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好的年代還會再來嗎？

      從二戰結束的1945年到第一次石油危機的1973年被稱為西方「資本主義的黃金年代」。這一段期間內西歐人均所得年成長率約4.1%，美國約2.5%，西德則為5.0%。相比於西歐在 1870-1913 間的 1.1%，算是非常高的成長率。而且這一段期間失業率低，通膨低，社會福利覆蓋度高，經濟成長的果實均勻地分給高、中、低所得的所有社會階層，每一個人都是安居樂業且看得到未來。「有努力就會有收穫」是社會的普遍信念，卑劣的政治人物還進不了美國的白宮，因而美國選民對政治還是有相當的信心與自豪。

      此外，各種人權運動也是在這期間勃發、成長、茁壯，其驅動力或許不只是因為越戰所涉及的不義，還因為 60-70 年代的大學生正是在資本主義黃金年代中無憂無慮地長大，因而在經濟問題之外對人生有更高的嚮往與憧憬。

關於中國的一個中肯演講＋感慨

     李顯龍（新加坡資政＋前任總理）曾在 2024 論壇「The FutureChina Global Forum」上給過一個關於中國的演講「SM Lee Hsien Loong at the FutureChina Global Forum 2024」，相當中肯。主辦單位是李光耀創立的「通商中國（Business China）」，該單位旨在促進新加坡與中國在貿易與文化上的交流。

      李顯龍能言簡意賅且精準地指出許多中國內外問題的核心，且處處顯示他對攸關中國發展的外交、貿易、經濟發展的問題掌握的相當深入，且對與此議題有關的美國、歐洲觀點有相當深入的了解。對於這一點我頗感驚訝，也突破我過去膚淺、刻板的「太子」印象。

「一帶一路」補遺

      我發現有讀者把我寫的〈一帶一路十年：無法「一言以蔽之」〉讀成是在歌頌一帶一路。我絕對不是那個意思，我很清楚它是一個大錢坑。我只是想提醒慣讀繁體中文與英文報導的讀者：「一帶一路」面向複雜，無法一言以蔽之。
      還有讀者受不了原文中「蔣經國容不下黑道」一語，誤以為我在懷念威權時代。其實只不過是行筆過於急促而草率（我急著要回頭去寫書），現在我把它寫得較完整「蔣經國不容許黑道坐大，更遑論進入政壇，1984年的一清專案、迅雷專案和治平專案甚至被看成是威權時代踐踏人權的代表作」。其實蔣家的是非也不可能「一言以蔽之」，蔣經國的心路歷程就很複雜（我沒研究過蔣介石），更不可能「一言以蔽之」。

      不過這篇補遺不談蔣家是非，想補的是我對一帶一路觀點的移動過程（是移動而非改變，詳見下文）。 

一帶一路十年：無法「一言以蔽之」

      1987年我到達英國時，BBC廣播電台（radio）還是一如她的全盛期般地犀利與精彩。如今，我幾乎不看 BBC 的新聞了。英國的衰敗似乎是全面性的：民主品質、政治人物、經濟、產業、地方發展、學術、BBC 的新聞品質，etc。

     去年一帶一路十週年時 BBC 中文網出了一篇專文「『一帶一路』十週年，改變了什麼？」其中一個問題是：「一帶一路成功了嗎？」這是一個很荒唐、嚴重欠缺專業素養的問題。

      參與一帶一路的國家各有各的盤算，甲國盡得他想要的，乙國得到的全是他不想要的，這是成，還是敗？要看你是甲國還是乙國。此外，全球媒體公認乙國受害遠勝於受惠，但是乙國負責簽約的人卻在這過程中賺進無數黑錢——對乙國民眾而言一帶一路不堪回首，對簽約的政要而言卻收穫滿滿遠超乎預期。這是成，還是敗？要看你是誰。

      一帶一路十年花了一兆美元，其中的利益分配與利益盤算遠超過一兆美元。能在決策會議上說幾句話的人心思都遠比台灣的智庫或 BBC 中文網的小記者複雜十、百倍。真要談清楚其中的得失、是非、成敗，得是一個專案小組數個月以上的採訪與一系列的報導才能勉強勾勒個梗概。

一場精彩的辯論

      這一場辯論的主題是「太多數學，太少歷史：經濟學的問題」，地點在倫敦政經學院（LSE）的經濟史學系（Economic History Department），時間是2015年。YouTube 上有錄影。

