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學裡頭中文系和台文系的分家，意味著過去被稱為「國學」的文化內涵被某些人堅持稱為「漢學」，而不認為它是「國學」。不過，既然在同一所大學裡還有中文系，大概就還有人會把過去的「國學」至今仍稱為「國學」。
我們這個世代的大學生，很多人延承著清末、民初與五四論戰的餘緒，喜歡奢談「中西文化之比較」（我是其中之一，在此自首認罪）。那時候我們習慣的稱謂是「中學」與「西學」之比較，而我長年困惑與思索是：「生也有涯，知也無涯」，在浩瀚的中西文化之間，我們該如何取捨？
面對今天大陸興起的「國學派」，過去五四時的「西化派」，以及南部時興已久的「台派」，和晚近時興的「去中派」，我有些話想說。
先說說國學派
大陸自從「大國崛起」之後，有一批人很喜歡推崇「國學」之獨特，乃至於偉大、無可取代（甚至是人類的未來希望）。王陽明被捧上天跟這風潮脫不了關係，而硬把明治維新的功勞全推給王陽明則是這個風潮中的極端表現。
然而這樣的極端表現在大陸是有市場的，因為它可以滿足許多人對「大國崛起」的期待，又可以解鴉片戰爭以來的屈辱和憋悶。因此有了許多「獨立學者」先是在網路上「敢言」，最後成了大陸著名大學的教授。
可惜的是，其中很多論述都是「先畫靶再射箭」，在上下五千年的中西文化史裡尋找合乎預設結論的零碎證據，再郢書燕說、穿鑿附會地編織成看似系統井然、滴水不穿的論述。在知識累積有限的年輕人眼中，因為沒有能力拆穿其西洋鏡，而驚為天人！
客觀治理「國學」是中國非做不可的事，「要批判性地再吸收」也約莫是共識，問題是「批判」談何容易（過去有關「國學」的討論，以及最近有關「國學」的討論，不妨參考一下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教授詹杭倫的「什麼是國學？」——資料整理頗用心，可惜其中還是不乏「國學派」的盲點）。
西學與中學各是龐大的一片天，通西學則罕有時間與精力再通中學，通中學者也罕有時間與精力再通西學。結果，中西文化之比較經常流於迂闊、妄言、瞎說。
譬如，有人說清朝本已解決千年來的內憂（外戚、宦官與藩鎮）外患，正值盛世；若非衡遭西方入侵，應是東方最值得驕傲的國度與文化。這麼說來，黎東方說「清朝最好的皇帝」康熙「佞幸成群」、「祸起萧墙」豈不成了栽贓？而被黎東方譽為「史上兩大貪官」之一的和坤難道不是清朝的朝臣？而嘉慶期間的白蓮教（1796年－1804年）與天理教（1813年）之亂以及三次兵變難道不算內亂？清朝在 1644年入關，康熙在位八年後才在1669年清除鰲拜集團，接著花了八年（1673－1681）才平定三藩之亂，1683年鄭克爽降清才統一全國；之後又平定準噶爾殘部（1697）與西藏（1720）。接著雍正又征準噶爾（1729），並設軍機房（後改為軍機處），以利西北用兵。在鴉片戰爭（1840）之前，誰說清朝沒有內憂外患？
甚至若要說清朝勝過明朝，恐怕都還會有不少人拿著史實出來質疑。William T. Rowe 的《中國最後的帝國：大清王朝》對清朝早期的治績與改革是有些肯定的評價，尤其以小政府有效管理大疆域最堪肯定；但是這個優點卻造成後來人口膨脹而管理不易時的大難題，埋下後患。因此，若要說她已擺脫歷代的治亂循環（立國之初因戰爭而人口銳減；中後期人口增加，耕地擴張不易，國家治理困難；最後一旦治理績效不彰立即進入亂世），恐怕還是未必。至於不同意清勝於明的言論中，有人指出經濟與軍事方面的全球排名，清不如明；總體經濟上，清不見得超越明，軍事力量的壯大則跟繼承明朝的遺產有關。武力與版圖強大，一方面是因為周邊民族相對地弱化，因而易於統治；排除掉這個因素後，有人認為清朝軍事力量不見超過明朝。
我自己處身中西文化的衝擊已數十年，深知「擷取中西精華」之重要，也深知奢談大歷史之病，卻對兩者都苦無良方——關於什麼是「中西精華」，我至今還是處於「摸著石頭過河」的階段，且應該一輩子都將如此而難以抵於結論；對於「奢談大歷史」一事我仍舊心存矛盾，一方面是不談不行，另一方面是心存警惕，只能隨時提醒自己是「滄海一粟」，並且把所有心得都當作是個人的「一得之見」，切切不敢自以為是「學貫中西」的一員。
