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4月12日 星期四

深澳燃煤電廠的噩夢與解脫

      新書寫作困難重重,使我益加深居簡出地專心寫作,不出訪,也沒人來訪。
      難得來了一個長期以行動關心台灣的朋友,他很痛心地說:「詹順貴到底在想什麼?深澳燃煤電廠一旦營運,整個大台北地區都會淪陷在 PM2.5 的噩夢裡。難道除了核電和火力發電之外,我們沒有別的選擇?」
      有,調整電價與產業結構,以便降低尖峰用電負載與耗電總量,同時保持經濟成長。

台灣缺電嗎?
      缺電是一個相對的概念,它可以是因為供電量太低,也可以是因為浪費的電力太多。
      我們的第一個問題是用電價補貼鼓勵浪費用電,不肯認真採用時間電價來降低尖峰用電,以至於夏天尖峰時刻的用電經常狂飆而超載。
      冷氣機跟製冰機原理一樣,可以合為一體。歐美大樓(商用、辦公、集居住宅)都在地下室的下面挖一個大大的儲冰槽,夏季的夜裡(電價超低)用冷氣設備製冰儲存起來,中午(電價超高)時把室內的空氣先導引到儲冰槽裡降溫,之後才送到冷氣設備裡降溫,這樣就可以在尖峰時刻降低冷氣設備的用電負載。
      但是台灣沒有任何大樓有這種設備。
      軋鋼過程需要澆水冷卻,會產生大量的高溫蒸汽。國外鋼廠都是把這些蒸汽回收去發電,台灣卻沒有任何一個鋼廠有在回收這些寶貴的能源。
      清大某任管理學院院長好奇地進行一個研究計畫,抽樣訪問各種廠商,得到的回答很一致:台灣的電價太低,以至於設置儲冰槽或者回收鋼廠蒸汽都變得不划算。
      此外,台電的輸電系統效率太低以致輸電過程耗損太高,以及設備老舊發電效率太低等,都是問題。而電價太低又使得用電戶不肯更新設備以提高用電效率。
      在這些可以解決的問題沒有獲得解決之前,台灣的問題不是「電不夠用」,而是不肯用有效的電價管理(時間電價、級距電價)辦法制裁浪費的惡習。

每一度電都在耗損人命
      根據英國公衛體系的研究,各種發電方式下每一兆瓦小時的耗電所導致的生命損失(意外事故加空污與輻射)是:褐煤(32.38人)>煤炭(24.62人)>燃油(18.43人)>生質燃料(4.63人)>瓦斯(2.82人)>核電(0.74人)
      但是台灣的核電廠離首都太近,核災的風險損失高到難以承受。因此我們只能使用價錢較高且儲存較困難的瓦斯發電,或者嚴重危害電廠附近居民性命的燃煤或燃油發電。
      以佛教徒或耆那教徒「不殺生」的觀點看,台灣就是必須要盡量節能,以便避免沒必要的殺生。

錯誤的產業政策
      產業政策的基本概念「以己之長,攻人之短」。但是幾十年來政府與企業的懶惰,卻把台灣的產業政策搞成「以己之短,攻人之長」。
      我們人口稠密,受不了空氣與水的汙染;能源自給率不到0.6%(馬來西亞125%,大陸90%),不適合高耗能產業;且水資源不足(降雨量豐富,但是河川陡峭短促,大部分雨水都流入海裡),不適合高耗水產業。但是卻硬要發展高污染、高耗能、高耗水、高工時、低工資的「四高一低」產業(石化產業、煉鋼業、半導體代工)。
      台灣曾經長期是亞洲教育品質與研發能力僅次於日本的國家,如果要「以己之長,攻人之短」,就要戮力於產業升級,提高產業的技術、知識與研發含量。結果,我們卻捨棄產業升級,而擁抱四高一低產業,變成「以己之短,攻人之長」。
      試問,要拼污染的忍受能力,我們拼得過亞洲周邊的國家嗎?要拼耗能,我們拼得過歐、亞、美洲的那一個國家?要拼耗水,我們又拼得過那幾個亞洲國家?
      蔡英文擔任行政院副院長時推動國光石化,馬英九最後決定放棄該案。結果,國光石化的構想兩次被送到馬來西亞去,馬來西亞的環保團體兩次抗爭成功,把該案徹底封殺。
      民進黨的環保政策連馬來西亞都不如!不僅如此,繼續過去「以己之短,攻人之長」的產業政策,等於自求死路。

