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說,正在 Netflix 上演的日劇《四重奏》只有兩個主軸:所有的人都在說謊,而且所有的人都在單戀。還有人說,它是在刻畫四個魯蛇的晦暗人生。這似乎吻合劇中的兩句經典台詞:「比起藍天,我更愛灰暗的陰天。」和「懷抱理想的三流人物,只能算是四流。」
但是,如果你能從本居宣長的「物哀論」去審視這一部日劇,將會有更深層、細膩的體驗,因而相信:它確實有資格榮獲24項日本與國際的大獎。
底下我將直接利用本居宣長的「物哀論」分析這個日劇的一些精華,以後再另文說明本居宣長的「物哀論」。
誰在說謊:「知物哀」與「不知物哀」的觀點
餐廳鋼琴家班傑明瀧田謊稱「餘命九個月的音樂家」而到處演奏,大提琴手世吹雀(小雀)隱瞞她的過往去接近卷真紀(真紀),第一小提琴手卷真紀甚至偽造身分並且最終入獄,而中提琴手家森諭高(中提琴手)隱瞞他已婚的過去,餐廳的服務員有朱甚至是不擇手段地謀取財富且成功地釣上白人的富高帥。
表面上看起來,每一個人都在說謊。然而你若從本居宣長的觀點去看,上面的說法乃是不辨是非的刻板印象,是「不知物哀」者的觀點。
要知道「知物哀」與「不知物哀」的分野,就要先了解「物哀」。
本居宣長說:「所謂『物哀』的真意,說得更詳盡點,就是對世間萬事萬物、形形色色,不論是目之所及或耳之所聞,抑或身之所觸,皆用心體會,用心判別,知『事之心』,知『物之心』,知『物哀』也。」
此外,「見聞他人的不幸或感傷,體會他人的悲傷,是因為知道其悲傷所在,也就是能判別之心。」「理解他人的悲傷心情,而自己在心中感受到那份悲傷,是物哀。」
也就是說:「知物哀」的人有能力敏銳地覺察自己與他人內心的感受,尤其是那些幽微而難以覺察的感受,或者另有苦衷而不變告人的隱情;而「不知物哀」的人則欠缺這種能力,只會從能看見事物最粗略的表象,對他人的感受嚴重地欠缺理解、體恤與包容的能力。
從這個角度看,表面上小雀是跟爸爸聯手演出「超能力少女」的騙局;實際上她年幼無知,有可能誤以為這只是一場無傷大雅的鬧劇(就像我們在逗弄小孩、朋友或親人那樣),或者只是要取悅父親(「孝心」的不當表現)——總之,她只不過是父親利用來行騙的工具,而不是從犯。
因此,知物哀的人會從跟她的交往中體認到她的為人與真心,並且主動去揣摩、體察她可能的隱情和苦衷,甚至根本不會(不需要)直白或白目地去問她「事實究竟如何」。
就像真紀,因為偽造身分而被警員懷疑跟她父親的死有關。然而對真紀的真心一向缺乏認識的丈夫卻能主動想到:真紀是個善良的人,不可能謀害繼父;因而偽造身分的目的只是要讓山本彰子(真紀的真實身分)從世上消失,藉此中斷她繼父對意外地撞死他母親的人無止盡地勒索。[注一]
中提琴手家森諭高被說成是「愛講道理的人」,其實他在劇中扮演的是向觀眾提示「知物哀」的角色。當他跟其他三人第一次在別墅共餐時,就是他提出來:不是每一個人都喜歡在炸雞上面淋檸檬汁,應該先問共餐的人「你要不要淋檸檬汁」,再決定要不要為他服務。這就是一種「知物哀」的態度。所以,當真紀說「我欺騙了你們」時,他真心地回答:「妳沒有。」因為,他可以從自己不欲人知的過往體察真紀可能另有隱情,更重要的是,他有能力確知真紀是用真誠的感情在跟他們相處、互動。