另一方面，接觸較多當代大陸的「國學派」人士之後，我不免越來越憂心：盲目擁護「國學」，甚至注畢生精力以興國學的人，很容易變成21世紀的「夜郎自大」，甚至成為文化圈內的「義和團」，而貽笑國際——連錢穆都難免此病，何況他人。
再說說西化派
年輕時對西方文化了解得不夠寬廣，不受深刻，總以為中國有些文化特質是西方所無，彌足珍貴，不該丟。年長後，對西方文化懂得愈多，越不知道什麼是「中華文化獨有之長，而西方所無」。
要說特色，是有，譬如它是內涵最豐富的象形文字。但是，象形文字有何「中華文化獨有之長，恰足以彌補西方之失」？以前我以為是「會意」的薰陶下讓我們擅長「意會」，後來發現英文裡字首字根裡有許多深刻而富有啟發性的案例，就再也不敢說「意會」的能力是象形文字薰陶下的「中華文化獨有之長」。
再譬如說，國畫的美學和語言截然不同於油畫。但是書法線條的情感類似小提琴的抒情方式與韻味，范寬的精神高度足以跟塞尚抗衡而不足以睥睨。中國詩詞用字靈活、脫俗，但是小說的精神高度遠不如十九世紀以來的歐洲，etc。
類似案例不勝枚舉，不再一一。
但是，中文究竟是我們自幼最熟習的母語，除非我們願意拋棄它而從出生開始就全盤西化，否則它還是我們絕大多數人情感裡最深的一種語言和文化。因此，積極吸收西方之常以補東方之短確實有必要；但是小時候學中文，長大後倡導全盤西化，恐怕最後變得非驢非馬，沒有一樣真正可以表達內心深刻情感的工具。
況且，五四時代的全盤西化派真的就有掌握到西方的精髓嗎？畢竟英國是英國，美國是美國，法國與德國各有所長，而希臘和義大利則分別是古典和文藝復興的源頭。當年以留美、留日、遊歐者帶頭，後來以留美者為最大宗的西化派，究竟對法國、德國、古典和文藝復興能有多深刻的了解？只怕經常是拾人牙慧而已。
打開胸襟看世界——世界文學與世界文化
歌德生前曾經力主「文化（文學）是世界的」、「沒有所謂愛國的藝術或愛國的科學」，並且警告德國人，一旦自限於德國文學，很容易變得迂腐而自負。（有一篇文章「Johann Wolfgang von Goethe on Weltliteratur」彙整了他的所有相關言論；大陸學者方维规也有一篇文章「何谓世界文学？」討論歌德「世界文學」的文章，但是裡頭很多引述或評價我覺得偏頗，建議還是以前述英文彙整的歌德言論作為評價歌德的依據）。
我很想跟「去中派」和「台派」（流行於南台灣，刻意要跟北台灣對立，凸顯台灣本土味的「ㄙㄨㄥˊ」）說：文化問題跟政治問題屬性大異其趣，截然不同；面對文化問題要大器，絕對不可以小氣，更不可以雞腸鳥肚。
文化要講的是深刻度和廣闊度，只要有益於人性與社會的發展，古今中外唯恐取法不足；只要是不益於人性與社會的發展，古今中外避之唯恐不及，批判之唯恐不力。如果只緣政治上的對立，怕被「同化」，就硬要「排中」、「反中」，只怕最後是挖了自己文化上的根，又找不到現實上真正可替代的，以至於為了政治而犧牲文化，為了歷史仇恨而犧牲人性與社會的發展，實在愚不可及！
美國脫離英國殖民後沒有否認她跟英國在語言、文化和血統上的連結；至今美語與跟英語在拼字、用詞和發音上已經有明顯的不同，美國也已經有過賽珍珠、Bob Dylan、Toni Morrison 等九位諾貝爾文學獎得主，但是美國的大學裡頭通常還是「英美文學」合為一課程或一個學術分支，也沒聽說過硬要分別建立「美文所」和「英文所」的聲浪。
倒是我在 1989年回台時，聽到文化界時髦地提倡「台灣文化主體性」，當場暈倒。從 1949至今兩岸分治7 0年，社會發展與情境大不相同，措詞、發音也不相同，但是7 0年並不足以讓台灣發展出一個獨立的文化體系；即便加上日據 50年，也還是不夠。硬要在文化上排中與去中的話，只會讓台灣的文化變成沒有根，沒辦法跟自己的母語（河洛與或客家話）的歷史發展軌跡接軌，變成「被髮左衽」的野人。
這樣的「台灣文化主體性」是在戕害台灣文化，而不是在促進她的發展。所幸，現在已經聽不到這種聲音了——也不奇怪，原本就不可行，甚至不知所云，當然也就無以為繼！
