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問我：有必要每年都去日本賞櫻嗎？也有人問我：日本人好像都很愛櫻花，為什麼？後面這個問題比較好回答：日本人口從 1968年以後就超過一億，一億人對櫻花的想像絕對不會只有三、五種，每一種人看待櫻花的態度都可以不一樣，甚至有著天壤之別。
多元的日本傳統文化
根據不同的推估，江戶時代之初（1603）日本的人口約在 1,500萬左右（1,200萬～1,700萬）。18世紀上半頁的人口相當穩定地維持在 2,500萬左右。進入明治時期（1868）才開始突破 3,000萬，之後生育率保持在 4.5左右而使得人口開始明顯增長。到了甲午戰爭（1894）前夕的 1891年終於突破 4,000萬，並在甲午戰爭後開始急遽增漲，終於在 1968年突破一億，在 2009年達到歷史高峰的 1億2,856萬人。
在這過程中，它經歷鎌倉時代（1185-1333）武士階級的興起與皇權的沒落（伴隨著權力中心從京都往江戶或東京移動），室町時代（1336年－1573）北山文化（尚金碧輝煌的華麗風格，金閣寺為其代表之一）與東山文化（反對奢華，崇尚幽玄、侘寂，開啟茶道、花道與枯山水，銀閣寺為其代表之一）的對峙，以及江戶時代（1603－1868）中產階級與浮世繪的興起（反對統治階級的箝制與打壓）。
在這過程中不只社會階級、社會的分工與組織結構歷經劇烈變化，連主流文化也有所更替與變形，同時一元化的核心價值也逐漸分化和多元化。
所謂的「傳統日本文化」不再只是平安時代（794－1185年）唐風與和風的對立，東山文化的崛起也參雜著京都與江戶間複雜的心結與較勁（今日猶存著「關西腔」與「關東腔」的心結），而浮世繪又是中產階級對抗統治階級的表現之一，甚至連友禪染的興起與和服的多元化發展也跟中產階級的興起和反抗幕府對商人階級的壓迫有關。
日本的宗教、文化與政治之間盤根錯節地糾纏著，不過我只關心文化層面的事，而許多人可能只關心政治或宗教，乃至於僅僅只關心個人的小確幸。
一樣米養百樣人，結果百樣人發展出百樣飲食文化和料理風格。台灣人什麼東西都可以放到醬油裡去滷，日本人可以想盡辦法要吃到食材的原味（最少的人為介入），印度人可以把幾十種香料混在一起去長時間悶煮任何肉類（幾乎只吃到香料的味道而分辨不出是哪一種肉類），風格（與品味）差異之大匪夷所思！
類似地，日本各地的味噌、料理風格和地酒有著日本人一吃就可以分辨出來的明顯差異。日本人賞櫻，當然也是各異其趣。
賞櫻，不必然是雅事、雅興
一個日本家族在初春家聚，院子裡孤零零的一株櫻花正綻放著幾朵早櫻。大家長對紀錄片製作者說：櫻花開代表酷寒的冬天遠去，溫暖的春天降臨，我們每年都在這個時候家聚，一起迎春。這與風雅無關。
名古屋城的早櫻已經落盡，裊裊婷婷的枝垂櫻迎風款擺，樹下坐滿人群，對面排滿攤販，不時有人從櫻花樹下的座席走向十公尺外的攤位去添購飲食。這是一批在人群中湊熱鬧，享歡騰的人，無關乎風雅與櫻花，了無雅興。
在名古屋城郭外的草地上，吉野櫻滿樹待放的花苞中稀稀落落地夾雜著些微早開的花瓣，樹下三、四個年輕家庭帶著三、兩個在布毯上爬行的嬰幼兒，中間是十數瓶愛知縣聞名的新釀地酒。沒有人在賞櫻（要賞櫻也嫌太早），比較像是找個理由跟好友相聚的品酒會。勉強算是雅興，卻無關乎賞櫻的風雅。
距離名古屋30分鐘車程的岡崎公園曾入選「日本賞櫻名所100選」，三月底的櫻花依舊沈睡著。公園旁的河濱沙岸上擠滿各種攤販與擴音機的喧鬧聲，人群雜沓地在攤販間穿梭，尋找適合自己的滋味。與賞櫻無關，與風雅無關，倒是折殺賞櫻的雅興。
一週後再去，恰逢週末假日，整座公園熱鬧滾滾，尤其城堡旁耍猴把戲的，玩 cosplay 的，各種攤販車與叫賣聲，大吼小叫的。讓我見足了日本人肆無忌憚地喧嘩、熱鬧的一面。莫說風雅，根本焚琴煮鶴。
鶴舞公園是名古屋市區著名的賞櫻名所百選，第一次去的時候攤販遠比櫻花多，第二次去時終於滿樹花苞，還有些趕早綻放。但是不只樹下鋪滿塑膠布，塑膠布上還攤滿了人，如果不是滿耳嬉鬧聲，真像是野戰醫院外躺平的一整片傷患。不只樹下，中央的大草坪上依舊躺滿剛放學的高中生，以及稀稀落落的上班族、銀髮族。他們只是來曬太陽的，無關風月，無關雅興。
至於岐阜縣「養老公園」裡櫻花簇擁下的孩童們，他們忙著溜滑梯、盪鞦韆、跳彈簧床。盛開的櫻花與他們無關，他們慶祝的是戶外的溫暖天氣和即將到來的兒童節。
櫻花最獨特的一點是它會在生命最燦爛的時刻直接飄落枝頭，被樹下清澈的溪流帶走；你絕對不會看到它歷經生命的凋萎與枯黃，絕不讓花瓣或生命沾染任何褐黃的污痕。然而這只是極少數日本文人的潔癖與感懷。
在一億兩千萬的日本人中，有幾人是懷著雅興在賞櫻？有幾個人會在櫻吹雪中感動得落淚，或者矢志像櫻花那樣保持著一輩子的潔淨（容顏 and/or 行徑）？
文學、歷史與景物
想像中，或許會有某個日本人在花開與花落之間去探訪某個遠離觀光人潮的神社，在閑靜地賞櫻時回想起這個神社相關的歷史，以及某幾位俳句詩人的名作，而感慨萬千，難以言語道盡。
就像數年前我從蘇州到訪太湖，在已無遊客的午後坐上餐廳二樓，面對著不見邊際的遼闊湖面，吃著毫無土腥味的鮮魚，暢飲著不知名的白酒，盡管距離岳陽樓數千里，卻不禁想起范仲淹的《岳陽樓記》：「銜遠山，吞長江，浩浩湯湯，橫無際涯；朝暉夕陰，氣象萬千。」「登斯樓也，則有心曠神怡，寵辱皆忘，把酒臨風，其喜洋洋者矣。」想到「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就不禁聯想起杜甫「安得廣廈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以及我所熟知的許多文人與文學，感慨於他們生命的安立與不得安立，感慨於他們的胸懷與時局。
當湖水與文學、歷史交融時，湖水就不再只是湖水。
我也會想像著，有一天，當我對日本的文化與歷史有更深刻的了解時，或許櫻花與紅葉就不再只是櫻花與紅葉，而是我通向另一種精神世界的甬道——迥異於希臘與歐洲，也迥異於華夏與中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