至於小雀,她既是一個「知物哀」的人,又能從自己隱瞞身分的苦衷去體察真紀可能另有難言的隱情,因而只問真紀「妳希不希望我們相信妳」,而根本不覺得需要問什麼是真相。或者,就像小雀說的,「真正的感情是會流露出來的」。
這一句話恰恰點出這部日劇裡暗藏的一個主題:只有文字和語言會說謊,唯有通過音樂或朝夕相處時的互動而真心流露出來的感情才是不會說謊的。
可惜的是,唯有「知物哀」的人才有能力敏銳地覺察到真心流露的情感,「不知物哀」的人卻老是相信文字和語言,所以被八卦媒體欺騙與愚弄,根據表象與流言評價一個人的好壞與善惡。
那麼,劇中的人都是好人?也不是。有朱的確不是好人,但是最誇張(反諷)的卻是新聞媒體:新聞媒體本來應該要報導事實,然而八卦媒體卻不查證事實而到處亂灑狗血,害得無辜的小雀到處被排擠而不得不隱瞞身分;真紀與繼父的死無關而被不起訴,卻被八卦媒體宣染成謀殺繼父的嫌疑犯,害得真紀也到處被排擠而找不到容身之地。
當一個人試圖隱瞞事實的時候,有時候是出於惡意(欠缺真情與真心),有時候是出於不得以或另有隱情(沒有說出事實,但是並無惡意)。「知物哀」的人知道這個差異,會用心去體察與分辨;「不知物哀」的人不知道這個差異,沒有能力體察與分辨。
其實,最大的謊言並非欺騙別人,而是欺騙自己。鋼琴家班傑明瀧田曾經錄過一張唱片,然而早已走下坡而不肯承認,謊稱只剩九個月的餘命去騙取演出的機會,卻自欺欺人地相信自己依舊是個「現役」的音樂家。
而劇中四個提琴手則跟班傑明瀧田不同,他們願意承認自己不是一流的音樂家,願意放下身段去爭取每一場演出的機會,甚至在街頭表演,只要有任何人賞錢就是一種肯定,甚至只要有任何人從中得到歡樂也是一種肯定。此外,他們一方面各自找其他工作來養活自己,一方面利用餘暇認真勤練。
他們代表的不是四個魯蛇,而是四個平凡人,認認真真地想要活出屬於自己真實的人生。不過,第四節再來細談這個話題。
真情、真愛、真心、真實:單戀與苦戀
真紀愛她丈夫,但是他丈夫已經不愛她而逃走了;生於名門音樂世家的別府司愛真紀,兩度告白,卻只換來「謝謝」;小雀愛別府司,也愛真紀,卻只能努力促成兩人的好事,而自己在夢裡想像著跟別府司的甜蜜;家森諭高愛小雀,卻只能在她睡著後才跟她說「我是認真的」。
四個年過30的男女,熱愛音樂卻沒有專業的能力和才華,只能單戀而不能「有情人終成眷屬」。這樣的人生?偏偏,這樣的人生就是絕大多數人(超過90%的人)真實的一生。
你是要像班傑明瀧田那樣自欺欺人地活在虛假的謊言裡,還是要誠實地面對自己的人生?
真紀嫁給了卷幹生,婚後才發現丈夫喜愛的詩集她看不下去,丈夫喜歡的戲劇她覺得乏味;而卷幹生則發現原本高貴的音樂家變成了平凡的家庭主婦,變成了他「不喜歡的人」。他們對婚姻的期待完全相反,然而卻都不敢向對方告知事實,卷幹生甚至不敢告訴太太他不喜歡在炸雞上面淋檸檬汁。這樣的「有情人終成眷屬」,真的會比坦白相處、彼此關懷與支持的「單戀」更好嗎?
