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的國家圖書館（1996年以前稱「中央圖書館」），藏書603萬冊/件（含善本古籍、線裝書近26萬冊），據說員工有 129人；上海圖書館藏書超過 5,300萬冊（將近前者的九倍），據說其中中文古籍線裝書約170萬余冊，善本2.5萬種17萬冊，員工 751人，年度預算約 7,775萬美元（2018年預算為53,880萬元人民幣，匯率約 6.93人民幣/美元）——以上數字應該是不包含上海市其他公立圖書館）。
在上海圖書館度過兩、三天，在地下室的食堂吃了兩餐，感觸很深——尤其是「圖書館到底該長成什麼樣子」這個問題。
圖書館功能所在地的社會背景摘要
圖書館是個服務業，它的存在理論上是滿足該地區居民的需要；理論上有什麼樣的社區就會有什麼樣的圖書館。所以，要談上海圖書館，得要先簡略地談談上海這個號稱「魔都」的城市。
上海人的富有，不是台灣人所能想像的。幾乎是純住宅區的武康路邊有一間小小的，不起眼的房屋仲介，門口貼著舊屋待售的廣告，它說威海路上一棟1937年落成的洋房要賣，開價2.9億人民幣（約13億台幣），月租107萬人民幣（約482萬台幣）。這個價位的豪宅別塑算得上是頂級，卻不算是稀有。更貴的當然也有，只是一般人不會知道——譬如，一棟解放前的義大利領事館如今被某企業擁有，價格多少恐怕一般人到處問也問不出來。
至於上海人的窮，也不是台灣人所能想像的——不是蟻族的蟻窩，或者上海郊區的貧窮社區，而是被繁華與富麗包圍著的市中心舊社區（譬如，開元大酒店與蘇州河之間）。它們幾乎星羅棋布地散落在鬧區的每一個地段。只要你夠眼尖地在鬧區的大街小巷裡轉一下，對街道旁的事物進行延伸的思考，就可以在市中心的繁華地段看到他們。譬如，許多上海老住戶的房子單位小，又買不起新房，二樓的經常從窗戶上架出鐵竿，把衣服、棉被晾曬在外，你可以憑那些衣服、棉被的新舊、質料推敲屋主可能的衣食品質。或者，在法租界的許多小區裡，你可以看到修補紗窗的，賣廉價品的雜貨店，然後認真推敲是什麼樣的人需要這樣的物件來過活——他們不會都是單純地只因為省儉慣了。
在劍橋留學時問過一個大陸學生各種傳聞中的大陸現象，他總是想都不想地回答：「大陸那麼大，什麼的人都有，什麼樣的事都可能。」以前以為這種答覆是沒誠意，懶得回答，後來才發現，這確實是最精準的回答。
台灣的貧富差距也不小，但是相對之下同質性較高，我們很難想像大陸的歧異、差距和多元、複雜的程度。看著照片中四家店，我警惕地覺察到：在上海，「平均收入」與「平均消費」這種「平均數」是沒有意義的，甚至是嚴重地誤導的——上海是一個無法用「平均數」描述的城市，是一個無法被「總結一句話」形容的城市，是一個無法「簡而言之」的城市；至於擁有14億人口，基尼數高達 42.80的中國，更是無法「一言以蔽之」的國度。
上海圖書館就座落在這樣的城市，這樣的國家裡。她該為誰存在？為何存在？以什麼樣的面貌存在？這實在是一個不容易回答的問題。
網路傳聞上海圖書館是亞洲第三大，僅次於東京的日本國會圖書館（National Diet Library，估計有4,188萬冊典藏，年度預算約 1.93億美元）和中國國家圖書館（共有 3,646萬冊典藏，年度預算約 1.17億美元）。雖不確知這個排名是否可信，然而 5,300萬冊藏書，751 位員工，和 7,775萬美元的年度預算都頗引人遐想和好奇。
於是，我花了整整兩天的時間想通過這圖書館管窺上海與大陸的「一斑」，同時一再提醒自己：中國是很難抽樣，無法「一言以蔽之」的國度。
圖書館的功能與藏書
三、四十年前研究國畫時，我曾經是中央圖書館與故宮圖書館的常客。留學回來後還曾去過一次中央圖書館，但是如今已經印象不深。當我在上海圖書館時，不自主地會不時拿她跟我所熟知的清大、交大圖書館比較。
