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多文青的真正困擾是：「活著，為了什麼？」「怎樣才能走出虛無感，找到人生的意義與方向？」「怎樣活，才（最）值得？」連托爾斯泰跟維根斯坦都曾經為此困擾到長年濱於自殺邊緣，卡謬也在20歲左右時困擾到在札記裡寫下：「人必須生存，必須創作。必須活在濱於哭泣的情境裡。」
在中文世界裡，這些問題通常被歸類為「人生哲學」。但是這個詞一直停留在語意模糊而應用浮濫的狀態，也一直欠缺嚴謹的研究和論述，因此很難提供真正有益的指引。
至於英美哲學界，則沒有任何哲學分支跟它對應。一個劍橋哲學系畢業的女孩曾跟我抱怨：我把人生的困惑拿去問教授，教授卻說「親愛的，這問題屬於文學（存在主義小說），而不是哲學。」
「人生哲學」：沒有共識與出處的名詞
十幾年前我第一次受邀去台大為「生命教育學分班」講授「哲學與人生」這門課，當時既興奮又惶恐。興奮的是，我最關心、傾注最多心血的課題終於有機會跟人分享；惶恐的是，我自己的「人生哲學」是從哲學、科學、文學、音樂與名畫中取材，跟自己的體驗、實踐相印證，其具體內容跟方法論取向都迥異於歐美傳統的「哲學」，而且內容和方法都複雜到不可能用每週三小時的課講完。
「教什麼」和「怎麼教」都是問題。
我在清大圖書館的書架上找到《黃蓉的人生哲學》和《郭靖的人生哲學》，「人生哲學」一詞的浮濫應用由此可見。方東美等人寫的書，則往往是後人彙整文章編輯成書，再硬套個書名，根本沒徵求過他們的意見。至於鄔昆如的《人生哲學》，章節次第看似有條理，實則很像個人整理出來的哲學史筆記；不像是可以幫誰解惑。[註一]
我上網查「Philosophy of life」，找不到學術界的相關討論或課程。再查「meaning of life」，也是鮮少學術界的討論或課程，倒是有一篇美國哲學系教授寫的專文，尷尬又認真地表明：他的同事都以為哲學系對這問題有一籮筐的現成答案，然而它既非哲學系既有的研究主題（topic），很多哲學系教授甚至從來沒想過這問題。[註二]
千禧年之後，學術界終於有較多論文以「meaning of life」為主題，也開始有以此為題的專書和課程（雖然這樣的課也還不多）；此外，以「Philosophy of life」為題的論文也開始出現了，但數量依舊稀少。
也就是說，不管是中文的「人生哲學」，或者英文的「Philosophy of life」、「meaning of life」，相關的研究和課程都仍舊很貧乏，而且有著許多發展上的難題。
「人生哲學」在當代的尷尬處境
「人生哲學」的問題其實都是千百年來的古老問題，相關的討論散落於中外各種散文裡，也跟西方哲學界傳統上的本體論、倫理學有些淵源。[註二]
它在中國沒有形成一個獨立的研究分支，因為中國傳統的「人生哲學」就是儒學、佛學與老莊思想。它在歐美沒有形成一個獨立的研究分支，因為哲學界都是先把它的課題給改寫成本體論或倫理學的問題後才開始討論。
那麼，熟讀儒學、佛學與老莊，再研究過本體論與倫理學之後，是不是就可以回答人生哲學的問題？其實不然！
人生哲學的問題，原本也是古典希臘哲人關心的核心問題。蘇格拉底說：「未經審視的人生是不值得追求的。」（“An unexamined life is not worth living.”）這一句話顯然很適合當「人生哲學」的開場白。
柏拉圖的《饗宴》表面上在談「美」，實際上是在談「什麼才是最美好而值得追求的事物？」《理想國》表面上是在談「正義」與城邦的治理，實際上是在談「統治者要具有什麼樣的特質，才能為城邦裡所有的人帶來真正的幸福」。亞里斯多德的《尼各馬科倫理學》在談的其實是「任何一種有人在追求的東西（財富、友誼、名氣、健康，etc），都含有一定的『善』；問題是要如何取捨？取捨的標準應該是什麼？」所以，這一本書的核心問題其實是「幸福論」。
