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提琴家我只愛一個 David Oistrakh（尤其是演奏貝多芬時），大提琴只愛 Pablo Casals 的〈巴哈大提琴無伴奏〉，蕭邦音樂只聽 Arthur Rubinstein 彈的（尤其是晚年彈的〈夜曲〉Nocturn），莫札特的音樂只聽〈魔笛〉，而且只聽 Karl Böhm 指揮的；Giacomo Puccini 的歌劇詠嘆調〈公主徹夜未眠〉只聽 Luciano Pavarotti 唱的，而且是在他盛名時唱的（最後幾年唱得有點漫不精心）。
連帶地，國樂我也只愛二胡，而且只愛王国潼的詮釋。
我的「音樂欣賞史」
雖然在中學的那六年裡狂熱地參加過兩個全台頂尖的中學管樂隊，其實只養壞了我的「音樂品味」：愛銅管樂的嘹亮而不懂弦樂的細緻，愛管樂的亮麗、浮誇，而不懂更深刻、含蓄、靜謐的弦樂之美。
大學參加古典音樂社，才開始學著聽弦樂四重奏。畢業後，有一段很長的時間裡我根本懷疑自己有沒有能力聽懂古典音樂。
後來，每天晚上聽好幾個小時的貝多芬音樂，比較各種不同的版本，硬是聽到有能力分辨各種不同的版本，以及各聲部之間的對位與和聲。這樣磨練了十年，比較能感受且分辨自己被音樂撩撥起來的情緒、情愫與情感，才終於被貝多芬晚年的弦樂四重奏感動，開始聽得見音樂裡的情感，並且能分辨自己聽音樂時情感的深淺。其間，為了較容易輕鬆地聽到各聲部完整的細節，還曾花費巨資（相對於我那微薄的薪水而言）購買整套音響。
因為有了很好的高音喇叭和低音喇叭，我才聽懂巴哈的管風琴音樂——以前聽到的低音不夠渾厚，不足以支撐起高音部；而高音部又混濁，聽不出那種天籟般的空靈、澄澈。因為可以很輕鬆地聽到完整的聲部，所以才有辦法用遲鈍的感受力去感受到各聲部間的對位（對話）與複雜情感的交織（以前只聽得到主旋律，頂多偶而加上副旋律，因此聽到的情感單薄、單調，所以分辨不出浮誇的浪漫音樂和靜謐、深刻的貝多芬音樂）。
另外一個原因是，我自己經歷過對自己的徹底懷疑，重新尋找可以相信、憧憬與盼望的人生，並且有過將近十年的辛苦摸索，因而對自己內在豐富而複雜的情感有較深刻、細膩而鮮明的認識，所以比較能夠敏銳地覺察到獲得新生之後的貝多芬在樂曲中企圖呈現的複雜情感。
當我對自己的情感以及對聽音樂時的感受都清楚到有足夠的信心以後，我對音樂的挑選變得非常地嚴苛，鮮少聽浪漫音樂（情感不夠深刻），不喜歡誇張而不夠細膩的樂曲詮釋（無法呈現真正深刻的細膩處）。
因為耳朵和情感都變得很敏銳，所以不喜歡去聽現場演奏（台灣的聽眾喜歡變換座姿而弄出很微細的噪音，但是我聽得到；去一趟國家歌劇院的交通過程太耗神，折騰下來根本沒有足夠的精神去聽細膩得音響上聽不到的細節）。
這麼挑剔的結果，我開始怕吵雜的環境，無法忍受在餐廳吃飯時的噪音。而國樂在我耳中更是尖銳、嘈雜、不協調的極致。因此，我試著聽過幾次國樂，都因無法忍受而放棄。
黃安源、王國潼、閩惠芬
一個偶然的機會下，聽到黃安源演奏二胡。他受過西方音樂的長期薰陶，詮釋風格具有西方古典音樂的精準特性，因而讓我這個被西樂馴化了的耳朵感到驚奇和好奇。我耳中的二胡音色原本是暗啞、粗糙，時而尖銳的，在黃安源的演奏下更加接近小提琴的圓潤、溫柔。而二胡的獨奏則比較抒情，且沒有齊奏時的不協調與嘈雜。所以，我聽了些曲子，開始對二胡懷著好奇與期待。
