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10月7日 星期六

寂寞也好,寂寞比較好

      小學時,看膩了漫畫書出租店裡的漫畫、武俠小說,開始看三國演義、封神榜、西遊記,也讀些「文白夾雜」的書,於是模模糊糊地知道「孤僻」、「高處不勝寒」、「曲高和寡」都是貶抑、勸誡之詞。
      後來,為了想知道「活著,有什麼值得追求的」,夜夜挑燈苦讀、苦思到凌晨,這才知道:只要你曾認認真真地活過,就會有些生命經驗是無法透過言語跟別人分享的。於是,「寂寞」變成是「用心地活」的表徵——寂寞也好。
      更大以後,看清楚成人世界的虛偽、爭權奪利、無聊可鄙,更加覺得:與其喪失靈魂,變得面目可憎,言語乏味,還不如寂寞比較好。

一、世與我而相違
      高一開學的第一天,我迫不及待地翻閱國文課本。一看到陶淵明的〈歸去來辭〉,就一句接一句地讀下去,愛不釋手。
      一篇文章不過癮,下課立即去圖書館借陶淵明的《陶靖節集》。沒想到圖書館竟然限閱兩週,我乾脆下課後就去書店買了一本商務出版社的《陶靖節集》,印刷、紙質皆粗劣不堪,卻如獲至寶。
      至今四十多年來,陶淵明一直是我心裡最愛的中國文人(另一個是〈岳陽樓記〉的范仲淹)。
      我最愛的是他的自在、真誠。家貧而求官,不以為恥;違己交病而辭官,不曾怨天也不尤人,更不曾孤高自負或貶抑他人,只淡淡然地說:「既自以心為形役,奚惆悵而獨悲?」「世與我而相違,復駕言兮焉求?」
      一樣米養百樣人,有人看得見心靈的浩瀚、莊嚴、美麗,有人看不見自己的心,只看得見塵世的囂鬧、華麗;有人愛寂寞裡的寧靜、平和,有人耐不住寂寞。既然是不一樣的人,也就「道不同者不相為謀」,沒必要再多說什麼(不管是抬舉自己,或者是貶抑別人)。
      人活著,只求盡心與無愧,沒必要跟人比高低,比輸贏。我只覺得自己比陶淵明幸運,鎮日獨居有如隱者,卻有三、四千粉絲在網路上聽我傾訴;自忖「世與我而相違」而退休,卻無須躬耕南畝,也無須位五斗米折腰,卻能足衣足食。

二、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
      寂寞是不得以的,不是求來的。可求的是「有朋自遠方來」,偏偏卻很難求到。
      「有朋自遠方來」,其樂如何?一位粉絲從大陸來,手機裡存了八百篇我部落格的文章,熟讀到幾乎都能默念;十幾天的行程,竟然都用來探訪每一處滋養我成長的地點。這一份真情,讓我十分感動,也因而更能深刻揣摩《論語》裡孔子的可能情懷。
      先來談談「遠」。據說,2,500年前的中國可能只有 1,300~3,000萬人口,跟今天比起來顯得地廣人稀。
      《戰國策‧趙策三》說:「古者,四海之內,分為萬國。此城雖大,無過三百丈者;人雖眾,無過三千家者。」如果把2,000~3,000萬人分屬一萬個城郭,則每一城內平均確實只有 2,000~3,000人,分屬四、五百戶人家,即便大城也很難超過三千戶(上萬人)。
      研究古代城市型態的人說:郭內有零星小邑散佈其間(稱為「郊」);郭內的中心地帶另外築牆為城,城內為商業與行政中心的「都邑」;郭內的都邑與郊(小邑)合稱為「鄉」,其中居民為「國民」;鄉(城與郭)之外為野與牧(合稱為「鄙」,其民為「遂」),恐怕人煙更加地稀少。
      看起來,周代的人文地理是以城與郭為中心的經濟、行政組織結構,國與國之間的貿易與交通都應該是很稀有。
      想像中,這個朋友應該是跨越數國來訪,否則就不值得煞有介事地說成是「有朋自遠方來」。但是,在那種交通不便的時代裡,人們整天接觸的都不出同一個村落裡的人,所聽聞的都是同一個國內的事。在這樣地域隔絕的時代裡,怎麼會有「朋」自遠方而來?
      根據霍布斯邦的《革命的年代》,18世紀已經有製作精良的馬車(郵車)(見下圖),但是搭乘它去長途旅行仍舊是一件苦差事;此外,工業革命之前的生產剩餘不多,長途貿易的需要極其稀少。因此,倫敦往漢堡和荷蘭的郵件每週才兩次。
      如果把時空拉回到3,500年前的西周,生產剩餘更少,交通更加地不便,誰會大老遠跨過好幾個國來造訪?旅途上的吃住又怎麼解決?如此顛波勞頓,克服萬難,為的又是什麼?
      孔子周遊列國,「求善賈而沽諸」,卻始終不能得志。因此,這個來自遠方的「朋」似非為國君求賢臣而來。至於常民百姓,要跨越國境去「訪友」,除非是慕名而來求學,或者甚至是「志同道合」,才有足夠的毅力和決心去克服無數的艱難,備齊細軟而上路。這是多麼浩大的盛情呀!
      光是憑著這樣一份盛情,就已經叫人感動;如果真的是志同道合的知己,那可是要寬解多少年的寂寞?
      想像著 3,500年前,一個一輩子無人能理解的男人,見到另一個知心貼己的男人,不遠千里地跋山涉水而來,那一份深情,豈不遠勝於男女之間因為容顏的吸引而有的膚淺愛情?