然而康德在《純粹理性批判》斷言：本體論（形上學）是不可能的幻覺（transcendental illusion），之後本體論（形上學）就開始式微，連帶地希臘哲學與中世紀神學所建立起來的價值觀都受到嚴重的動搖。後來維根斯坦又質疑倫理學、價值哲學與美學的可能性，於是這三者也跟著動搖了。
結果是，當代的西方哲學界失去了一切賴以建立「人生哲學」的牢固基礎，很多哲學教授在存在主義、分析哲學與法國後現代文化批判之間搖擺，不確知要怎麼辦才好。
至於中國與台灣的「人生哲學」，還能固守儒學、佛學與老莊的人，通常是沒有嚴肅地閱讀、思考過尼采、康德與維根斯坦對形上學、倫理學與價值哲學的批判，沒有認真了解過歐洲虛無主義與卡謬荒謬感的根源。
我就翻閱過某位哲學教授的專著，前面驕傲地自詡他的人生哲學有獨創的本體論基礎（顯然不懂康德的《純粹理性批判》），最後一章是「蔣公的人生哲學」（不是「蔣介石」，而是「蔣公」，我就沒再翻閱下去，很怕他的「人生哲學」就是「反共抗俄」）。
中文和英文世界裡的「人生哲學」都很像是浮沙建塔，有其根本原因。
「人生哲學」的任務與挑戰
不管是希臘哲學、佛學、儒學或老莊思想，「人生哲學」一向有兩個核心任務：（1）反思一切俗世的價值，指出比「飲食男女、聲色犬馬、功名利祿」更值得追求的人生目標；（2）反思一切可能的價值與人生目標，剔除其中虛妄而不可行者。
從康德和維根斯坦的觀點看，佛學、儒學與老莊思想的根本問題就在於「獨斷」與一廂情願，是以「相信」為基礎所建構的人生夢想，而不曾經歷過批判性的反思與實證（實踐）的檢證。然而未經徹底批判與反思的主張，其實都不足以被稱為「哲學」，當然也不能納入嚴謹的「人生哲學」。
從這個角度說，鄔昆如的《人生哲學》應該更名為「中西人生思想史」（未經批判性檢證的思想、主張與妄想），才是名實相符。此外， 馮友蘭的《中國哲學史》也應該更名為「中國思想史」才對——中國確實是有思想，但是不曾有過康德措詞下的「批判哲學」。
尼采曾經指控：基督教取代希臘文化，不是因為她更真實，而是因為她的願景（靈魂的救贖）更美麗；然而這個願景卻是自我否定的（它用永生取代此世，用永恆取代此時此地；然而我們真正可以把握的唯有「此世」與「此時此地」，一旦否定了它們生命就會墮入虛無，或者用尼采的話說「最高的價值否定了自己」）。從這個角度說，所有「太美麗而不可能為真」（too good to be true）的人生願景都是虛無主義的溫床。我們也可以沿著這個方向說：「中國思想史」必須先經過批判性的反思與實踐上的檢視，剔除一廂情願（不可能）的許諾（夢想）後，剩下的才有資格納入「中國哲學史」。
至於那些想要藉由歐洲思辨哲學方法（尤其是分析哲學）建立起「人生哲學」的人，首先要記得的是維根斯坦所說的：沒有絕對的價值判斷，只有相對的價值判斷；然而相對的價值判斷等於單純地指出事實，而不是傳統價值哲學（倫理學、美學）裡的「價值判斷」。若然，「人生哲學」的首要任務將是引領讀者去發現（感受、體驗）比「飲食男女、聲色犬馬、功名利祿」更值得追求的人生目標，而不是空泛地去討論「有意義的人生應該要滿足哪些要件」。
其次，對於思辨哲學（尤其是分析哲學）的最大挑戰將是：象牙塔裡的人生不等於全部的人生，象牙塔裡的人生也不必然是最值得追求的人生；而那些不曾遍嘗人生所有滋味的人，沒有資格告訴別人怎樣的人生才是最值得追求的。亞里斯多德在《尼各馬科倫理學》裡認定「以哲學的智性去思索永恆的事物，才是人生最大的幸福。」然而這只是他的個人意見，因為他既不懂得海森堡那種「參與科學革命」的幸福感，也不懂得塞尚晚年在寫生時所經歷的幸福，更無法理解讓貝多芬走出絕望的力量。