清大和交大都曾有圖書館館長認定：未來的圖書館應該逐漸增加電子書的比重，實體書的比重應該要逐年降低。這個觀點似乎很認真地被落實，因而清大圖書館書架上的書有很高的比例已經泛黃甚至污穢，似乎買書的年度經費非常地少，少到連老舊髒污到應該要更新的舊書也就擺在那裡充「館藏數」。
書少了，座位或許也增加了，但是圖書館的樓版總面積擴張得更多，因此清大圖書館裡窗明几淨，內部空間寬敞幽靜，到處都是不擺書也不擺桌位的「純空間」，以至於顯得書少而座位不多，舒適到確實是學生情侶幽會的最佳去處。我搬著一堆書到小型研究室（study room）裡去翻閱、比對、彙整不同作者對同一問題所提供的線索、觀點和論證，卻發現有監視器對著我，據說是防範學生情侶在裡頭做「不該在圖書館裡做的事」。一個絕非警察國家的社會，一個台灣排名前三名的「頂大」，卻在連警察國家都不會去監控的地方擺監視器，我的心情錯亂，不知道該如何形容，坐立不安下再也沒去使用過小型研究室。
書少還有一個好處：所有的書都擺在開放式書架上，沒有書庫，不需要通過館員去找書，不需要等待。
過慣了這種沒有書庫的、「優渥」圖書館生活，在上海圖書館卻變成一道難以理解的障礙。
在上海我想找的並不是特定的某本書，而大陸通識教育、科學理論和藝術與美學這三大類書的一般出版狀況、寫作風格與品質，以及內容深度。因此我需要一次看到同一主題的所有書籍，在架上翻閱後抽出需要進一步仔細比對的一堆書，回到座位上慢慢比較與分析。因此我總問館員「哲學類的書在哪裡」或「B62」的書在哪裡？他們卻老是問我「你要的是那一年份的書」？起初我完全無法明白他們的問題，後來才發現：上海圖書館把過去兩年內出版的期刊和書籍放在開架閱覽室內，其他的書通通放在書庫裡，必須通過館員去索取（藏書太多的必然結果）。
上海圖書館當然也有電子圖書和電子期刊，館內有免費的 wifi 可以上網搜尋各種資訊，只有要把期刊論文或電子書帶出管外的時候才需要找館員。然而他們照樣編列可觀的經費在購置實體書和實體期刊，顯然書庫存在的理由不是因為「觀念落伍」。我不禁自問：圖書館到底需不需要有實體書？
不管時代與科技如何改變，圖書館的首要功能都是「藏書齊全，便於流通，促進知識擴散」。
圖書館是典藏善本書的地方，它們無法被電子書取代。然而這不是大學圖書館的首要任務。
其次，實體書跟電子書還是有許多不同之處，無法完全被取代。雖然美國有73%的作者和出版商曾經出過電子書，且有八成準備出版電子書，但是有65%的讀者仍然偏好實體書（只有20%讀者偏好電子書）；此外，並非每一本實體書都會同時出版電子書，學術性著作更往往只有實體書而無電子書（譬如，根據 Amazon 的搜尋結果，劍橋大學出版社的歷史類書籍多半只有實體書而無電子書），而電子書的銷售量也已跨過巔峰而在下降。因此東京的日本國會圖書館和劍橋大學的圖書館照樣編列巨資在購書。
大學的圖書館首要任務在於購齊師生所需的書籍與期刊，尤其是學術性書籍。既然許多學術性書籍只出版實體書而無電子書，一個沒有書庫的圖書館真的還叫圖書館嗎？
在上海圖書館裡我不禁自問：清大圖書館為什麼沒有書庫？是書太少（對硬體建設的重視遠遠超過購齊圖書），不在乎庫存書夠不夠齊全，還是只因為誤以為實體書太落伍？研究室要裝監視器，是圖書館功能不彰？還是硬體建設太豪華、舒適所致？
此外，如果說圖書館功能不彰，那是因為大學教授只知道要發表論文，而已經忘記學養、研究和論文發表是三件迥然不同的三件事（雖然往往密切相關）？還是因為學生只讀課本而不讀課外書，甚至連讀書的意願都在明顯下降？
「重硬體而不重藏書」的現象是清大獨有？還是台灣許多大學圖書館共有的現象？甚至會不會是連中央級的圖書館也如此？
圖書館的「效率」指標
我不會大陸的輸入法，查索中文期刊和書籍都要靠上海圖書館的館員幫忙。在看得見的地方，上海圖書館的館員編制很充沛，從任何座位站起來，十公尺左右的距離內就找得到館員。他們平時幾乎都在玩手機，我一過去詢問就很耐心地替我一再搜索，而且我問的問題都很古怪，一查就是老半天的一系列問題，但她們都沒有任何不耐煩的語氣或表情。