然而每年的課綱論戰裡，「去中派」都仍舊絕對不會缺席。他們的表面理由很多，典型的藉口是「同心圓」理論。假如「同心圓」真那麼要緊，豈不是該先漢學再西學，以至於遠離 21世紀的全球主流學問？
假造歷史，等而下之
台獨原本是一場相對地單純的政治運動，值得尊重。但是搞到今天變成在血統、文化、經濟等層面也要全面性地「逢中必反」，就有神智不清之虞了；竟然還要假造歷史去稀釋台灣人血液中的華人比例，假造歷史去吹捧日據時代的好處，硬是要把日人眼中的「清奴」捧成跟日人平起平坐的「皇民」，更是讓知情的人為當年被日人欺壓的祖先抱冤、不值。
日本在1895－1945期間統治台灣50年，原本稱台灣人為「清奴」，為何卻在1937年開始推動皇民化（居其中不到20%的時間）？臺灣總督小林躋造曾於1939年聲稱皇民化、工業化與南進基地化為其統治臺灣三原則，其實「皇民化」與「工業化」都是為「南進基地」服務，目的是要「利用」，而不是尊重與平等。
至於1920開始建造的嘉南大圳，其實也是為了將台灣米運回日本，以緩解日本本土因為迅速工業化以及屢次對外戰爭所造成的缺米與米價飆漲
根據臉書用戶「大樹下講歷史」的「『農業台灣、工業日本』背後的故事」一文，日本在1868年推動明治維新之後，以國家力量強力推動工業化與城市化，造成農村人口流失，產業結構調整不及，以致糧價一再飆漲，必須從東南亞進口大量稻米；後來取得台灣和朝鮮，因為嫌台灣米不好吃，所以從朝鮮大量輸入白米（不算進口，壓低糧價而幾近掠奪，因而朝鮮素來仇日）；但是在台灣發展蔗糖，以便出口換取外匯來平衡外貿。譬如第一次大戰爆發後，日本本土就因糧價高到窮人活不下去而在1918年有了「米騷動」的搶糧動亂，參與者 200~1,000萬人，波及日本 3/4 領土。緊接著朝鮮也因被日本過度徵用稻米而有1919年反殖民的「三一運動」。因此，台灣總督府才終於在1920年認可嘉南大圳計畫，台灣從「蔗糖殖民地」變成「米糖殖民地」；最後，在戰爭末期，台灣又從「工業日本，農業台灣」轉型為軍需供應地，因而開始工業化）。
只要把這些關鍵的歷史事件依年份清列（見底下「附錄一」），就可以看出嘉南大圳和皇民化都不是什麼「德政」，沒什麼好懷念的——免得祖先在地下哀怨後代子孫無知。
日據時期的台灣人祖先面對後世「媚日派」子孫的曲解歷史、假造歷史，把五十年的剝削史改寫為「被日本人統治比較幸福」的媚日史，不知道他們死後有知會是什麼感受？
假如「台灣文化主體性」是建立在這樣扭曲的歷史基礎上，那將不會是知情者心裡的驕傲，而是屈辱。
附錄一：嘉南大圳與皇民化背景（大事記）
1895：《馬關條約》
1904~1905：日俄戰爭
1910：日本併吞韓國（《日韓合併條約》），採取高壓統治（百年後菅直人就此舉道歉），開始「韓國米，台灣糖」的農業政策
1914：日軍進攻德國在山東膠州灣的殖民地及其首府青島
1914-1918：日本與英國結盟，參與第一次世界大戰，包括以新加坡為基地，派兵協助英國鎮壓印度、出兵地中海與南非、派兵到西伯利亞支持俄國內戰期的白軍（與紅軍對抗）
1917：八田與一向總督府提出嘉南大圳「官佃溪埤圳計畫」
1918：日本急遽通膨與缺糧導致「米騷動」，數百萬人參與，波及日本 3/4 領土
1919：韓國反殖民的「三一運動」，估計約有200萬人，被日本血腥鎮壓
1920：核可嘉南大圳計畫
1930：嘉南大圳竣工
1931：日本米價回復到1918年以前的水準，台灣人的平均死亡年齡卻從日據初期的30歲降為1930年代的22~23歲
1937：蘆溝橋事變，日本同時開始在台灣推動皇民化運動（加強日語常用運動、要求參拜神社、家庭奉祀「神宮大麻」、推行日本生活樣式）
1939：日本大本營與政府聯席會議通過大東亞戰爭計畫，意圖建立「大東亞共榮圈」，並佔領海南島，開啟南向戰爭
1940：推行「改姓名運動」，同時禁止學校漢文課程的教學、廢止報紙「漢文欄」、禁止臺灣傳統音樂與戲劇、實施寺廟整理、臺灣人家庭正廳改善等，用以去除漢人色彩。至1943
年底累計台灣人改姓名的共 126,000多人，約佔總人口的2％（日本人李登輝是極少數人，而不是多數人，甚至還不能算是「少數人」）