歌德在《浮士德》的第一幕就讓皓首窮經的浮士德悔恨，甚至不得不拿靈魂跟魔鬼交換，以便有機會經歷（品味）所有人生的滋味。背後的寓意之一，就是：一輩子關在象牙塔裡的人，沒有資格說自己的人生比別人的人生更值得，也沒有資格說自己的人生已經是已經被徹底審視過的人生。
跨出哲學的斗室，才有機會建立「人生哲學」
傳統的歐洲哲學家是在斗室裡靠著反思去思索人生，他們既不懂得塞尚的幸福，也不懂得華茲華斯「崇高之美」的滋味，卻自以為可以評斷一切型態的人生，擁有人生最終的智慧。
試想想看，如果有一個18世紀初的牛津哲學教授，不曾離開過英國，但是問過許多自稱去過中國的水手：「中國有哪些美食？各是什麼樣的滋味？」因為他不曾親自嘗過中國菜，所以不知道那些水手有誰說謊（分不清真假）；因為不曾親自嘗過中國菜，所以就算有人真的吃過，他也無法從他們的描述去想像出中國菜的滋味（中國菜有蒸、炒、炸等無數的烹飪手法，以及無數18世紀初英國所無的食材）。不過，他卻彙整訪談，然後憑著思辨哲學（姑且在讓他懂分析哲學好了）的功力進行反思與批判，最終寫了一本「中國飲食藝術的美學」，甚至還據此親自製作了一整桌的滿漢全席。試問，這樣的「佳餚」你敢吃嗎？
我翻閱了幾本英文的「The Meaning of Life」，作者都號稱精通分析哲學且涉獵了存在主義與後現代文化批判，但是我很確定他們既不懂華茲華斯的「崇高之美」，也不懂巴哈和貝多芬的音樂，或者達文西、林布蘭、塞尚的畫作。我讀起來索然無味，卻一點都不訝異。
不懂人生滋味的哲學家談起人生哲學，就像前述那位18世紀牛津哲學教授在烹煮中國美食，乏味而難以下嚥。
所以，J S Mill 在20歲左右陷入人生意義的危機時，是華茲華斯救了他，而不是他所熟讀過的任何哲學著作。對此，我一點也不訝異。
結語
從本文的角度看，人生哲學的最起碼要求必須是「思辨哲學＋文學、詩歌、藝術」，是思辨能力與情感能力的有機融合。
在歐洲，第一個同時兼善思辨與詩情的人是柏拉圖，第一個明確提出「思辨哲學＋文學、詩歌、藝術」的是康德的學生 von Herder（。Von Herder 對德國文化精英的影響絕不下於康德和歌德：歌德因為他的啟發而認真去研究古希臘，並且在《浮士德》依據的創作裡企圖將古典希臘的精神與中世紀遊唱詩人的精神結合，成為德國文學的要素；也是在 von Herder 的影響（催生）下誕生了結合思辨哲學與文學的浪漫主義傳統；之後這個德國獨有的浪漫主義傳統啟發了華茲華斯的朋友 Samuel Taylor Coleridge，再間接啟發了 William Wordsworth。在德國，von Herder 啟發了柏林大學創始人威廉·洪保德（Wilhelm von Humboldt）的語言學與文化史觀；也樹立了德國思想家對古典希臘的熱愛與研究，因而多少影響了尼采，.....（族繁不及備載，總之最後又啟發了 Friedrich Hölderlin、狄爾泰和海德格）。可惜的是中文世界裡對 Johann Gottfried Herder（赫爾德）的認識都是掛一漏萬，以偏概全。
註一：「人生哲學」一詞的起源
中文本無「哲學」一詞，它是日本人西周助在明治年間留學歸國後自創的詞，用來對應英文的 philosophy。
至於「人生哲學」一詞，我始終找不到確切的源頭。
胡適是最早留美攻讀哲學博士的人，博士論文題目《先秦名學史》，1917年回國後再據以擴編為《中國哲學史綱》。然而找不到他跟「人生哲學」一詞的關聯。
馮友蘭曾是胡適在北大的學生，出國後念哲學博士，師事杜威。1923年回國後以《中國哲學史》上下兩卷成名，開啟學術界研究「中國哲學」的風氣。他後來喜歡談人生四個境界（自然境界、功利境界、道德境界、天地境界），並且在西南聯大首創「人生哲學」這一門課，也許「人生哲學」這個詞的起源跟他有關。