卷幹生最後選擇了離婚,真紀也坦然接受。
從《源氏物語》開始,日本文學終究充滿了各種單戀和不為禮法(社會)所容的不倫戀。有些人寫這些具有爭議性的故事是為了嘩眾取寵與銷路(商業利益),有些人是因為它們比「修成正果」的愛情更真摯而深刻,卻更不容意被理解,因而也更值得被深入地探討和呈現。
從「物哀」的角度看,本居宣長這麼說:「如果不寫戀情的事,就難以深邃細膩地表現人情,就難以寫出那種令人壓抑不住的、深深縈繞於心靈的物哀感覺。」
另一方面,本居宣長說,日本傳統文化從神道思想裡繼承了一個不同於儒教與佛教的核心價值:真實、真誠、真愛與真心(まこと)才是人間最可貴的,甚至比人為的禮法、倫常秩序更重要,至少重要到絕不能因為後者而抹殺前者(否則就是「不知物哀」)。
若朝這個方向繼續延伸思考,那麼單戀與不倫戀都是最苦的戀情(不會有回報,難以圓滿),卻也是最真心(真摯)的愛情,甚至比一輩子都不離婚卻有名無實的夫妻情還更真摯深刻。
也就是說:沒有結果的苦戀(單戀和不倫戀)才是最深刻的「物哀」。所謂的「深刻」有兩個意涵:其一,它最刻骨銘心,深入當事人內心的最底層(愛得最深,也痛得最深,苦得最深);其二,這種愛最「不足為外人道也」,因為它違背一般人對愛情的刻板印象,甚至違背一般人刻板的道德、禮法和功利思想,也因而是「人心中最幽微而難以為人所知的感情」。
然而本居宣長又說,刻畫不為人知的物哀乃是文學的初衷:「無論歌、物語,不分其善惡、邪正、賢愚,唯如實寫出自然所思之真情實感。...... 閱讀之人感知到人之真情,便是『知物哀』。」
也就是說,自有和歌與物語以來,日本文學的一貫傳統就是用文字刻畫各種真實的人性、人心與感情,尤其是那些幽微難察的部分,以便讓讀者對真實的人性、人心與感情有所了解,使讀者「知物哀」。
從這個角度看,「真心地愛一個人」比有沒有結婚更重要,「真心地愛音樂」也比在音樂界的專業成就或回報(收入與名氣)更重要。
最重要的你是否還真誠地熱愛著某人、某事或某物,回報(圓滿)與否則是次要的。有一顆炙熱的(熱愛)的心,生命就是活著;一旦失去熱愛的心,表面上圓滿的婚姻或舉世肯定的音樂技藝都不值得肯定。
四重奏的四個人都平凡的人,注定只會有平凡的人生;但是他們願意真誠地面對自己而不自欺欺人,更可貴的是他們都真誠地熱愛音樂,也都能真誠地愛人。
這樣夠嗎?單戀不也是一種自欺欺人嗎?要回答這個問題,得先回答另一個問題:什麼是婚姻、愛情與親情?
什麼是夫婦:愛情、友情與親情
小雀的身分曝光了,她從別墅逃走。真紀到醫院去,小雀的父親看她一眼,誤以為是多年不見的女兒而甘心地嚥下最後一口氣(是「誤會」而不是「善意的欺騙」)。
然後真紀在街上看見小雀,勸她一起回別墅。她對小雀說:「我們的衣服都丟在同一個洗衣機裡一起洗,甚至連內衣褲都一起洗。」如果你知道日本人的潔癖,就知道這種「毫不見外」的舉動只有家人之間能。這一句話打動了小雀,因而跟真紀回到別墅去。
這不就是「家人」嗎?他們四個人住在別墅裡,共煮共食,相互支持,各自想辦法找外快或正業來賺取四個人所需要的生活費,而別府司則努力地爭取讓四人免費住在別墅裡,降低大家的生活費用,以便大家還有餘暇在週末一起練琴、演出,而不需要在龐大的生計壓力下徹底放棄對音樂的熱愛與理想,也不需要像班傑明瀧田那樣偽裝成「餘命九個月的音樂家」來騙取同情。
