滿跟科學無關的哲學式附會、曲解、加油添醋、狗尾續貂，有時候甚至幾近「科幻狂想曲」。
一個典型的證據是：「科學的哲學」至今出版品堆積如山，但是它們對於推動（或矯正）科學、技術的發展沒有任何的貢獻，也沒有任何出色的科學家曾因為讀過哪一本「科學的哲學」的經典名著而在研究工作上獲得啟發。因此，「科學的哲學」至今對科學界的貢獻等於零。同樣地，沒有任何傑出的文學家、藝術家、音樂家或建築師曾經從哲學界的「美學」著作獲得任何重大的啟發，因而「美學」至今對文學與藝術的貢獻等於零。
一個典型的證據是：「科學的哲學」至今出版品堆積如山，但是它們對於推動（或矯正）科學、技術的發展沒有任何的貢獻，也沒有任何出色的科學家曾因為讀過哪一本「科學的哲學」的經典名著而在研究工作上獲得啟發。因此，「科學的哲學」至今對科學界的貢獻等於零。同樣地，沒有任何傑出的文學家、藝術家、音樂家或建築師曾經從哲學界的「美學」著作獲得任何重大的啟發，因而「美學」至今對文學與藝術的貢獻等於零。
另一方面，哲學界企圖分析科學的能力極限，為科學劃下不可跨越的疆界；然而至今沒有哪一條哲學界思辨出來的「鐵律」可以範限科學與技術的發展。
根本問題在哪裡？在於：哲學家不肯認認真真地研究藝術，明明對藝術的了解（深度與廣度）遠不如藝術家，卻硬是去分析自己腦袋裡貧乏（甚至粗糙、庸俗）的美感經驗，然後就想要根據這些分析去評量藝術或「美」。這樣的評論，只能迷惑無知的讀者，對真正有深度與原創力的藝術家根本沒有任何參考價值。
同樣地，哲學界談「科學的哲學」時，通常是對科學的認識在深度與廣度上都遠不如頂尖的科學家，卻硬是去分析自己腦袋裡貧乏（甚至充滿謬誤）的科學知識和概念，然後就想要根據這些分析去對科學指指點點，當然就顯得極端地不自量力。歷史的事實反而是：相對論與量子力學顛覆了我們對絕對空間、絕對時間與空間連續性的概念——是科學顛覆了哲學，而不是哲學顛覆科學。
這些案例所凸顯的事實並非「哲學一無是處」，而是：因為社會的高度分工，人類的每一種心智活動領域都已經發展出專屬的批判性思考與概念分析，其深度、細膩度與嚴謹度。
在這個事實的前提下，哲學若要對任何特定的人類心智活動領域有所貢獻，主要途徑是：（1）特定專業領域內的頂尖學者去吸收相關的哲學思考，融入專業領域的涵養後，加深其專業上的反思與批判深度後，開創該專業領域內的新局。譬如，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 Amartya Sen 在劍橋取得經濟學博士後，獲得劍橋三一學院的四年期研究員身分（Research Fellowship），可以任選研究主題。他利用這四年研究跟經濟學有關的哲學問題，並且對他後來的研究突破有重大影響。（2）在某特定領域的某些核心概念上未成熟之際（甚至是萌芽期），由該領域專家和一個熟知該領域的哲學進行有意義的對話，而獲得對某些核心概念的釐清。
簡言之，處於今日人類各種心智活動領域都以高度分工且成熟的現實條件下，哲學的反思必須要有能力跟該特定心智活動領域的專業素養結合，才有機會對該領域有所貢獻——更簡單地說，哲學家必須要謙卑，並且弄髒自己的手；而不能再像希臘的哲學家那樣高高在上地，對該特定領域的認識不足，就想憑著對自己貧乏的知識或膚淺的藝術（文學）涵養去指揮其他領域的知識工作者或心智工作者。
哲學仍有大用，但必須學會謙卑、認知（吸收）他人之長
羅素早就已經在 The Problems of Philosophy 一書中坦白直說：盡管哲學是歐洲各種學問的源頭，但是「一旦某個主題的確切知識成為可能的時候，這個主題就不再是哲學的問題，而發展成獨立的科學。」「唯獨那些至今仍無確定答案的問題被殘留下來，並且被稱為哲學。」[註三]
然而羅素認為：盡管這些攸關人類存在價值（意義）的問題（信仰、善惡、正義等）沒有確切的答案，但是哲學界仍舊應該繼續積極地思索它們，不該將它們擱置不理。然而不是懷抱著找到確切答案的自負與自我膨脹（或自欺），而是誠實地面對它們的不確定性——因為哲學的價值恰恰在它們的不確定性中。
我們還可以更積極地說：在這些沒有確切答案的問題裡，哲學家應該扮演蘇格拉底的角色（社會的牛虻）或尼采的角色（一切價值的重新評估者）；其目的不是提供真理，而是揭露各種領域內的假先知（幸福的科學、愛情的科學、生命的科學，etc），以高度的自我批判凸顯自己的無知，也同時藉此提醒整個社會：「我們對某些領域仍懷有高度的無知與不確定性，不該扮演假先知或神棍（不是神而自以為是神）。」
譬如，為了避免讓 AI 對社會產生嚴重的負面衝擊，英國皇家學院提前邀請各領域最頂尖的專家演講（系列演講名稱為「You and AI」），希望能引起社會對相關問題的深入思索與廣泛的公共討論。哲學界很應該以謙卑的姿態和開放的態度在這個議題上跟其他領域的人對話，尤其是去釐清何謂「思考」、「創作」、「意識」，以及過度高估（崇拜、信仰）AI 的能力時可能會對人類造成哪些負面衝擊。
而 Michael J. Sandel 的 What Money Can't Buy: The Moral Limits of Markets，中提出許多被主流經濟學忽略掉的人類社會面向以及關於「正義」的省思，也是非常值得被尊敬與肯定的。