試過許多當時所能找到的版本後，意外地發現王国潼的二胡音樂非常吸引我。他的二胡為我打開一個跟西方音樂迥然不同的情感世界：暗啞、低沈而委婉地傾訴著中國人（尤其民間文人）千年來的憂懷與幽怨，讓我體會到「哀而不傷」，以及「不怨天，不尤人」的那種矜持。
我用了傾訴一詞，因為那種情感是如溪水悠悠般地從琴弦詠唱出來出來，而不曾歇止，就有如偶遇知音般地傾訴而不思歇止。但是，這種傾訴的過程中卻不致於變成柴可夫斯基的〈悲愴〉那般地淒厲、撕心裂肺，而能止於一種矜持的、有所節的、哀而不致於失控地傷痛（哀而不傷）。你絕對可以一直聽到二胡裡或淡或顯的幽怨與憂愁，你經常可以感受到心裡的一股苦味，但是那股情懷始終止於自己的內在，他是在向知音傾訴，有點有苦說不出的欲言又止（但不是吞吞吐吐，而保持著流暢感），而不是血淚俱下地盡情控訴，不是撕心裂肺而毫無節制地哭訴。那是一種內心的深情（介於知己與知己之間的），而不是一種戲劇化的外顯表演（介於表演者與聽眾之間的）。
後來，我還發現，我可以在山林的風聲、水聲中聽二胡，卻不能夠在山林的風聲、水聲中聽西方的古典音樂。這才體會到西方的古典音樂是純粹人為（人文）的，只能關在密室內（chamber music），跟大自然隔絕。而二胡是人跟大自然之間的，是人類向大自然傾訴的聲音，是活在天地之間，雖知天地不仁，雖知人禍危害遠愈於天作虐，卻不怨天也不尤人，把苦放進心裡，只向江河訴說。
我覺得王國潼把這樣的情感詮釋得挺適切。對比下，黃安源的詮釋變得太西方，缺了隱身社會底層的中國文人所獨有的那種苦味和矜持、婉約、幽怨，甚至太精準，太像器樂（instrumental music）——對比下，王國潼的二胡比較像一個人在傾訴（或者像江河的水在低訴），更具有人聲音樂的抒情（抒懷）特質，而少器樂的人為（近乎機械化的精準）特質。
後來，聽到闵惠芬的演奏，總覺得她的二胡太嘹亮，重音（accent）和旋律線都太鮮明，少了一些二胡的苦味，更少了王國潼的含蓄與婉約（雖是盡情地傾訴，卻帶著一點有苦說不出的欲言又止，但不流於情緒化，不激越慷慨，不控訴命運或人禍——僅僅只是樸素而盡情地傾訴）。有時候我更覺得閩惠芬帶有表演性，甚至由幽怨而變成鮮明的哀傷了。
我不喜歡闵惠芬的演奏，總覺得最深的情感一定是帶著含蓄、矜持、溫柔、婉約的，不該把音色、旋律線和重音都勾勒得太鮮明而有稜有角，以致失去深度。
多年來研究國畫和詩詞、文學的心得讓我覺得南宋以下中國人的情感越來越浮淺而少深刻度，二胡音樂算是明清以來我覺得較不失深刻而又有中國獨有情感與美學特色的藝術了。
PS：逐段比較王国潼與闵惠芬演奏的〈江河水〉，會比較容易了解我在敘述的感受。
當我對自己的情感以及對聽音樂時的感受都清楚到有足夠的信心以後，我對音樂的挑選變得非常地嚴苛，鮮少聽浪漫音樂（情感不夠深刻），不喜歡誇張而不夠細膩的樂曲詮釋（無法呈現真正深刻的細膩處）。
因為耳朵和情感都變得很敏銳，所以不喜歡去聽現場演奏（台灣的聽眾喜歡變換座姿而弄出很微細的噪音，但是我聽得到；去一趟國家歌劇院的交通過程太耗神，折騰下來根本沒有足夠的精神去聽細膩得音響上聽不到的細節）。
這麼挑剔的結果，我開始怕吵雜的環境，無法忍受在餐廳吃飯時的噪音。而國樂在我耳中更是尖銳、嘈雜、不協調的極致。因此，我試著聽過幾次國樂，都因無法忍受而放棄。