附錄二：歌德關於「世界文學」（世界精神）的談話
《歌德談話錄》：「It is to be hoped that people will soon be convinced that there is no such thing as patriotic art or patriotic science. Both belong, like all good things, to the whole world, and can be fostered only by untrammelled intercourse among all contemporaries, continually bearing in mind what we have inherited from the past.」《歌德論藝術與文學》「Poetry is cosmopolitan, and the more interesting the more it shows its nationality.」
在他所編輯的刊物《藝術與古代》：「we repeat however that there can be no question of the nations thinking alike, the aim is simply that they shall grow aware of one another, understand each other, and, even where they may not be able to love, may at least tolerate one another.」
根據 Eckermann 出版的 Conversations with Goethe，歌德告訴他：「I am more and more convinced that poetry is the universal possession of mankind, revealing itself everywhere and at all times in hundreds and hundreds of men.…[W]e Germans are very likely to fall too easily into this pedantic conceit, when we do not look beyond the narrow circle that surrounds us. I therefore like to look about me in foreign nations, and advise everyone to do the same. National literature is now a rather unmeaning term; the epoch of world literature is at hand, and everyone must strive to hasten its approach. But, while we thus value what is foreign, we must not bind ourselves to some particular thing, and regard it as a model. We must not give this value to the Chinese, or the Serbian, or Calderon, or the Nibelungen; but, if we really want a pattern, we must always return to the ancient Greeks, in whose works the beauty of mankind is constantly represente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