簡言之，哲學最不可被替代的價值在於：提出人類該在意（且無法不在意）而被社會普遍忽略的問題面向（aspect）、線索，從而將人類從各種自大、盲從、獨斷、獨裁中解放出來。這些面向與線索吻合維根斯坦所謂的「相對的價值判斷等於事實的陳述」，因此是維根斯坦可以首肯的哲學探索活動之一，而不是晚期維根斯坦所否定的「價值的絕對性判斷」。
然而在進行跟經濟學有關的批判性思考的時候，至少必須對自己要批判的經濟學觀點有準的掌握，而不是把批判建立在一無所知（或只有膚淺認識）的附會、曲解、加油添醋。
當哲學重新回到蘇格拉底與尼采所示範的角色時，她對社會的貢獻是無可限量的；但是當哲學企圖扮演「真理代言人」，或者高傲的「眾科學之后」時，她卻很可能會變成獨斷論者、社會的獨裁者，或者社會的笑柄。
[註一] 伊比鳩魯被歸類為「享樂主義之父」是個哲學史上的大笑話。同樣地，「邏輯實證論（或維也納學派）始於被維根斯坦啟發」也是個天大的笑話。實際上維根斯坦非常討厭 Rudolf Carnap（盡管 Rudolf Carnap 超愛維根斯坦）。我寧可說，早期維根斯坦（重回劍橋之前的維根斯坦）跟維也納學派的人有接觸，但是後來維也納學派的人卻曲解維根斯坦來為自己加持（維根斯坦在1929年回劍橋後沒多久就加入教師群，並且開始他一系列著名且影響深遠的講課，然後在1939年起擔任哲學系的講座教授）。偏偏許多哲學界的文章都不求甚解地抄襲維也納學派的一面之詞，而沒有認真去從晚期維根斯坦的思想中求證（譬如 1953年出版的 Philosophical Investigations）。
[註二] 在這一篇文章裡，讓我們暫時擱置後現代文化批判與 Jacques Derrida 的解構主義，以及它們的二手傳播在知識圈內所引起的各種誤解、混淆與恐慌（更別說是大眾媒體的誇染與社群媒體的扭曲性傳播）。
[註三] 完整原文是："If you ask a mathematician, a mineralogist, a historian, or any other man of learning, what definite body of truths has been ascertained by his science, his answer will last as long as you are willing to listen. But if you put the same question to a philosopher, he will, if he is candid, have to confess that his study has not achieved positive results such as have been achieved by other sciences. It is true that this is partly accounted for by the fact that, as soon as definite knowledge concerning any subject becomes possible, this subject ceases to be called philosophy, and becomes a separate science. The whole study of the heavens, which now belongs to astronomy, was once included in philosophy; Newton’s great work was called ‘the mathematical principles of natural philosophy.’ Similarly, the study of the human mind, which was a part of philosophy, has now been separated from philosophy and has become the science of psychology. Thus, to a great extent, the uncertainty of philosophy is more apparent than real: those questions which are already capable of definite answers are placed in the sciences, while those only to which, at present, no definite answer can be given, remain to form the residue which is called philosoph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