反核而無配套,形同詐欺
      民進黨「反核四」,結果卻給了台灣人更糟糕的替代方案(核二延役+深澳燃煤電廠)。社運團體反核而無務實的配套構想,是不負責任的作為;政黨反核而無務實的配套構想,形同詐欺。

台灣的困境
      清明掃墓,遇到一位多病而難得出門的高齡長輩。他突然冒出一句話(閩南語):「看來我們是一定要被統一了。如果一定要被統一,希望不要有戰爭。死那麼多人,實在沒有必要。」之後又一言不語了。
      台灣今天的困境,是像一個複雜的齒輪組那樣,一環卡住一環。如果沒辦法從全系統觀點尋求配套的解決方案,而只想頭痛醫頭,結果將是治絲益棼,或者徒勞無功,以致越期待變革(或獻身改革)越失望,最後終於對台灣徹底失去信心。
      廢核必須同時調整產業結構,施行有效的用電管理方案以節電,同時改善台電的輸配電效能與發電效能。
      要調整產業結構,必須同時(1)修改一大堆讓外商望而卻步的落伍法令、政策與制度,以吸引外資(FDI);(2)企業界必須有能力同時提升產品研發流程,以便將市調、產品研發與開拓外銷市場有效地同步結合,以便讓企業能從研發中獲利;但是要達成這個變革,我們需要改變企業的決策模式,以及強化跨領域系統性思考的能力,這就牽涉到企業領導人的世代交替,企業組織文化的變革,以及高等教育的變革(從知識導向與論文導向變成培養學生創新、領導與跨領域團隊合作的能力);(3)健全金融產業的制度、結構與專業能力,使金融業的獲利不是來自於官商勾結、產地皮、股市內線交易、國外基金代理銷售,而是有能力評價客戶經營能力、未來獲益與風險,以便將資金從經營不善的企業抽出,轉移到績效良好或具有未來性的企業,發揮「獎善乏惡,優勝劣敗」的金融市場效率,以便促進產業升級與次世代產業的誕生;(4)改變政府產業政策,廢除明星產業,改成制定公平競爭規則,對污染與稀有資源的耗損進行總量管制,以便在產業發展、經濟成長、財富分配、生活品質與政府公共服務之間取得最佳的平衡(社會發展總體目標),而不再是犧牲一切來製造GDP成長的假象,以便遮掩官商勾結與劫貧濟富的事實,並且以台灣人「賣肝、賣腎、賣肺」(工時與污染過高)作為經濟成長的代價。

老話重提
      但是要看得見上述的變革(即便只是緩如蝸步),首先必須要有一個全新的政黨(一個有能力從系統性思考找到配套措施的政黨,而不是像時代力量這種只有意識形態沒有腦袋的政黨)。而這個政黨的催生要靠高品質的媒體(用以教育、告知選民必要的資訊)。而高品質的媒體仰賴高水準的讀者來維繫。
      所以,最後又回到一個老問題:如果鄉民都只會叫囂,而沒有腦袋,媒體品質就不會提升,政黨水準也不會提升,官商勾結也不會消失,政黨與企業的無能也不會改善。那麼,台灣就會只能在核電和燃煤電廠之間作抉擇。
      台灣現在最大的困境就是,我們不只有慣老闆,還有草莓總統和慣院長、慣內閣、慣政黨。
      比這更糟的是,我們的執政黨和立法院都是「有權無責,胡作非為;倒行逆施,無人能奈何」!
      都是藍綠鄉民惹的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