      主持人 Professor Foreman-Peck 是 LSE 博士，曾在牛津大學任教（1991-98）。四個主講人個個大有來頭。重要的是，他們各用15分鐘的時間就很精彩地凸顯了經濟學的特性、經濟歷史與數學在經濟學中的重要性（與角色）、1980年代（芝加哥學派極盛期）遺留至今的禍害、近年經濟學發展的趨勢（越來越重視經驗研究），以及當今大學部課程依舊太偏重抽象理論而太少事實（經濟歷史及經濟學思想史）所造成的遺毒。

看「不懂」畫，不一定沒「藝術細胞」

      在藝術中心期間，很多人跟我表示過他（她）「沒有藝術細胞，怎麼辦？」我的回答乍聽很制式：「你（妳）從來沒學過如何看畫，當然看不懂畫。既然沒學過如何看畫，那會知道自己有沒有藝術細胞？」

      我自己就曾經問過自己的老師：「我完全看不懂油畫，是不是表示我這輩子不可能看得懂畫？」後來，我不但學會看畫，還拿過兩個藝術評論獎。

      等到我自己懂得如何看畫之後，才驀然驚覺：從小到大，我的美術課裡從來都不曾教過如何欣賞繪畫（通常發一張紙給你，隨便給個題目，老師就走出教育去遛達了）；而美術課本和美術雜誌（譬如當年的《雄獅美術》），竟然可以用黑白照片和極端劣質的彩色印刷介紹印象派的繪畫，其誤導與荒唐真的匪夷所思！

      當我擔任清大藝術中心以後，花了很多心血去思索：怎樣才能夠引導美術系以外的學生培養繪畫欣賞的能力。

      這篇文章裡，我先簡略地交待自己的摸索過程。

理工學生需要懂藝術嗎

      約莫在1994-95年的時候，清大的一級行政主管會議曾討論過一個問題：「理工為主的大學需要有藝術中心嗎？」結論是：「我們不需要！」外加一個重要附註：「學藝術的人跟我們無法溝通，只會給學校惹麻煩。」會議的決議：廢掉藝術中心！

      剛上任的校長沈君山割捨不得已有五年歷史的藝術中心，就說：「讓我找找看有沒有能跟我們溝通的主任人選。」

      最後，一個說客找到我，兩度冗長的遊說都推不動我的鐵石心腸。反而是系上一個同事的一句話改變了我的心意。最後，我終於決心走出書房，承擔起這個責任：說服理工學院的教授們：「我們確實需要藝術中心」。

      此後三年的任內，充滿戲劇性的轉折。

通識教育3.0：以學習者為中心，問題導向

      通識教育在台灣是營養學分，在大陸是「吹水課」，在好幾個國際學刊（J General Education）上面同樣地是「老師頭痛，學生乏味」的課。

      在我看來，它真正的困境是：還沒徹底看清楚學生和社會最急迫的需要，也沒徹底看清楚自己需要跟其他系所截然不同的教材與教法，因而也沒充分意識到自己需要截然不同於其他系所的研究，更沒意識到自己必須（且確實可以）成為一種獨特且獨立的學術專長與學術領域。

      簡言之，通識教育還沒找到自己在大學教育中最適合、最擅長且不可或缺的角色。

賞櫻，緣何？

      有人問我：有必要每年都去日本賞櫻嗎？也有人問我：日本人好像都很愛櫻花，為什麼？後面這個問題比較好回答：日本人口從 1968年以後就超過一億，一億人對櫻花的想像絕對不會只有三、五種，每一種人看待櫻花的態度都可以不一樣，甚至有著天壤之別。

      至於我去日本賞櫻，也有我自己的理由，不必然跟別人雷同，甚至或許往往大異其趣。

找一份有意義、有價值的工作

      曾經當過文青的人，畢業後往往想找到一份能發揮理想，富有意義與價值，能讓人滿懷熱情地幹下去的工作。
      在目前的台灣社會裡，這樣的工作可能很稀有，即使看起來好像有那一點點像，也往往是朝不保夕的工作（有今朝，不一定有明日，就像那些不知道能撐多久的非營利組織）。而且，待遇方面往往只夠自己勉強糊口，連積蓄養老都不必然夠，更別奢想養家。

      其實，有意義、有價值的工作往往不是現成的，而是自己想辦法創造、賦予的。所以，當我現在在看一份工作時，我看的不是它有沒有現成的意義與價值，而在於它能否允許我從中創造意義與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