方東美號稱新儒家的源頭，1928年回國後出版過《科學哲學與人生》、《人生三慧》和《中國人生哲學》，然而這些書都是後人彙整他的文章後當書出版，書名也是出版者想出來的。似乎他也跟「人生哲學」一詞無關。
此外，巴金在1929年把克魯泡特金的Ethics: Origin and Development 翻譯成《人生哲學：其起源及發展》。這或許是「人生哲學」一詞的另一個起源。
從這些線索看來，事實很可能是：民國初年的文人喜歡談哲學和人生，於是慢慢地有了「哲學與人生」一詞；大概是在 1920年代就出現了「人生哲學」這一個概念極其模糊、鬆散的詞。最後，「人生哲學」這個詞被浮濫使用，言人人殊，雅俗交雜，始終沒有獲得學術界的共識。
註二：與「人生哲學」相關的英美學術用語
「Philosophy of life」這個詞在英美學術界原本鮮少有人把它當作嚴格的術語在使用。 A Pragmatist Philosophy of Life in Ortega Y Gasset（1994）這本書其實是後人彙整西班牙哲學家 Ortega Y Gasset 一系列文章後硬給它套上去的書名。美國哲學家 Josiah Royce 曾把自己的一些相關文章彙整成一本書 William James: And Other Essays on the Philosophy of Life（1912），也是很像「文集」而非「專書」。
大約在千禧年之後，我們才開始看到「Philosophy of life」這個詞被當作是一個嚴格的術語在使用。譬如，Ingmar Persson 的 The Retreat of Reason: A dilemma in the philosophy of life（2005）試圖重回希臘觀點去談「怎樣才是完滿的人生（幸福），Scott M. Campbell 的 The Early Heidegger's Philosophy of Life（2012）。然而它仍舊不是一個哲學界定義明確的研究主題，也沒有教科書，也鮮少有這樣的課。
然而歐美哲學界並非始終如此。
蘇格拉底之前的許多希臘賢人都認真討論過「怎樣的人生才是最值得的？」這個問題，這個問題在希臘、羅馬的古典時期甚至比本體論（形上學、宇宙論）更受重視與關注。
只不過中世紀經院哲學的核心關懷是靈魂的救贖與靈肉的對立，因此希臘的「幸福論」被「換殼上市」而變成了倫理學，人生目標的真實與虛妄被窄化為本體論。哲學界歷代因襲的結果，希臘的「幸福論」一直不得翻身。
本體論在康德發表《純粹理性批判》之後就開始式微，基督教的影響力也在當代知識分子社群裡明顯式微；在這背景下，維根斯坦的女弟子 Elizabeth Anscombe 在1958年發表 Modern Moral Philosophy，表面上質疑所有的倫理學，骨子裡暗示「除非以神律為基礎，否則具有規範意義的倫理學是不可能的」。結果，哲學界不得不面對康德對本體論的批判，以及維根斯坦師徒兩人對傳統倫理學、美學與價值哲學的質疑，重新在古典希臘與存在主義找新的線索。
因此，近年來有關「Philosophy of life」和「meaning of life」的學術討論，往往是跳過了中世紀神學、康德前後的理性主義哲學，以及黑格爾帶動的德國觀念論，從古典希臘哲學、尼采與齊克果開啟的存在主義與海德格的存有哲學，以及維根斯坦的語言哲學裡找線索，甚至還有人明顯地帶著法國後現代批判的影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