三、自我實現的必經之路
      我的高中同學裡,印象比較深的有兩個人。一個是我們那一屆的竹中聯考狀元許炳堅,一個是未經聯考而從美國轉學進來的孫以瀚。我們念高中時各自一個模樣,毫不相像;年過耳順,似乎仍舊各自一個模樣,看不出哪裡像。有趣的是,我們似乎始終帶著高中時的影子,似乎從高中的時候就已經選定了自己這一輩子要過的人生。
      許炳堅從新竹中學畢業時,平均成績超過九十分,成為日據時代以來唯一畢業成績破九十的人。他念台大電機系的四年裡,連拿七次書卷獎,畢業成績是 180人裡的第一名。在加州柏克萊大學電機與資訊學系拿到博士學位之後,所獲得的學術榮譽以及各學會的頭銜合起來幾乎可以填滿一張 A4紙。如果你拿台大、清華、交大與成大校長的學經歷去跟他比,罕有人能及他,即便是中央研究院的院士,也多的是比他遜色的人。可惜的是,他沒當過大學校長,沒當過院士。
      孫以瀚是清華大學應用數學研究所孫方鐸教授的二公子,擔任過國科會副主委。記憶猶深的是,孫方鐸教授在我高一時到校演講,說是走遍南北為孩子挑學校,看中了新竹中學。他們一家三個兄弟(洛杉磯市公共工程局工作的孫以濱,和2015年請辭的北捷總經理孫以濬)都是滿臉文質彬彬的書卷氣。孫以瀚高中畢業時以台大醫科的成績考上第一志願台大植物系,為的是要念遺傳。你如果去看中研院孫以瀚的網頁,只有研究方向、簡歷和實驗室成員,乾淨到連拿過侯金堆獎的消息都不寫。他60歲生日時學生給他辦了慶生,由他主講數十年來學術研究的心路歷程,一點都不像是混過官場的人。
      如果你去 Google 他們的名字,沒有多少筆,他們都是那種安安靜靜地做事、做學問的人,不會耐不住寂寞,跟媒體相互勾結來彼此拉抬名氣。
      我跟這兩位同學交情很淺,卻又不時會想起他們。孫以瀚是「為科學而科學」者的典型,許炳堅則堪稱我們那一屆「全台灣最會讀書的甲組學生」,以及最傑出的工學院學者(之一)。我若要跟他們兩位比起來,算不上什麼,頂多只能說,我或許是竹中前後幾屆最浪漫的學生。
      我常好奇,這兩位同學走過半百人生,他們的心路歷程跟我有多大的差異?
      至少從表象上看起來,我一直是那一個關心課外書而不受課本拘束的學生;孫以瀚曾經翻過史作檉的書,目前似乎也甘心當個發育生物學的學者;許炳堅離開台積電之後在想什麼?我不知道,不過在他投身產業界的那18年期間,一直都還保持著跟學術圈的活躍接觸。
      我是一直認真地要活出自己本真的樣子,也許他們兩位也是。我相信我們都努力地試圖活出自己最好的可能,也都耐得住寂寞,不會為了權力、名位而亂了分寸。
      不管人有多少種,我最有把握的就是這麼一件事:想要活出自己,就要學會寂寞,甚至愛上寂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