劇中一個主題是:什麼是「夫婦」?真紀說是「像家人」,可以相互體貼、支持和倚賴。別墅裡的四個人像家人一樣嗎?絕對是,甚至比家人更親:別府司的弟弟不理解他也不曾真心地支持他,小雀和真紀在別墅裡得到父親和繼父所無法給予的關愛與支持,家森諭高含淚揮別妻子和兒子,卻在別墅裡得到家人所無法給予的關愛。
四個人的心裡都有著單戀的苦楚,卻又有著家人的溫馨,以及志同道合者的相互砥礪。這種既溫馨又苦楚的感受,讓我不禁想起小津安二郎《秋刀魚的滋味》。真實的人生總是百味交雜,沒有單純的喜悅,沒有單純的痛苦;好的文學與戲劇就是去刻畫其中值得人知卻不為人知的「內心世界的真實」——而不是像陸劇與韓劇那樣地恣意渲染,濫情到脫離現實,只為了讓鄉民們陶醉在不可能的幻想裡。
當「物哀」與「真」(まこと=真實、真誠、真愛與真心)相結合時,可以產出許多種可貴的文學、藝術作品。也因此,本居宣長眼中的「物哀+真」成為貫穿日本千年文化的價值核心和美學根源。
另一方面,小雀不想去見臨終的父親,也不願意去見他的遺體。她問真紀:「難道只因為是家人,就必須去看他嗎?」接著,她讓真紀知道生父的惡行後,真紀貼心地說:不用去見他了,我們回去吧。
小雀是個絕情的人嗎?她在居無定所的情況下,把媽媽的骨灰所在置物櫃裡,不時去探望。她不是絕情的人,然而她實在不願意去見那個「壞人」(不知物哀)的父親。其實,真紀又何嘗願意去見她自己的繼父?「知物哀」是體諒人的委屈,而不是當一個不辨是非曲直的爛好人。
另一方面,《四重奏》的編劇坂元裕二也一再引導觀眾去自問:婚姻是什麼?愛情是什麼?夫妻是什麼?我們一定要為婚姻、愛情、夫妻下個定義,把它們塞進一個僵固的公式裡,使它們變成「名存實亡」的虛假關係嗎?
換個角度看,扼殺夫妻感情的,不就是各種僵固的意識形態與公式化的「夫妻義務」嗎?
輕與重:平凡而可貴的人
《四重奏》的海報上寫著這樣的標語:「30 歲。無論戀愛還是人生,都無法盡如人意⋯⋯」四個平凡的人(或者說「95%以上的人」),要如何去面對平凡而不如人意的人生?
第一集開門見山地說:「我們沒能成為憑自己的愛好過活的人,沒能把它當作正職的人必須做出決定:是要把它當成愛好,還是繼續當成夢想。將它變成愛好的螞蟻很幸福,將它夢想的蟋蟀則是滿身泥濘 。」其實,不只是面對自己的愛好,還包括面對自己的愛情、婚姻與職業,平凡的人都會發現自己的現實跟曾經有過的夢想有著可觀的距離。
接著,班傑明瀧田上場,讓四位主角和觀眾們目睹蟋蟀的下場。
到了最後一集,又用一封陌生人的來信質問這四個明明不具有專業演奏水準的人:「我覺得很不可思議,這幾個人明明就是一縷煙,你們是為何而演奏呢?不如早點兒放棄好了。」
要說他們的演奏只是一縷輕煙,瞬間就消失,如同不從發生過,也不會有任何人在乎它的有無,真紀的婚姻與愛情又何嘗不是?他們的人生又何嘗不是?那麼,要不要乾脆連愛情、婚姻與人生都一起放棄?反正通通都是無足掛齒的一縷輕煙!
所以,表面上問的是「要不要放棄演奏」,骨子裡問的卻是:要不要放棄你所熱愛而無法成就的一切,自認平凡地過著像「原麵包」一樣的人生(表面上沒有缺點,實則沒有任何特色——抹殺自我之後的無個性、無自我、無熱情、無心)?