在台灣，這現象或許會被視為人力過度配置的現象，但是圖書館若要做到「促進知識流通」，足夠的人力配備與耐心的服務態度絕對是必要的。在清大圖書館，我印象裡只有在一樓諮詢服務台找得到人提問，徵求協助；雖然他們的態度都很熱心、積極，但是若要事事都要到一樓去問，其方便程度絕對遠遠不及上海圖書館那樣十公尺左右就可以找到人協助。
至於辦館證，更是容易：在大門入口處向一位服務員說明來意，她指向十公尺外的櫃台；到櫃台重複來意，她指向三公尺外的一排電腦要我去登錄個人資料（大陸公民只要用晶片卡掃描即可）；一到登錄個人資料的電腦邊，正琢磨著要如何登錄，一位年輕志工自己過來幫我把資料都輸進去了。不到兩分鐘，回頭到櫃台去，出示台胞證，就立即拿到一張「終生有效」的上海圖書館——前後總共花了不到五分鐘，而且免費（因為我選擇不需要外借功能，只在館內閱覽）。
圖書館的「效率」指標是什麼？館員人數越少越好？每本典藏的流通率越高越好？協助（弱勢）讀者解決困難為優先？
由於當代的生產效率太高，而要求全球企業同步降低每週工時又太難，因此當代每個國家都難以有效達成充分就業。在這背景下政府的公共服務是應該要更精簡人事成本？還是該提升服務品質同時促進就業（但要同時提高稅負）？這其實是一個值得深思，而不該輕率地用簡略的經濟學公式掩埋真實的問題。
舊時代與新時代交疊下的圖書館
「圖書館裡不可以飲、食」是我從小牢記到大的慣例，自以為是圖書屬公共財，以前尤其珍貴，你必須避免損毀它們。因此，當我知道上海圖書館裡可以帶飲水、食物在座位上吃、喝時，第一個反應是：難道他們不重視公共財？好怪的「文化」！
圖書館入口樓層高於地面，一進圖書館就看到 Starbucks，往下一層（其實是地面層）還有價格平民化的食堂在賣自助餐（不過，就上班族和大學生較常出入的一般餐飲場所而言，內容和品質相近的餐飲在上海約比在台北高出30%左右）。然而我真的看到不少人帶著一大瓶水和簡單的麵包在那裡面讀書——我身邊的幾位都是在座位上啃麵包或自帶的食物，偶而起身離開後不久就回來，時間短到應該不是出去用餐。
我在復旦大學的學生食堂裡吃過午餐，這個集聚大陸精英學子的地方有許多孩子來自農村或經濟拮据的家庭，很多人一餐就是一碗排骨麵或一碗排骨飯，不敢叫小菜，甚至不叫湯。在上海圖書館裡，當然也有必須省吃儉用、困苦讀書的人。許多20歲以上的讀者似乎是在準備各種（國家）考試，讀書是他們脫貧的關鍵管道。
看著身週那些一坐八小時以上，自帶飲水和食物的讀者，我不禁想起中國好幾個苦讀成名的故事，也重新憶起：在網路時代之前，圖書館曾經是人類知識的唯一儲藏地，更是許多貧苦人家孩子獲取知識的唯一來源。上海圖書館似乎還延續著這樣的歷史任務。
21世紀了，一方面是人類社會普遍地比以往更富裕了，一方面是書籍佔一個國家的總支出比例越來越低了。在這樣的時代裡，是應該讓刻苦的讀者可以在座位上吃喝（並承擔部分圖書或許會有所損傷的風險）？還是繼續規定不可以帶食物飲水入館（因而無形中逼迫經濟拮据的讀者提高支出或提前離開圖書館）？
不虛此行
一趟上海圖書館之行，我帶回家的問題與思索遠遠超過我所獲得的知識，卻也因而讓我感到收穫滿盈，不虛此行。
在台灣我們經常「歐美、先進國家」並稱，其實，歐陸國家與英國大大地不同，連英國與美國都大大地殊異。
在台灣，我們也經常誤以為自己懂大陸。其實，兩地的差異之大，已經足以用人類學的「文化震撼」（cultural shock）來形容。他山之石不必然可以攻錯，但是若可以保持高度警覺與開放的心懷，兩岸的文化差異已經大到足夠讓我們重新思索很多我們「習以為常」的規矩是否確實「放之四海而皆準」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