黃安源、王國潼、閩惠芬
一個偶然的機會下，聽到黃安源演奏二胡。他受過西方音樂的長期薰陶，詮釋風格具有西方古典音樂的精準特性，因而讓我這個被西樂馴化了的耳朵感到驚奇和好奇。我耳中的二胡音色原本是暗啞、粗糙，時而尖銳的，在黃安源的演奏下更加接近小提琴的圓潤、溫柔。而二胡的獨奏則比較抒情，且沒有齊奏時的不協調與嘈雜。所以，我聽了些曲子，開始對二胡懷著好奇與期待。
試過許多當時所能找到的版本後，意外地發現王国潼的二胡音樂非常吸引我。他的二胡為我打開一個跟西方音樂迥然不同的情感世界：暗啞、低沈而委婉地傾訴著中國人（尤其民間文人）千年來的憂懷與幽怨，讓我體會到「哀而不傷」，以及「不怨天，不尤人」的那種矜持。
我用了傾訴一詞，因為那種情感是如溪水悠悠般地從琴弦詠唱出來出來，而不曾歇止，就有如偶遇知音般地傾訴而不思歇止。但是，這種傾訴的過程中卻不致於變成柴可夫斯基的〈悲愴〉那般地淒厲、撕心裂肺，而能止於一種矜持的、有所節的、哀而不致於失控地傷痛（哀而不傷）。你絕對可以一直聽到二胡裡或淡或顯的幽怨與憂愁，你經常可以感受到心裡的一股苦味，但是那股情懷始終止於自己的內在，他是在向知音傾訴，有點有苦說不出的欲言又止（但不是吞吞吐吐，而保持著流暢感），而不是血淚俱下地盡情控訴，不是撕心裂肺而毫無節制地哭訴。那是一種內心的深情（介於知己與知己之間的），而不是一種戲劇化的外顯表演（介於表演者與聽眾之間的）。
後來，我還發現，我可以在山林的風聲、水聲中聽二胡，卻不能夠在山林的風聲、水聲中聽西方的古典音樂。這才體會到西方的古典音樂是純粹人為（人文）的，只能關在密室內（chamber music），跟大自然隔絕。而二胡是人跟大自然之間的，是人類向大自然傾訴的聲音，是活在天地之間，雖知天地不仁，雖知人禍危害遠愈於天作虐，卻不怨天也不尤人，把苦放進心裡，只向江河訴說。
我覺得王國潼把這樣的情感詮釋得挺適切。對比下，黃安源的詮釋變得太西方，缺了隱身社會底層的中國文人所獨有的那種苦味和矜持、婉約、幽怨，甚至太精準，太像器樂（instrumental music）——對比下，王國潼的二胡比較像一個人在傾訴（或者像江河的水在低訴），更具有人聲音樂的抒情（抒懷）特質，而少器樂的人為（近乎機械化的精準）特質。
後來，聽到闵惠芬的演奏，總覺得她的二胡太嘹亮，重音（accent）和旋律線都太鮮明，少了一些二胡的苦味，更少了王國潼的含蓄與婉約（雖是盡情地傾訴，卻帶著一點有苦說不出的欲言又止，但不流於情緒化，不激越慷慨，不控訴命運或人禍——僅僅只是樸素而盡情地傾訴）。有時候我更覺得閩惠芬帶有表演性，甚至由幽怨而變成鮮明的哀傷了。
我不喜歡闵惠芬的演奏，總覺得最深的情感一定是帶著含蓄、矜持、溫柔、婉約的，不該把音色、旋律線和重音都勾勒得太鮮明而有稜有角，以致失去深度。
多年來研究國畫和詩詞、文學的心得讓我覺得南宋以下中國人的情感越來越浮淺而少深刻度，二胡音樂算是明清以來我覺得較不失深刻而又有中國獨有情感與美學特色的藝術了。
PS：逐段比較王国潼與闵惠芬演奏的〈江河水〉，會比較容易了解我在敘述的感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