編劇坂元裕二的回答,就在他們最後一次的共餐裡:雖然「炸雞」的主角是「炸雞」,而香菜只是配角,然而你不該漠視香菜的存在——不管多麼卑微,上菜(擺盤)時卻不能沒有它,否則看起來就是會很單調、乏味,甚至引不起食慾。然而當真紀、別府與小雀把它當作一種多餘的裝飾品而挪開時,恰恰有如陌生人的來信那樣地粗魯——如果自己不願意被當作人生中多餘的存在,就不該把香菜當作多餘的累贅那樣地挪開。
不過,如果從「物哀」與「真心」的角度去看,答案不太一樣:人間最可貴的是真心、真情、真誠的摯愛,演奏的目的是分享自己的情感,只要自己感到喜悅就以足夠,如果還有人因而感到喜悅,更加證明了這四個人的存在是有價值的。
最後,他們坦承自己不可能成為全球頂級歌劇院裡專業的演奏家,甚至一生中也大概只有一次登上正式演奏廳的機會(雖然利用媒體炒作的時機,然而並不是像班傑明瀧田那樣地靠詐欺和他人的同情,也坦然接受不滿者丟上台的空罐和失望地逐一離場的觀眾),然而他們依舊珍惜每一次演出的機會,甚至珍惜在街頭的表演,只要有人駐足聆聽都是快樂的。另一方面,他們坦然地去找各種能養活自己的工作,沒有擺出任何的姿態或刻板的堅持,只剩下真摯的熱情。
如果問本居宣長,他會說:大和民族的每一個人都是天造大神嫡系或庶出的子孫,只要懷著真心與真情活下去,每一個人的人生都是值得的。
最可貴的是真心與真情,至於成就、偉大、輕煙,都是人類的形容詞,不足掛齒——假如連人所創造的禮法與道德都不比真(まこと)更重要,人間的物議、不知物哀者的評斷與八卦又豈能跟真心與真情相抗衡?
平淡無奇的「物哀」:日本文化的特色
讀完以上的分析,有些人或許覺得「物哀=體察他人內心的真實感情、委屈與隱情」和「真」(真心、真情、真誠、真實的人性)這兩個本居宣長所重視的原則好像不言而喻,平淡而毫無特色,有何值得一提的?
然而日本文化的精髓,往往都是「看似平淡無奇,實踐起來卻絕不容易」。譬如,生魚片和握壽司看起來都平淡無奇,要做到讓人「驚艷」卻絕不容易。而且,一旦做到極致,其值得讚嘆的程度絕不下於任何文化(異國美食)。
於此類似地,「物哀」與「真」都是「說來容易作來難」。譬如,什麼是「真實的人性」?要回答這問題可是一點都不容易,它需要我們克服一切的意識型態、預設的價值判斷,以及表層的、膚淺的刻板印象,這容易嗎?
此外,想要體察他人內心的真實感情、委屈與隱情(物哀),又何嘗容易?如果你對自己的內心世界不夠敏感,怎麼有可能會體察得到他人的內心世界;此外,每個人的際遇有限,對於截然不同於自己的他人,我們真有把握體會得到每一種人內心幽微難查的情感、苦衷與委屈嗎?
別說一般人很難做得透徹,連原本「應該」很敏感的文學家、藝術家也不必然能做得透徹。
然而本居宣長(1730-1801)卻在兩百多年前就勇於跳出桎梏江戶時代的日本漢學,而獨排眾議地將這兩者揚舉為日本文化固有的價值核心;而且他還說這樣的靈感得自《源氏物語》(成書於西元1001-1008年,約當中國的北宋初年)。如果這是事實,那確實絕非簡單的事。
未來,我將就這個問題另撰一文討論。
註解
[注一] 真紀一心想要當個平凡人,因而樂於貫上「卷」這個平凡的夫姓,跟她丈夫結婚,當一個平凡的主婦。然而她丈夫對此卻一直毫無所知,直到最後在獄中跟警員對時才體認到,因而痛哭流涕。